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手工业
夏朝的轮制黑陶较为发达。陶器常见的有盆、土盘、碗、罐及豆形器、鼎形器、甗（xiàn）形的铜锥器、甑形器、鬲（lì）形器、鬶（gui）形器等。黑陶器是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种类繁多的陶器和精良的轮制技术表明龙山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仰韶文化。另外城子崖遗址骨梭与陶制纺轮的发掘说明纺织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商朝手工业种类很多且分工较细。殷墟曾发掘出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这四种手工业中，石工、玉工主要制作石器和玉器以供贵族赏玩；雇工主要从事骨镞和其他骨器的制作，殷墟中出土的大量卜骨应该都经过骨工的墨汁，表面十分光滑。除了上述的四种手工业之外，甲骨文中还提到了皮革、酿酒、舟车、织帛、植桑养蚕和土木营造等手工业活动。商朝手工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4.商业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夏商时期已经出现。历史资料表明，当时的一般等价物大多是贝，这在商朝墓葬上体现得非常显著。在商朝的墓葬中用贝随葬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殷墟妇好墓随葬了6000余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型墓随葬了3790枚。就连普通平民的墓葬也会随葬数量不等的贝。这种现象与后世随葬金银珠宝的风俗均具有献贡的性质。货币的出现意味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商朝早有商业，贝产在海滨，玉产在西方。盘庚称贝玉为“好货”、“货宝”。殷墟中有很多记载商贾的卜辞，如“多贾”、“某贾”、“贾某”等。另据《尚书·酒诰》篇记载，商亡后，殷朝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从事商业活动。由此推断商朝可能已有了专业的商人。由此，后世皆称经商者为商人。商朝既有内部的商品交换，也有外部的交通贸易。在安阳和郑州等地发现了许多非本地所产的外来物品，有产于沿海地区的鲸鱼骨、海蚌、海龟、海贝，也有产于新疆等地的玉料，这些物品有的是远方贡献来的，有的则是交换而来的，说明当时的商朝已经和遥远的外方发生了广泛的交换贸易关系。
（1）贡赋
夏禹在消除水患的时候，极为注重对各地地形和土质的考察，通过考察他按照地形高低和土壤肥瘠为标准，将全国土地划分为九等，并根据土地的使用情况制订了赋税等级。夏朝有两种征收田赋的方式，一种是收受定额农业税，另一种是土贡。征收农业定额税就是按田地农作物的产量征收固定的赋税。这个定额的田赋据说是“十一而税”，即向官府缴纳田地收成的十分之一。夏朝设定这个定额的田赋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决定的。当时田地的收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气候，人力无法改变，若逢灾年，农作物产量就会减少，有时甚至会颗粒无收。不管灾年还是丰年，都以相邻几年收成的平均数的十分之一作为每年征收田赋的定额，对于农民来说不至于在灾年无所凭依，没法生存。
（2）助法
《孟子》有云：“助者借也。”助法是一种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借助民力耕种公田的田赋制度。“殷人七十而助”。朱熹认为，由于商朝实行井田制度，公家将三百六十亩的土地划分为九块七十亩的田，最中间的一块作为公田，由八户农民来耕种，田地所产全部归公家所有；外围的八块田地作为私田，每户一块。由于这八户农民帮助耕种公田，因此私田不用缴纳赋税。由此看来，助法实质上是一种直接征发活劳动的劳役地租。
文字艺术及宗教观念
1.文字
相传仓颉是皇帝的下属官员。皇帝委派他专门管理牲口和粮食，并时刻关注牲畜的数目和食物的多少。他先后采用在绳子上打结、在绳圈里挂贝壳的办法，但是随着牲口、食物的储藏逐渐增多、变化，添绳子、挂贝壳也渐渐不能满足需要。有一日，他终于从野兽的脚印中获得了启发。那日，他心烦意乱地去参加部落举行的集体狩猎活动，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发现路口有几位老人正在争执要走哪一条路。其中一位老人说要往东走，东边有羚羊；另一位老人又说要走北边，鹿群肯定在不远处；第三位老人却坚持往西走，说西边有两只老虎，一定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打虎机会。仓颉一听就纳闷了，老人们是怎么知道那边有什么动物的呢？上前一问，恍然大悟，原来老人们是根据动物的足迹来判断的。仓颉灵机一动，既然可以根据足迹来辨认动物，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用类似的符号来记录食物呢？从此以后，仓颉再也没有为怎样才能管理好动物和粮食苦恼过，反而把事情处理得头头是道，井井有条。黄帝非常欣赏仓颉的符号记录法，就叫仓颉到各个部落去广泛推行这一方法。随着这个方法的广泛使用，终于形成了文字。
