在网络上听取民意，并积极回应公众的各种质疑，应成为当前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基本职能。
2009年8月，有关“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信息在网上广为流传。有报道称，该信息引自国务院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等多家权威机构的联合研究报告。
2009年8月6日，国务院研究室授权新华网针对该信息发布严正声明，否认与其他部门开展过任何联合研究，更没有发布过任何联合研究报告。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机构也纷纷通过媒体辟谣，称这些信息来源纯属子虚乌有。
但这些迟缓的声明，并未能有效阻止该信息在网络上的肆意蔓延，网络传播的能量和放大器功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我国网民以网络为平台，在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由于有关部门对网络舆情缺乏科学有效疏导，以致负面影响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还引发和扩大成为影响恶劣的公共事件。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要让网络发挥社会效益，各级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转变执政观念，同时健全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让网络既成为民众表达意见的场所，也成为政府听取民意、提高执政水平的信息源。
网络彰显“草根力量”
我国民间力量的快速成长，始终是与网络相辅相成的，并在网络上形成一个决策高层和传统媒体都关注，并产生互动的公共舆论场。
无论从“华南虎照事件”当事人被判刑到“史上最牛房管局长”被立案调查，还是从深圳海事局官员猥亵女童被“双规”到“邓玉娇案”，以网络维护权益、畅达民意、鞭挞腐败，已成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手段。
“同传统的广播、报纸、杂志、电视相比，网络对信息的传播具有更快、更广的优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电脑的普及，网络这种传播力量将会更加突出，并成为发展前景极大的强势媒体。”
“现实中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不足，正好可以通过网络弥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分析说，“在信息化时代，实际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另一个是由互联网、手机等媒体形成的新兴舆论场。”
北京市政府一位年轻干部私下告诉记者：“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做了，稍不注意，即使出现很小的一个事故，若处理不当，经过网络传播的推波助澜，也可能会被发酵到可怕的程度。”
2009年7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已达3.38亿，较2008年底增长13.4%，继续领跑全球；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已达1.55亿，占我国网民总数的一半左右。
报告还显示，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宽带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等三项指标仍稳居世界第一，网络普及率稳步提升。
“我国数量庞大的网民已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且不吝于将之发挥出来。”尹韵公认为，“他们在网上发表意见、交换信息，把一些生活中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不断地提出来，以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使问题得以快速解决。”
“双刃剑”作用需警惕
有关专家认为，网络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但若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也有可能使一些原本不会发生，或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情，演化成一种公共事件，造成严重后果。
例如，“石首事件”值得检讨。2009年6月17日，一个青年的非正常死亡，如同2008年同期的贵州“瓮安事件”一样，让湖北省石首市迅速占据国内外各大媒体头版位置。
但不同的是，当年瓮安县政府迅速澄清事件真相，有效阻止了事态发展。但石首市政府却因封堵舆情信息，让流言和谎言通过网络进一步传播，加速了事态的恶化。特别是通过滥用警力等手段强势介入，更是造成民众与政府对立，一度引起局面失控。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罗彩霞事件”“处女卖淫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事件，最后都上升为社会公共事件，且在真相大白之前，已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事件都呈现出相同的规律，就是每当一个局部事件发生，流言和谣言通过网络迅速传播，网友发帖，引起众多跟帖，带来更大规模点击和评论，然后被门户网站转载，人们再用手机或即时通讯媒体向亲友群发，传统媒体迅速跟进，最终酿成社会热点事件。
随着网络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网络传播途径也呈现多样化。比如跟帖、论坛、网上调查、网上签名、电子邮件、博客或个人空间等。此外，还有即时通讯群和移动电话短信。网民的意见、情绪与态度等，通过这些途径向现实社会传播。
