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湖治理的必要性
杭州是一个濒江带湖的城市，西湖在众多江河中可算是一个年轻的湖泊。在前文“西湖的形成”部分已经说明，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一个潟湖，再由潟湖而变成一个普通的天然湖泊，又由于历代的人工疏浚，再由一个天然湖泊发展为一个人工湖，并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湖泊。
西湖在成为潟湖以后，与大海相隔绝，继而由于周围群山的泉水溪流注入，逐渐演化为淡水湖，变成一个普通的天然湖泊，在溪流挟带的泥沙和大量水生动植物残体的沉积作用下，迅速由潟湖进入沼泽化过程。其后历经泥沙沉淀、生物积累的填充，屡次淤塞。而又由于历代的人工疏浚，再由一个天然湖泊发展为一个人工湖。早在隋唐时期，西湖就有过疏浚治理的记载，此后经历了多次的淤积、干涸、人工疏挖才保存至今。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青山秀水的西湖，其实是历代疏浚和治理的结果。
湖泊的沼泽化，是湖泊演变的一般规律，任何湖泊都有一个天然的沼泽化发展过程。因为注入湖泊中的河流带来的泥沙不断冲击，年长月久之后，就会慢慢发生泥沙淤积现象。另外，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湖泊中，在光照、温度等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逐渐开始生长喜水植物和漂浮植物。由于死亡的植物残骸不断堆积湖底，在缺氧条件下，分解很慢，植物残体逐年累积而形成泥炭。随着泥炭的增厚，湖水进一步变浅，湖面缩小。如此，在地质与生物循环的双重作用下，湖底不断变浅，水面逐渐消失，整个湖泊水草丛生，最终由湖泊而变成沼泽。沼泽进一步发展下去，积水干涸，人们开始在那里耕种，于是湖泊就成了田地。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自然演替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湖泊的消亡。
历史上浙江曾有不少湖泊，都经历过这种沼泽化的过程。这一地区的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从湖泊的面积来说，有的比西湖要大几十倍，但都逃不过沼泽化的演变过程，最终遭遇人为的围垦而湮废，从地图上完全消失。即使就西湖本身来说，如里西湖的茅家埠、金沙港一带，原先应该都属于里西湖的湖面，就是因沼泽化的过程，泥沙淤积，成为陆地的。古代西湖（当时叫钱唐湖）以北还有一个湖泊，与西湖相连：西湖地势较高，所以称上湖；北湖地势较低，所以称下湖。白居易治湖时曾在二湖之间筑了一道堤，提高上湖的水位，增加了上湖的蓄水能力和灌溉用水量。而上湖之水也是通过下湖而流入市河，并灌溉下游的农田的，但这个下湖也早就湮废了。
西湖原是一个天然湖泊，它毗连繁华的城市，又环以群山，特殊的地理形势和风貌，使它比一般的天然湖泊更容易湮塞。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唐代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四十多年，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而在他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湖面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北宋时苏轼曾两次来杭任职，第一次来时，看到湖中葑草蔓合占十分之二三，十六年后再次来杭，看到西湖已有一半都长满葑草了。若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二十年，西湖就将湮灭了，可见沼泽化的进度之快。西湖之所以没有走上沼泽化之路，完全是因了历代无数贤郡守带领百姓浚治之故。
因之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历代人民不断的疏浚，西湖必然与这个地区其他的湖泊一样早已湮废为农田了。这正是竺可桢先生所说的“倘使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开浚修葺，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淤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西湖自成湖之日直至今日，虽经历盛衰，仍以一湖清碧呈现世人面前，要归功于人为遏制其自然沼泽化过程的努力。在其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治理和改造，修筑堤坝，疏挖湖泥，清除葑草，修砌湖墈，从而不仅使西湖免于被湮废的命运，而且从一个普通的自然湖泊逐渐演变为一个闻名中外的风景旅游胜地。
那么，既然在浙江、杭州地区，许多湖泊都因沼泽化而消失了，为什么人们不去治理其他的湖泊，而唯独对西湖进行持续不断的修治呢？这就要联系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作用了。
苏轼曾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清代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中也有“深广西湖，为探本之计。不惟潦岁能纳，并资旱岁多潴”之句。可见西湖始终对杭州的民生有着莫大的重要性。
秦代因当时的杭州附近平原地带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故建郡于狭隘崎岖的灵隐群山之中。西湖在秦汉时，位于县治的东北面。这个时期，钱塘县的用水问题，可以依靠灵隐诸山间的溪涧水来解决，因此在秦汉时，史料中未有对西湖治理的记载。
随着时日的推移，平原地区丰富的水土资源吸引力日增。东汉时开始修建“防海大堤”，说明人们已在平原地区垦殖利用，也说明钱塘县治有可能已迁入了平原。可推测，自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塘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渐入平原，西湖遂逐渐由纯粹的造化开物慢慢具备与城市发生关系的条件。
