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明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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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明朝(3)

对待商人的态度以及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明朝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明初,朱元璋对商业有着限制和承认的两面性,如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细纱,将“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划为“游民”;同时他又认为民间和官府都需要商人为之服务,商人可以“通有无”,所以主张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总体来说来明初对于商业的限制是颇为严厉的。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在张居正改革时期,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他提出“商通有无,农力本樯”、“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的观点,他把农业和商业看做是相互促进和发展的,肯定了商业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对商业的重视,商人自己也重新认识行商的行为,许多商人把自己的事业视作和读书人一样的“道”。当时的山西人席铭曾说道:“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社会上出现了这种视经商为树立家业的宏伟事业,甚至对农业不屑的态度。商业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得在明朝中叶以后,兴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商帮,如徽州徽商、山西晋商、广东粤商、福建闽商等,他们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形成了资本雄厚、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的邦团,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有所改变,从明朝中叶开始,传统的以俭朴为主的消费观念受到冲击,高消费意识在人们心中萌生,以江南地区为突出代表。人们竞相炫耀标榜、追求豪华享乐,甚至不顾及自己的经济能力。在穿着、饮食、居住环境、婚丧嫁娶排场等方面都消耗了大量的金钱。

以白银为主的货币制度得以形成。明朝的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渗透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明初虽然将用银化列为禁令,但是却不能完全杜绝,《明太祖实录》记载杭州郡商贾交易“不论获取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正统元年禁银之令松弛以后,出现“朝野率用银”,白银成为主要的价值尺度。万历九年(1581),推行了“一条鞭法”,计亩征粮,更加促进了民间持有白银的普遍化,连小买小卖也用银支付,这从明朝许多小说中可以找到例证。

3.手工业的进步

在明朝手工业各个部门规模扩大、产量增加,一些制作流程和技术也得到改良。明朝手工业中的官营和民营均有发展,而且后者逐渐占主导地位,主要是以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造纸与印刷等行业为代表。

在纺织业方面,由于棉花和桑树的大面积种植,明朝的棉织业和丝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棉纺织生产业成为松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各乡镇几乎家家都投入到纺织活动中,出现“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现象。明正德《松江府志》载:“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到松江来收布,布商挟重资而来,白银动辄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以至明朝的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贩卖棉布的情节,松江棉布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丝织业在明朝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东南地区为官营丝织业的中心,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处为重;民间丝织业以江南的苏、杭、松、嘉、湖地区为著名,如在当时“居民稠广”的吴江县,“俱以蚕桑为业”,“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在纺织业中出现了纺棉纱的“足踏纺车”,在丝纺织中出现了“腰机和花机”,生产效率都比前朝有了很大提高。

制瓷业在明朝也向前迈出巨大一步,景德镇发展全国制瓷中心。朝廷御器厂的正式设立、民窑的大量兴起,使景德镇出现了以民营手工业工场和作坊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萌芽。洪武、永乐年间为明朝瓷器的开创与发展时期,宣德年间则为其鼎盛时期。“宣德青花、宣德红釉”当时都闻名于世,至今在国内外还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青花属釉下彩,用料讲究,技艺精湛,瓷胎采用当地麻仓山的优质瓷土,釉下彩绘采用青料乃外国进口。明朝宣德时官窑烧造的瓷器不仅一般瓷器制作精巧,大件、特大件瓷器也很成功,如五彩“青花大龙虹”大罐之类,装饰工艺普遍采用镂空手法。在制瓷工具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成型有了旋坯车,施釉采用吹釉法;在制瓷工艺上有了一系列的创新,瓷器装饰由一种色釉发展到多种色釉,由釉下彩绘发展到釉上彩绘。除青花以外,又出现了红绿彩、五彩、青花斗彩等多种装饰技法。

明朝的矿冶业、造船业、造纸业与印刷业都取得很大的发展。明朝的矿冶业也主要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到宣德末近七十年的时间是以官营为主。在宣德十年(1435)英宗去世以后,解除了民间交易用银的禁令,停罢各处金、银、铜、铁等官矿,听民自由开采。明朝的矿冶产品种类比元朝大增,产量也显著提高,冶炼的技术也大为进步。如在某些地方采用火药爆破,找到排除瓦斯的办法,掌握了把煤炼成焦煤的技术,使用了活塞式木风箱,比西欧发明活塞式木风箱早一百多年。明朝的官府造船业在前期比较兴盛,造船业分布很广,在海运交通口岸、对外贸易基地及海防驻军卫所都设有规模不等的造船厂,其中著名的基地有江苏、山东、辽东、广东的一些地方。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建立在国家造船技术先进的基础之上,郑和的宝船到现在仍然是先进水平的典范。后期明朝的民间造船业开始兴盛,此时的造船特色主要是朝建造技术设备先进、精细的小船方面发展。明朝造纸的纸类品种增多,发明利用石灰和植物灰的碱性来处理纸浆。印刷业在活字印刷基础上出现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并出现了套印、拱花技巧等。