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野蛮和蒙昧的时代过渡到了文明的时代，据推测夏朝原始的文字似乎也有迹可寻。殷墟甲骨目前已出土了15万片左右，甲骨文大部分是占卜的记录，且其内容大部分与殷商王室相关，因此甲骨卜辞在很大程度上被当做殷代王室的档案。甲骨文在商朝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表现在书写有规有矩，记事刻辞无不是竖写并向左侧转行，即“下行而左”。而且甲骨文使用了后人创造的“六书”中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原则。虽然商朝的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但它大致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此后的3000多年，汉字的发展日趋成熟，却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商朝还出现了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金文在文字结构上比甲骨文先进。金文造字更为规范，且更正了甲骨文偏旁位置不定的缺点。另外，金文还省去了很多甲骨文中的冷僻字，对甲骨文中不需要细加区别的字也进行了合并，文字可识度大大提高。殷墟晚期，金文有了初步发展，不仅铸有铭文的铜器多了起来，还出现了十多字乃至几十字的较长的铭文。商末这类金文，记事语言清晰，文例近于同时期的甲骨文，尽管为数不多，却为日后西周的长篇记事铭文开了先例。
2.艺术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夏启则把尧舜时著名的《九韶》乐舞改编成《九歌》《九辨》与《九代》。《九辨》与《九代》是舞蹈，《九歌》是音乐。夏启、太康、夏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沉迷乐舞，不理会百姓疾苦才激起民愤的，所以史称夏乐为“侈乐”。据载，夏桀时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还有鼍鼓、特磬、土鼓等乐器也在夏朝遗址中出土。商朝乐舞中较为重要而又可考的有《濩》《桑林》等。《濩》又称《大濩》，是汤建立商朝以后，命大臣伊尹所作，其中大多是求雨或祈求丰收的乐舞。《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朝从事音乐工作的有巫（女性）觋（男性）、瞽以及音乐奴隶。巫觋地位较高，职责是以祭礼乐舞沟通人神，代表商王与上天对话；瞽为宫廷乐师或盲人乐工，主要从事乐器演奏和训练乐人。商朝乐器的一大进步是青铜乐器的出现，除了铙、钲、鼓铃外，还有成组的编钟。传统的陶埙也有了改进，体积增大，音孔增多，形制规整。这些实物资料反映出商朝的乐舞有了突破性进展。据研究，这时已有确立绝对音高观念和十二律的可能。
传说夏禹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说明夏朝青铜雕塑艺术具备了一定水平。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陶塑、石雕、玉雕和青铜制品。陶塑以陶器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立雕的方式表现羊头、狗、鸟、鱼、龟等动物形象。石雕主要是一些小装饰品，玉雕有如琮、钺、圭、璋、斧、绿松石饰等。青铜制品中有一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有一件盾形铜牌饰，正面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绿松石镶嵌浮雕式的兽面纹，图案组合共用了绿松石200片，十分精美。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镶玉艺术品，是夏朝青铜器装饰和镶嵌艺术的杰作。商朝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主要包括陶雕、骨雕、象牙雕、石雕、玉雕及青铜器。其中以青铜器的艺术造诣最高。青铜器造型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鸟兽形器的流行。其造型结构既有单体造型也有合体造型。在装饰上，青铜纹饰多样，其中以饕餮纹和夔纹最为流行。总之，商朝的青铜雕塑线与面达到了有机结合，平面的纹饰与立体的造型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安阳小屯出土的鸮卣（古代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形似猫头鹰，盖为鹰头，两侧各有一鸟的短钩喙，盖顶有四阿式钮，器身为鸟身，雕有双翼，纹饰繁缛，并有器耳提梁，下承四条鹰足，整体正视为一鹰，侧视为两鹰，造型异常别致。
