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了唐朝的辉煌，五代十国的动荡，当历史的车轮驶向宋朝时，华夏文明迎来了一个新的开端。宋朝有北宋和南宋之分，宋王朝一直被认为是个柔弱的王朝，因为与国威远播的唐朝相比，它可谓是望尘莫及。宋不但不能对其周边国家造成强大的威慑，相反自己却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慌之中。然而有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宋朝是个重要的王朝。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及于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宋朝有着前朝所无法比拟的发达的经济，且其科技文化也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北宋的建立及其统一中原的战争
960年春，后周的禁军统帅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被众兵士“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国号为宋，定都开封。此即“陈桥兵变”。赵匡胤即宋太祖，而他所建立的宋朝史称“北宋”。北宋建立之时，外部环境十分恶劣，北有强大的辽及其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林立着后蜀、南平、楚、吴越、南唐、南汉和闽等诸多割据政权；其内部形势也不容乐观，有心怀不轨的后周节度使李筠、李重进之流。面对这样的局面，宋太祖用了三年时间平息了内部的叛乱，巩固了其在中原的统治，然后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针。
963年正月，宋太祖出兵湖南，开始了他的统一征程。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先后灭掉了楚、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祖曾三次发兵北汉，但都未获得成功。976年10月，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太宗继续着太祖未完成的统一大业。978年先后征服漳泉（闽）与吴越，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同时他用了三年的时间进攻北汉，并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迫使北汉归降。至此，除了北方辽控制下的燕蓟十六州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和西南的吐蕃、大理之外，宋朝将原“五代十国”重新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内。中国从“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得以结束，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建立。
北宋中央集权的加强
“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给宋初统治者以警惕，他们思考着怎样才能使自己建立的宋王朝长期而稳定地统治下去。对于中唐以来分裂割据、战乱不断的根源，宋初宰相赵普认为是“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举措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首先，加强中央的军事权。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发动兵变夺得的帝位，他深知军权的重要性，在他即位之初，一些禁军将领所拥有的强大的兵权令他深感不安。为了防止陈桥兵变的重演，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设酒宴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禁军将领。酒酣处，“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将听完，“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从而把军队的最高统帅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同时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改革。他淘汰了禁军中的残弱者，并命令各地长吏将本地的精兵选出来，用于补充中央禁军。这一措施使得各地精锐尽入中央，地方再也没有与中央对抗的优势兵力。改革禁军的措施之二是禁军不再设最高统帅，改由“三衙”，又称“三司”（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领。同时设置枢密院，统管全国军政。“三衙”长官统称为“三帅”，由皇帝任命，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和发兵权。枢密院则恰恰相反，“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这样，“三衙”和枢密院相互独立，互不统属且相互制约，从而有利于皇帝的直接控制。
除了领兵权与发兵权相分离外，宋朝还对禁军实行“更戍法”。即不断更换士兵的戍守地点，通常每三年更换一次，但将领并不随之调动。从而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这些举措虽然消除了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的可能，但也为后来宋朝对外战争的连连失利埋下了伏笔。在兵力的布置上，宋朝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即禁军的一半戍守京师，另一半戍守全国各地，造成了一个“强干弱枝”的局面。
其次，加强中央的行政权。宋以前，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宋太祖即位后，大大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他把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中书为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这就分割了宰相的军事权。稍后，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逐渐使其地位和职权与宰相相近，以分割宰相的行政权。此外，设三司统管全国财政。这样，宰相、枢密院、三司共同对皇帝负责，相权所剩无几。地方官吏的权力也大为削弱，宋太祖规定各州郡长官只负责本州事务，而其“支郡”（节度使所管辖的除其驻地以外的州郡）归中央管辖。朝廷选派文臣担任该地区的知州、知县。随后，建隆四年（963），在知州之外又设“通判”，用来监督牵制知州。
科举制度历经隋唐的发展日益成熟，已成为统治者笼络人才、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宋朝在继续推行科举制度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完善。宋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太祖在位时，共开榜15次，取进士188人。到太宗时，开榜仅8次，共取进士1487人。不仅如此，录取者的待遇较之以前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避免徇私舞弊的现象，北宋创立了“糊名”、“誊录”制度，使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公正。为了杜绝官员们通过科举考试结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宋太祖后期，举人通过“省试”后还必须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新中的举人就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那些主考官的门生。
宋朝还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官”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职”指文官的荣誉头衔，并无实际职务；“差遣”则指官员们担任的实际职务。这一制度的实行，一方面有利于统治者选拔贤能人才身居要职，维护中央的选拔管理权，但另一方面造成了管理的混乱和官僚队伍的迅速膨胀。
最后，加强中央的财政权。自中唐以来，地方财政大权几乎都由方镇把守，他们把收缴的财富一大部分供自己享用，只向朝廷供奉其中的一小部分。宋太祖即位后，着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下令规定：各地所收的财赋留一部分充当地方政府的必要开支，其余的悉数上交中央，不得私自留用。宋初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司即“漕臣”，掌管地方的财政收入并监察地方的管理，以保证地方对中央的足额上供。同时设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提举常平司分管地方的司法、军事以及生产等事务。此外还禁止地方政府互通贸易，经商获利。
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巩固统一、稳定政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露，给宋朝带来严重的统治危机。
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变法
