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十三年（617），隋太原留守李渊见隋政权即将崩溃，便杀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随后仅几个月就迅即占领了关中，攻下西京长安。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恭帝，实为傀儡。次年，炀帝崩，李渊便废掉恭帝，自立为帝，建国号唐，改元武德，李渊就是唐高祖。唐建立之初，仅有关中一隅和周围地带。其他各地为隋末以来各地的地方割据势力所充斥。唐王朝自武德元年（618）至贞观二年（628）十年间，先后消灭了河西、陇右地区的薛举父子和李轨、山西的刘武周和宋金刚、东都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江淮地区的杜伏威与辅公袥以及朔方的梁师都等割据势力，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唐朝的建立
玄武门之变随着唐完成全国的统一，唐政府上层统治内部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军功显赫，地位渐升，逐步与太子建成之间产生矛盾，双方展开了一场旨在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626），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以突厥进犯为借口，共谋调动秦王府的兵将，力图剪灭秦王李世民的势力。李世民与谋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识破其计，并抢先在宫城北门即宣武门设下兵士，射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随后，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同时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1实权落入李世民之手。同年八月，高祖宣布禅位，太子李世民登上帝位，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太宗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在位共二十三年，期间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即位后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重视发展社会生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人口大量增加。史书记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2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足见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安定。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是以唐太宗为首的一批君臣历经隋末农民战争，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第二，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人民渴望安定生产生活，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者做出了顺应民心的种种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最后，自高祖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也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武周政治到“开元盛世”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承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局面，国力强盛，朝中拥有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因此在高宗统治前期社会政局较为安定，经济发展，取得对突厥和西域地区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高宗晚年体弱多病，权力逐步转移到了武则天手中。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早年为太宗朝才人，太宗死后，她一度出家为尼。高宗即位后召其入朝并立为昭仪，不久再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是一位“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女子，学识才能过人。唐显庆五年（660），高宗“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武则天开始参与处理政事，逐步形成了高宗与武则天共掌朝政的“二圣”格局。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朝中大权尽落入武则天之手。武则天先后废掉了其所立的李显和李旦两位皇帝，宣布临朝称制。载初元年（690），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十五年，期间采取了修《姓氏录》和武力打击等一系列措施打压士族势力，抬高庶族地位。她还广开言路，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例如名相狄仁杰、张柬之和将帅张仁愿、郭元振等。后来唐玄宗时期的许多名臣姚崇、宋璟等人也都是武则天所选拔而来的。另外，武则天首创武举，用于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武则天同样重视农业生产，规定以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标准。由于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武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效。武则天时期也采取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政治举措，她为剪灭异己，以授官鼓励告密，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等制造了诸多冤案。武则天还放手任官，造成官吏队伍膨胀。她个人笃信佛教，广建寺观和各种佛像，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到了武则天晚年时期，社会矛盾逐步开始尖锐，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国家陷入了衰退之中。
开元盛世武则天晚年身染重病，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御林军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武则天于705年底病死洛阳。中宗昏庸怯懦，政权落入皇后韦氏和其女安乐公主之手。景龙四年（710），皇后韦氏毒死中宗，立太子重茂为帝。韦后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并欲仿武则天做皇帝，阴谋加害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合谋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废掉少帝重茂，扶植李旦登上帝位，是为睿宗。随后，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曾拥立有功的太平公主逐渐与太子矛盾尖锐。先天元年（712），睿宗禅位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太平公主欲加害玄宗，实现其政治野心。不料玄宗先发制人，率禁军杀太平公主党羽，太平公主被赐死。至此，武周末年以来动荡的政治局面结束，整个社会重新稳定下来。玄宗即位后，针对时弊，任用名相姚崇、宋璟等人，以贞观为榜样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社会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他安抚王室贵族，同时又严格执法，抑制部分权贵，限制佛教的发展，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重视教育文化的发展。经过上述的改革措施，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国力日臻鼎盛，史称“开元之治”。这是继“贞观之治”后唐朝的第二个盛世局面。
社会经济
唐朝前期，沿用隋朝的均田制，但在细节上作出了一部分修改。即取消了对妇女、奴婢和耕牛的授田；增加对杂户、官户、工商业者以及僧道的授田；对于贵族的授田规定更为完备；逐步放松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均田制实施之初，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是政府掌握的土地数量有限，农民授田的数量普遍下降，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尤为明显。而且在授田过程中，对贵族和地主的授田数量数额较高，加上对土地买卖放松了限制，使得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唐朝中期以后，均田制逐步走向瓦解。
1.唐朝赋役制度的变迁
唐朝的租庸调制也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一种赋役制度，是在隋朝的租调力役制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唐朝的租庸调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每丁每年要上交租（粟二石）、调（绢二丈、棉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因各地情况而异），服正役20天，同时规定每丁若交足相当于正役的足额绢或布，就可以免除力役。这种“输庸代役”的方法，突破了隋朝50岁以上才能以庸代役的限制，形成了正式制度。这种制度的推行，使得农民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生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处境。对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农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均田制的瓦解，租庸调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最终被两税法所取代。