3.宗教
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是天命神学宗教，其崇拜对象有天、祖先神和自然神，且以天为至上神。这种宗教认为，人间的统治及其统治方式，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意决定的，人必须执行天的命令。天命神学宗教是人有意识地改造原始宗教的结果。夏朝进入早期国家时期，天命神学就产生了。《墨子·兼爱下》引《禹誓》说，禹进攻三苗前誓师，行“天之罚”；启征伐有扈氏时，称“天用剿绝其命”，自己是在“工行天之罚”。这标志着天命神学的形成。城子崖遗址出土了16块带有钻痕的卜骨，这说明夏朝很可能出现了一种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的被称为“巫史”的人。夏的天命神学体系还不完备，尚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到殷商时期，天命神学得到充分发展，鬼神观念控制了思想意识的一切领域，迷信气氛极盛。“殷人尊神”是对商朝宗教特点的准确概括，殷人探求神意的主要方法就是占卜。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商朝文化比夏朝有着极显著的进步，庶民（下层百姓与万民）劳动，培养出拥有较高知识的人物巫和史。巫偏重鬼神，主要采用筮法代表鬼神发言，巫还精通音乐舞蹈和医治疾病；而史熟悉旧典，负责观察天象，行记人事之职，与后世的史官、钦天监等官职的职能相近。史也可以代表鬼神发言，但主要采取卜（龟）法。殷俗信鬼，国王事无大小都要请示鬼神，而请示鬼神就要先通过巫史，这表明巫史在商朝的地位非常重要。《尚书·洪范篇》说：“你（国王）有大疑难的事，自己先想一想，再和卿士（高级贵族）商量，和庶民商量，和卜筮商量。”据说《尚书·洪范篇》是由周朝史官根据商纣王叔箕子的叙述记录下来的殷商政治文化纲要，可信度较高，因此，殷民信鬼神、尊鬼神确实属实。然而殷商统治者是不是真的信奉鬼神就未可知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信奉鬼神可以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的利益。统治者通过占卜，表明自己是顺应天意行事，万民若有不从，不需要另找理由就可以对其生杀予夺。显而易见，这种宗教的虔诚，里面包含着残酷的阶级压迫。
商王朝的衰落及武王伐纣
从商朝早期开始，就有奴隶主把奴隶杀死或活活埋入地下的传统。到了商朝晚期，这种残害奴隶的野蛮行径变本加厉。广大奴隶除了像牲畜一样被奴隶主杀死以外，还要在奴隶主的庄园里辛勤劳作。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们反抗，还把奴隶们的双手铐起来。安阳发现的一对男女奴隶俑，男的双手铐在背后，女的双手铐在前面，这反映了商朝奴隶处境非常悲惨。到商朝后期，由于奴隶主贵族剥削的加强，自由民逐渐两极分化。他们有的身无一物，仅靠偷窃神庙的祭品艰难度日，但也有的人开始上升为奴隶主阶级。自由民的破产，壮大了奴隶的队伍。广大奴隶的逃亡暴动和自由民的不断反抗冲击着商王朝的统治基础，商王朝的统治在风雨飘摇中残喘。
商朝中叶特别是祖甲以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王族与贵族之间针对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这种矛盾，到商纣王时发展到极点。如贵族微子、箕子、比干等人同纣对立，纣王对于反对、劝谏他的臣子分别贬黜和处死。王叔比干更是身受剜心之刑而死。此举实令王朝众臣寒心，王朝贵族同纣的矛盾加深。
商王武丁开创了商朝的盛世局面，但是他的子孙没有将这种盛世局面好好地延续下去。到纣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冲突，局面已经濒于不可收拾。而且纣王还发动了对东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导致国内兵力空虚，几乎拖垮了商王朝。就在商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四方诸侯也相继反叛。然而，纣王仍然沉迷于酒池肉林，耳聋目盲，国家内外矛盾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一触即发。
武王伐纣及商朝的灭亡周武王姬发得知商王大势征讨东夷，国内兵力必定亏空，于是联合四方诸侯，大军压商。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之下，武王奇兵突袭，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此时商军主力尚在东南，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并非精锐之师，一番厮杀之后，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退到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