宋初实行“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即：允许土地买卖，不限制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数量。这一政策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并且成为北宋社会矛盾的根源。北宋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是极为沉重的，宋朝在沿用唐朝两税法的同时，还采用了“支移”和“折变”的苛法。“支移”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强迫农民把所要缴纳的税粮送往他处，途中所需费用自付；“折变”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将征收之物换成其他的物品征收。不仅如此，宋朝的农民还要缴纳丁口税，服劳役。
繁重的苛捐杂税再加上对外战争的失利，迫使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993年有王小波、李顺义起义，他们不但建立了农民政权，还发行了“应允元宝”和“应运通宝”两种货币，1430年有山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郭邈山起义和湖南的瑶民起义。1407年又爆发了河北的王则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都遭到镇压，但极大地震撼了北宋的统治者。
北宋中期社会问题严重的另一个表现是“三冗”和“两积”，即：冗兵、冗官、冗费和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宋朝为了应对严重的边患，军队数量猛增，从太祖时期的20万增至仁宗时期的140多万。军队数量虽多，但素质很低，战斗力十分低下，是为“冗兵”。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致使宋朝官僚机构重置，官僚队伍膨胀。再加上科举取士的增加及恩荫制度造成宋朝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吏泛滥，出现“冗官”现象。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的俸禄再加上每年要向辽、西夏缴纳的钱物，使宋朝的财政出现危机。国库从略有盈余到收支相抵再到财政赤字，是为“冗费”。“三冗”使北宋社会呈现积贫、积弱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变法，进行改革。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1.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范、富二人联名上书宋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陈述改革的意义及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和加强军备。“庆历新政”的重中之重放在了整顿吏治上，改革者希望通过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达到克服统治危机、稳定封建统治的目的。
新政的推行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1045年初，范、富、韩等人相继被排挤出中央政府，“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庆历新政”没能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北宋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局势下，王安石带着他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登上了历史舞台。
2.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呼声由来已久。早在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就曾上书宋仁宗要求变法，但未被采纳。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很想有番作为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力排众议，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1069年，王安石开始逐步颁行新法，并推向全国。新法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富国”、“强兵”、“育才”。“富国”方面的举措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和免行法。“强兵”方面的举措有：保甲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和将兵法。“育才”方面的举措有：改革科举制度，对太学实行“三舍法”和编纂并颁行《三经新义》。由于王安石变法是在熙宁年间推行的，因此又叫做“熙宁新法”。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其中的一些举措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如青苗、募役等法，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农田水利法也促进了宋朝农业的发展。强兵方面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总之，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使北宋的国力有所增强。
然而王安石变法并非一帆风顺。他所推行的新法沉重打击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再加上后期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新法的推行更加困难。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并未中断，然而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改元元，由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把持朝政。高太后很快任用司马光入朝执政，逐步废除新法，并将变法人士相继排挤出中央政府。史称“元祐更化”。
1093年，哲宗亲政，改元“绍圣”。他一方面重新启用原变法官员，另一方面沉重打击守旧大臣，史称“哲宗绍述”。但哲宗的举措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中国11世纪的一次伟大改革。
北宋的灭亡与南宋的建立
宋王朝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称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因为在它周边先后建立起来的辽和西夏同宋形成鼎立之势。北宋与辽、西夏都发生过多次战争，但相互之间也有和平共处之时。不论战与合，都对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太祖建宋之初制定的“先南后北”的政策也包括了对辽所占领的燕蓟地区的征服。然而他还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就已驾鹤西去，收复燕蓟的重任就落在了其继任者太宗的肩上。979年，北汉降。太宗认为此时是收复燕蓟十六州的最佳时机，于是御驾亲征，趁胜北伐。战初还比较顺利，但在进攻幽州（今属北京）时受阻，久攻未克。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辽军在高粱河大败宋军，就连御驾亲征的宋太宗也负箭逃命，宋军损失十分惨重。高粱河之战后，辽又数次南下，但未能最终占据上风，双方相持不下。
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12岁的辽圣宗即位，由萧太后执掌实际权利。太宗认为此时辽政局不稳，正是收回燕蓟地区的有利时机。于是雍熙三年（986）春命宋军兵分三路向辽进发，结果再次惨败。史称“雍熙北伐”。两次对辽战争的失败，使太宗放弃了收复燕蓟十六州的计划，逐渐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只作消极的防御。
宋对辽的消极态度使辽的气焰更加嚣张，辽军多次南下大败宋军。1004年，辽军进逼州。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御驾亲征，使宋军士气大振。宋辽双方相持不下，最终议和。合约规定：宋辽疆界不变，两国为兄弟之国，但宋每年向辽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为岁币，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宋朝用屈辱换来的和平，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宋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早在唐朝时就与中原王朝有联系，其“李”姓乃唐太宗所赐。982年，李继捧朝见宋太宗，向宋献出夏、银、静等州，并携眷留居开封，以示其归顺之心。他这一举动遭到其族弟李继迁的反对，李继迁转而向辽称臣，被封为夏国王。宋真宗时，李继迁遣使求和。1004年，其子李德明即位，臣服于宋、辽两国。1031年，李元昊即位。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都兴庆府（今属宁夏），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元昊称帝后不断向宋发动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1044年，双方订立合约，李元昊取消帝号，在名义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1.5万公斤，称岁赐。并在沿边重开榷场进行贸易。此后宋夏两国虽仍有战争，但总的来说是以和为主。和平期间，两国的经济文化也都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