隋代废钱唐郡，置杭州，并将州治迁移到钱塘县柳浦西，就是今天的江干一带，依凤凰山筑城。至隋末，随着江南运河的开凿，已升为杭州州治的钱塘县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因此，一跃而成为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城市发展带来生齿日繁，作为城市的外围，原城市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今市区一带扩展。
聚落东渐，首先面临的就是水源的供给。杭州原本是钱塘江和东海的故地，虽经沧海桑田，成了陆地，但地下水还是咸苦不能饮用。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河水都是咸的，老百姓只能到西湖去取水饮用，产生了杭州城市对西湖水的依赖关系，这就迫使初期建立的州县不得不紧靠西湖，以缓解供水问题。因此，就民生方面而言，西湖对杭州城最直接的效用即在于生活用水的提供。唐朝初年，杭州人口已超过十万，江干一带土地狭窄，由于人口增多，城市的发展必然要往外扩张，要向今市区一带迁进。这样，西湖开始与城市发生关系，即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问题。而建中二年（781）李泌所修建的“六井”，则是这种城市对西湖依赖关系的集中体现。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城市街市的分布紧靠西湖的特征。小小的六个蓄水池虽然只分出西湖水量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因为西湖对城里居民来说承担着供水的实际意义，是整个城市的淡水库，引湖水到城中的六口大井，满足了居民的日常饮水需要。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其一湖甘水哺育了城市的生长；反过来，城市的发展巩固了西湖的存在，为遏制西湖沼泽化过程提供了丰厚的物资。
其后长庆年间白居易对西湖的疏浚，则使西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单纯的天然湖泊发展为人工湖。人工湖泊仍然免不了沼泽化的过程，白居易浚湖不到一百年间，西湖再度淤塞。不过在吴越国统治的八十多年期间，西湖得到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唇齿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同时，西湖胜景被作为一种文化延续了下来。
到北宋苏轼时，面临着“更二十年，无西湖矣”的更加严重的威胁。苏轼在其上奏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提出了西湖一系列的作用，譬如作为放生池为皇帝祈福、灌溉下游农田、满足市河供水、保证酿酒所需水源等等，而其中一条西湖必浚的硬道理是：“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理由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如果西湖湮废，杭州民众无水可用，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不复存在。因此，六井的修建，始自引湖水以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
在苏轼的这一奏状中，除了指出西湖水对城市生活用水的提供以外，还提出了两条在当时来说也同样重要的理由，即湖水对城中内河河水的补充作用，以及对下游农田的灌溉。
南宋迁都杭州，杭州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时人周必大《二老堂杂记》中，记载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杭州俗谚；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追述了当时城中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可知在南宋时期，西湖仍是杭州重要的用水来源，以致纵然西湖并非城中引水的唯一来源，但仍然留下了“西门水”的俗谚。而南宋各代地方官府对西湖的浚治也确是不遗余力的。
除了提供城中的生活用水之外，对农田的灌溉，也是西湖的一个重要作用。唐代白居易“惟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的诗句，即已指出了西湖在旱季时对下游数千农田的灌溉之功。
雍正二年（1724）六月，福、浙总督觉罗满保、浙江巡抚黄叔琳上疏称：“杭城地当省会，附郭之县仁和在东北，钱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东，则为海宁三县，田亩数万顷，全藉省城上下两塘河水灌溉。而两河之水源，则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旧志》：周围三十余里，水由涌金门入城，纡回环曲，而出于钱塘、武林、艮山诸门。其出艮山门者，入上塘河，由临平而达于海宁。出钱塘门者，由三闸而至松木场、桃花港，与武林门之水共注响水闸，凡湖墅、支河与古荡、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资其利，有余之水，归入下塘河，而仁和北乡以及钱塘之下八乡实沾荫焉。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概。唐臣白居易所谓‘每放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顷。若蓄泄及时，则濒湖千顷可无饥岁’者，此也。然西湖之所以灌溉利溥者，由湖界直接山脚，沿湖诸山之水，畅流入湖，而无所壅遏。一由山水所来要口，俱设小闸，以阻浮沙，使之不能淤塞，一由上塘五十里外临平镇之西南有东湖，即古临平湖，以为之停蓄。故其来也有源，其去也有归，含泓蕴涵，而无涸竭之患，无泛滥之虞。则西湖与上河、东湖，其利害实相为表里者矣。”这段上疏，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西湖水通过城中的河流，灌注到下游农田的具体情况。
如此，作为杭州城市居民主要的饮用水源和杭城以北大片农田的灌溉水源，西湖水的存蓄、保护和合理利用，关系到本地民众的生计利害和社会安定，“譬如人之身有血脉，通则安，滞则患也”。因此对西湖的保护和治理，受到历代有作为的地方官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