“大多数网民在网上传播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极易受到‘匿名身份’的‘网络非理性’左右，易产生非理性的判断和情绪。如果缺乏正确疏导，就容易使初衷偏离方向。”在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看来，“平息这类事件，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更容易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
信息不对称是关键
受访专家认为，网络传播反映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但在网络舆论事件此起彼伏的当今，有些地方政府官员还不懂网络传播的规律，在应对网络舆论压力时显得束手无策。
“有些政府官员对一些可能诱发公共事件的问题看不出苗头，看不出问题背后的民意和诉求，以致酿成大事件。”李成言认为，“很多网络事件看似个案，但在网民心中，已有多个类似事件的积累，一旦有个事由，必然会集中爆发。加上事件发生后，有些官员不善于积极应对，使情况越来越糟。”
据有关专家介绍，在危机公关和议题管理上，最好是事件发生后12小时内作出反应并启动应急预案。但记者发现，以往政府部门的回应，多数仍是事后的、被动的，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由于失去向公众传达全面准确信息的第一时间，为流言和谣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间。
“由于网民身份匿名，以致少数人缺乏为自己在网络上的非理性行为承担责任的意识。”尹韵公认为，“网民情绪化地参与网络传播，若再有敌对势力想利用网络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会使网络传播更具有冲突性、震荡性和破坏性。”
多位专家还认为，社会身份地位冲突、利益冲突，是构成了网络大事件的基本要素。记者调查也发现，以往的网络事件冲突中，给人印象往往一方是弱势，比如儿童、妇女、农民等，另一方则是强势，比如富人、官员等。而网民的情感倾向，一般定势在弱势一方，以致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除社会身份地位冲突外，与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公共事件“易燃点”。比如周久耕事件之所以引发舆论热潮，本质并非官民冲突，而是利益冲突。作为房管局长的周久耕，声称要惩处低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这必然激起期盼房价下跌的主流民意的强烈反弹。
“网络没有属地划分，可在现实中，各地警方基本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一位干警告诉记者，“网络舆论事件的特点，是各地网民就某一地的某件事形成快速的、规模性的聚集，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短时间内整合现有资源，做到快速联合反应，确实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每天新增网站近3000家，其中大部分是体制外的商业网站，再加之外资大量进入我国互联网企业，都增加了网络监管的难度。
受访专家认为，网络传播对传统的监控体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相关部门亟待提升管理经验，完善相关机制。
网络风险已成“新考”
网络已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并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受访专家指出，网络越是发展，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就越大，社会风险的治理成本也越大。如何认识、把握、管理网络舆论场，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政府舆论监管部门应主动关注网络舆论的动态，研究网络舆论特点，对某个负面信息反映了哪个阶层的呼声、会不会迅速传播、是否会引发一场危机等进行评估。”齐善鸿提醒说，“对于哪些情况下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要做到心中有数，争取做到把工作重心，由被动应付转移到主动化解上。”
“遇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回应，迅速澄清事件真相，稳定网民情绪。”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认为，“可利用领导信箱、领导博客等手段，或请政府官员、专家以及当事人进行网络访谈，对网民表达的意见作出及时解答，正确引导网上舆论。”
“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并非虚拟，而是现实的，通过法律对网络以及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建议，“目前我国网络立法已有了原则性或指导性的规定，但仍应建立并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体系，对语言暴力，散布色情、虚假信息等网络不良行为进行明确规范，对网民产生良好的行为引导性和后果预见性。还应注意强化对网络运营商监管责任的规定，使其更好地履行网络监管职责。”
在网络立法方面，国外有些做法值得借鉴。例如，1996年9月，英国颁布了网络监管行业性法规《3R安全规则》，“3R”分别代表分级认定、举报告发、承担责任。1996年7月，新加坡宣布对互联网络实行管制，并实施分类许可证制度。澳大利亚对网络内容的监管是先从地方政府推行，西奥省于1995年通过《检查法案》，直接规定业者对网络传播的内容负责。该国议会于1999年6月通过《广播服务（网络服务）修正案》，对互联网上的内容监管作出规范。
“作为网络警察或政府网络管理机构，要有公开的标志，如果网络出现有害信息，应及时公开地提醒公众，对散布不良信息的网民，要公开依法处理。”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对网络管理要防患于未然，这比事后追责更具效果与善意。”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网络舆情危机处理技巧与策略已成为热门学问，“但归根结底，唯有怀着一份对民意的尊重和感激，具有应对危机的技巧和方法，才能真正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