两税法唐朝中期以后，由于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制已无法为继。在土地的迅速转移之下，租庸调制已经变成单纯的人丁税，落到了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原有的租庸调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为整顿税制，解决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政府下令废止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两税是指夏税和秋税，其征收的时间在杨炎奏本中所提到的是“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两税法规定：“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户税是按资产多寡将天下户分为九等，按户等征收税额。地税则是由唐初的义仓地税演变而来。两税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赋役制度的一次大的变革，此后两税法被沿用了八百多年。两税法的实施有着一定的积极进步意义，首先，改变了过去那种以人丁为主的征收方式，改为“舍人税地”，即所谓的“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为丁中，以贫富为差”。这也意味着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弛。第二，两税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税收不均的状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缓解了唐政府的财政危机。按照两税法规定：无论主客户都必须按照田亩资产多少交税，贵族、官僚、富商大贾也必须交税，扩大了唐政府的税收来源。当然，两税法实施之初，也有着许多弊端。两税征收的主要物品是谷物和钱，钱通常是折纳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钱越来越贵，物价越来越低，百姓要遭受商人的盘剥，受制于物价的波动。加上唐末政局动荡，战事频繁，唐政府在两税之外还加派了诸多的苛捐杂税，如青苗钱、纽配、税草、摊征、加耗等，普通百姓所承担的赋税与以前相比依然是有增无减。
2.经济的发展
唐朝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垦田面积的扩大、新型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等方面。唐朝的水利事业较为发达，不仅修复了西汉时期的许多水利工程，而且新建了许多灌区，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也发展了水利事业。关中平原自汉朝以来就是农业生产重地，有许多水利事业，但其间由于国家政局动荡，许多水利事业遭到了损毁。到了唐朝，这些被损毁的水利项目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唐武德年间，成功地自龙门引黄河水灌溉韩城良田六十余万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引黄灌溉。唐朝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较大的革新，著名的“江东犁”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江东犁”即“曲辕犁”。江东犁的出现是我国耕犁史上的一次革命，关于江东犁的介绍载于晚唐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江东犁可以在低速牛力的情况下，满足碎土的要求，且耕深受耕宽的限制较小。从陆龟蒙所记载的情况看，江东犁在江南地区已经普遍使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据元朝的《王祯农书》载，经过局部改造的江东犁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此外，唐朝新的水利工具翻车、筒车等灌溉工具的出现都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唐朝也出现了一些比较著名的农学著作，如武周时期的《兆人本业》、韦行规所撰的《保生月录》一卷以及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等。此外还有陆羽的《茶经》以及李石的《司牧安骥集》等专业性著作，它们分别是茶和兽医方面的作品。这些农学著作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农业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有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加上普通百姓的辛勤劳作，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农业生产达到了顶峰。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尽管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但是依然反映出唐朝开元年间的农业发展，粮食充足，百姓安居乐业的状况。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状况下，唐朝的人口也逐年上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全国共有891万户人家，人口达到5300万，达到了唐朝人口的顶峰。
唐朝的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纺织业、制瓷业和造船业与以往相比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唐朝的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为政府征调的各类工匠和丁夫，还有少量的官宦家的奴婢、番户、杂户和刑徒等。工匠有短番匠和雇匠之分。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的个体家庭副业，其次是私营手工业者经营的作坊。整体上比较，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体系完整，个体手工业则规模较小，处于次要的位置。唐朝最为发达的手工业部门是纺织业，主要特点是丝织物的品种花式繁多，染色技术大大提高。唐朝前期的丝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是河南、河北以及江南地区等。到了唐朝后期，南方丝织业开始超过北方，特别是江南的吴越一带，已经成为当地的丝织业中心。造纸术在唐朝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主要产纸地区多分布在南方，其中以宣州的宣纸和益州的薛涛笺最为有名。唐朝时期制瓷业也取得了十足的进步，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生产的瓷器在当时最为有名。邢窑生产白瓷，越窑盛产青瓷。唐朝瓷器的杰出代表唐三彩，是我国古代陶瓷器中的珍品。造船业也有所发展，除了官方营造的御舟、战船和漕船之外，民间的私制舟船很多。唐朝的造船业集中在江南的扬州、金陵、洪州等沿江沿海地带。除此之外，唐朝的制茶业、冶矿业等其他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3.唐朝的商业、城市和交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唐朝的商业也逐步繁荣起来，表现为市场的兴起，商人队伍的扩大。著名的市场集中在东西两京。西京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东都洛阳所设的南市、北市、西市都是当时重要的专门性的商业区。除了京都地区及地方州县治所中设的市场之外，农村集贸市场也逐步发展，在一些水陆交通要道，往往设有草市、虚市、野市等不同的集贸市场。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人队伍的扩大，他们中既有贩卖物品的行商，也有经营性的邸店、客舍的生贾等。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载：“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的就是行商。城市的兴起也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唐朝出现许多著名的大城市，在当时的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西京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它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纵横相交的大街将城市住宅划分为108个坊。东市、西市是专门性的商业区，分列在城东和城西。盛唐之际，这里的人口达百余万，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东亚朝鲜的平壤和日本的京都就是仿唐长安城所建。东都洛阳为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处于运河漕运的中心，战略地位重要，胡商和国外的客商经常云集此处。此外，南方的益州（今属四川）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广州、泉州、明州等也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到了唐朝后期，扬州和益州的地位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上升，有“扬一益二”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