明朝出现了一些手工业繁荣的典型城市。如北京,北京的金属铸造工艺,在全国冶金史上具有辉煌成就;浙江嘉兴是明宫廷果园厂雕漆工艺之源,其产品专供宫廷享用,雕漆、填漆、戗金产品富丽精美。

《明实录》和《苏州府志》中的材料记载,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就是所谓“机户”;他们工作的场所叫做“机房”,当时有些机房雇佣了机工。根据记载,苏州的机工有数千人,他们“各有专能”,包括织工、车工、纱工、缎工,其内部分工明确。明朝工商业城市开始兴旺起来了,白银成为各地的通行货币,商品经济在国内外市场上有了比较广泛的开拓。特别是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商品经济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到了15世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某些地区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家赋税征收有了变化。明初田赋征收是以实物地租为主的,货币也占了一定的地位;到了万历九年(1581),国家的赋税制有了大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了“一条鞭法”的赋税征收新形式。一条鞭法作为政府的主要剥削制度,是统治经济基础的反映。明朝这种赋税制度刺激了统治阶级对货币的要求,因而在法律上肯定了白银在赋税征收中的主要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的流通。同时,一条鞭法取消了力役,在法定意义上允许以雇役来代替,使农民有比较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发展。明朝后期,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交换经济的竞争中,少数人走上富裕的道路,变为小老板或包买商。而另外多数人破产,成为雇佣工人,变为贫农、雇农。如明朝小说《醒世恒言》中,有一篇描写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上施复夫妇的故事:他们从“家中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妇络夫织,甚好过活”的小商品生产者发展到“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

机”的作坊主;其次是一些买办商直接转化为生产中的雇佣者。他们先因收购小生产者的货物而在市场上获利,转而直接将生产资料分发各个家庭、小商品生产者生产,成为买办者,导致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依赖,维护了雇佣关系;最后还有一些商人直接把资本投入生产行业,成为雇佣者,而不是像历代商人一样将钱物用于购置地产。

中外交流

明朝初年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为它向海外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永乐年间国力强盛,明成祖好大喜功,对明朝初期执行的消极的海外政策深表不满,想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郑和就是永乐年间执行此对外政策的代表,其间郑和七下西洋。

1.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一直到明宣德八年(1433)。在七次远航中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暹罗、阿丹、天方、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代表了中国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几年。可见当时明朝的航海技术已经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郑和出使的任务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郑和时代的中国——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下西洋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书。通过出使西洋,中国人加深了对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东非地区的了解。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远洋贸易的利润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2.西学东渐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以介绍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手段,向皇室或地方官吏贡献西洋奇巧物件,受到地方当局的赏识,遂被允许进入内地甚至京师,做官、传教。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又以“奇技淫巧”的西学来吸引士大夫,使他们产生兴趣,并以译书修历打动中国朝廷,从而使西学在中国的庙堂传播开来。这一时期,翻译的西学著作有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就翻译了75部之多。在由传教士传入的西学中,主要以数学和天文学成果最为显著。例如数学方面有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和介绍几何学原理的《测量法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的《同文算指》、介绍圆的内外切的几何学著作《圈容较义》,这成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开端。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意大利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德国汤若望的《历法西传》、葡萄牙阳玛诺的《天问略》;介绍天文观测仪器的有意大利熊三拔的《表度说》《简平仪说》,汤若望的《远镜说》等。

思想文化以及教育

终明朝一代,由于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控制的严紧,对文人思想都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如在明朝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制度,所以专业学术成就大都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归纳性著作,不过在总结的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创新,这些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重要学术著作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徐光启(1562至1633),字子先,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有《农政全书》《甘薯疏》《泰西水法》等。《农政全书》堪称代表,共分12门,60卷,70余万言。《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是“杂采众家”又“兼出独见”的著作,在我国农业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誉为“中国三大农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