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点评论
1.“现代化”还是“西方化”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然后波及世界各地，并激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兴趣。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欧美的思潮，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思潮。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最大的战争受益者，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也就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样板。一时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一书成为“美国世纪”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进步与比较的观点》和《现代社会体系》等著作中，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美国为领导的西方社会体系，而美国处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典范。同时，通过战后马歇尔计划等，西欧和日本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现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思潮的产物。
正因如此，虽然现代化理论作为探讨二战后世界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严密的体系，对现代化的定义也五花八门，但是，在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论述当中，有一点却是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往往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S.N.艾森斯塔特就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17世纪至19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我们把现代化视做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做是涉及社会各层面的一种过程。”塞缪尔·P.亨廷顿更说：“现代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
这一些研究都强烈体现出西方研究者中的现代化理论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他们将早期工业化国家视做现代化的统一模式，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就是向西欧和北美在17世纪至19世纪发展起来的那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变的过程。
西方学者对现代化做典型的“欧化”、“西化”的解释，是不科学的。这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人们注意：第一，如果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么，现代化理论工作者就不需要积极探索了，现代化理论也就不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因为一切非现代化的国家只要按照欧美国家的价值标准和道路持续不断地走下去，就能够实现现代化了。第二，如果现代化只是按照西方化走下去，那么世界就清一色是欧美色彩了，而欧美的生存方式、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价值观念就是唯一合理的吗？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无疑过于乐观了。第三，既然说欧美一些国家“业已实现现代化”，并且将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西方国家的发展定为“后现代化”阶段。“后现代化”理论有很多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一阶段肯定比“现代化”阶段先进，那为什么还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非现代化国家朝着比“后现代化”落后的“现代化”目标迈进？为什么不研究如何让非现代化国家直接进入“后现代化”的社会呢？如果现代化理论只为广大非现代化国家准备的，那就意味着现代化理论已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其现实意义几乎等于零。
基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前人们都说一句话：世界上道路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西化”的道路。可见西方现代化理论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但是，今天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状况已经表明，仅仅提倡唯一的“西化”道路是错误的。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成功实践，无疑给“西化”是现代化唯一道路的观点当头一击。今天的人们已经在说另一句话了：世界上的道路千条万条，但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在吸取别国经验的基础上，走本国特色的道路。
这种“西方中心”和“美国第一”的偏见，不仅严重影响了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而且使得现实中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走进了死胡同。正因如此，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后来出现了新的动向和视野的转换，主要体现在C.E.布莱克教授努力用比较的方法和跨学科的方法开展现代化研究上。其标志性的成果是《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份比较报告》和《现代化的动力》，它们为现代化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认为早期现代化理论过多强调了西方的影响，而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
后来他又选择了有关文章，主编了《比较现代化》一书，其中对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各民族和地区效仿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由此才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2.“现代化”与“殖民化”
在研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和“殖民化”两个词历来有些纠缠不清。特别是在西方现代化研究者那里，由于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对人们形成了误导：似乎“殖民化”和“现代化”密不可分，内部存在因果关系，而且，事实上最早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欧洲国家无一没有经过殖民掠夺，后发展的日本和俄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也积极推行过殖民扩张政策。这种误导极大地影响到后人科学地总结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更不利于后发展中国家真正有效地认识现代化进程，进而探索出正确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西方学者对“现代化”和“殖民化”概念的混淆，主要有两个层面。
第一，美化“殖民化”。认为“殖民化”是那些落后国家的福音，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比如他们认为“近代的中国人，在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制度相接触的结果时，缩小了它对于中国的积极的贡献，而强调了它对中国的侮辱”。美国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赖肖尔在分析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所经历的经济悲剧的原因时认为：“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吃了‘经济帝国主义’的苦头，不如说他们那里以大量西方投资形式出现的‘经济帝国主义’实在太少了。”这些观点体现出的意图，就是认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落后正是没有充分发展殖民经济的结果。
第二，强调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内源作用。认为西方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内部，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不顺利的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最典型的比如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既需要物质上的前提，又需要精神上的条件。物质上的前提是资本，精神上的条件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他说：“凡是资本主义精神觉悟并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就会自己创造出所需要的资本，作为活动的手段，可是资本却创造不出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对比认为，在16、17世纪的西欧、中国、印度都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条件只有西欧具备，因此，西欧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中国和印度仍停留在落后的状态。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发展内源论严重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现代化研究者，他们强调西方现代化是自身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无视殖民掠夺对西方发展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以上两点中，第一点是为了美化“殖民化”，认为殖民是对落后国家的福音的话，那么，第二点则是回避殖民的罪孽，为殖民罪恶开脱。事实上，西方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无疑和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研究现代化进程问题时，无法回避以上两个问题，对于西方现代化研究者的这种混淆，也必须作出回答。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有必要说清楚。
第一，西方国家的“殖民化”究竟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什么？
西方现代化研究者美化“殖民化”，认为殖民为落后国家带去了先进文明，促进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向先进水平发展。果真如此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除了落后还有什么？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是怀着攫取黄金、布帛、原料等财富的目的进行的。如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强加给近代中国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割地、赔款就是明证，它所造成的只能使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的动机绝不是为了使落后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主动向这些地区传播文明的火种。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和加强殖民统治，不得不将西方文明的星火带入殖民地，从而促使殖民地人民睁眼看世界，增强了他们自己去寻求新文明的能力，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化”过程中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恩格斯也才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是文明进步的一大重要和幸运的事情”，“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可是现在它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而至于“殖民化”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对其野蛮和残酷行径毫无疑问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抨击：不列颠人在印度“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了”；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使“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殖民化”过程客观上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追求进步的机会，就美化“殖民化”，“殖民化”给被殖民国家带来的只能是更加的落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绝不是由“殖民化”推动的，相反，“殖民化”阻碍了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迈进。这应该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
第二，殖民地国家的落后与西方曾经是殖民国的发达国家的发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西方国家的殖民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没有推动作用？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殖民地国家的落后又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有没有联系？这是我们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及落后国家之所以不发展时，必须面对并做出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在探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时，较多地强调发达国家的内因（许多现代化研究者都极为推崇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发展内因论，就是明证）。而这种强调西方国家内因的观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主要是最早由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学者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是研究那些曾经是殖民地的不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他们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只不过一方处于中心或都市的地位，另一方是处于卫星或边陲的地位。据此，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正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巴西社会学家、著名的依附理论家桑托斯还曾把依附的形式分为三种类型：殖民地型的依附、金融和工业依附、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新型依附（科技-工业型依附）。可见，对于殖民地国家的落后与西方殖民国家的发达之间的关系，早就有学者提出并作了系统的论述。
我们认为，虽然依附理论过多地注重发展的外部原因，进而忽视内部条件的分析，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是，这一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正确地指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殖民过程中的影响：一方面是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发达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落后。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对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负一定的责任。同时，这一理论还强调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摆脱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一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它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