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旨在使行政人员养成好的工作与生活习惯。蒋经国称他提出10项指示绝不是“对公务人员生活和行为的消极约束”，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10项指示的目的，“在使公务人员的生活言行和工作态度能符合现代化的标准，使公务人员养成多读书、勤进修，并利用公余时间从事锻炼体格的生活习惯”。只有公务人员的生活现代化，才能促使“国民”生活现代化，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蒋经国认为：“作为一个现代行政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与爱心，践履笃实的效率观念，强烈的荣誉心和责任感，奋发向上的创新进取，以及我仍愿再加强的互助合作的团体精神。”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要求行政人员，要“能从思想观念、生活行动、工作态度各方面去腐生新，一本爱心与热诚，确实尽到‘为民服务’的‘公仆’责任”。
其二，革除贪污、腐败、整饬政风，建立一个“为‘国’效命，为民服务”的“政府”，为国民党树立一个清新的形象。关于此点可从蒋经国的多次讲话中得到说明。1972年9月29日，蒋经国在“立法院”会议上作口头报告，题目就是“树立为‘国’效命为民服务的现代‘政府”’。报告中称行政革新的目标就是：“促使我们的各级行政机构，迈向有效率、负责任、明是非、辨善恶，而成为一个廉能的‘政府’。”又说：在内政上，“以行政革新为先务，以为民造福为目标，建立廉能和诚实的‘政府”一。同年12月11日，蒋经国又在“行政院”所属各机关讲述“建造为‘国’效命为民服务的‘政府”’。蒋经国之所以大讲特讲建立“为‘国’效命为民服务”的廉能“政府”，主要是官员中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受到各界的批评，加之官员老化，观念陈旧与保守，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不适应蒋经国推展革新路线的要求。因此蒋经国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健全组织功能，革新工作方法，严格讲求效率，清理‘法规”与积案，彻底改革公文处理，切实做到亲民便民，完全破除所谓‘衙门’的作风”⑧；另一方面蒋经国要求“从严惩贪污，整饬政风，清除害群之马’。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断不容许再有任何败类，来败坏政治风气，损害‘政府’威信。”他说他要将“严惩贪污官吏，肃清害群之马”的行动贯彻到底。
蒋介石曾在60年代中期提倡过建立廉能“政府”，但当时也不过是口号与宣传而已，因主导者不坚决和缺乏有力的措施，廉能“政府”只能成为纸上谈兵。蒋经国与其父在作风上有所不同，加之他正处年富力强时期，行动果断，态度严厉坚定，确使行政革新收到一定成效。
其三，推展行政革新的最高准则是贯彻“反攻复国”大计。蒋介石是个极端的反共分子，对于此点，蒋经国学得惟妙肖。他在出任“阁揆”两周之际在“立法院”发表施政报告称：行政革新的诸项：擎措有一个最高准则，为“‘复国建国’大业所必需”。如果说 蒋经国的行政革新就其理念与实践较蒋介石有其深度的话，而在 反共问题上，父子俩当时的意见是百分之百的一样。
蒋经国认为只要锲而不舍，行政革新就会有好的结果。当然 他也认为行政革新“是一项长期性、连续性、全面性的工作，很多事 情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立竿见影，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深入普 遍的推行，方能见到功效”。翌年2月23日，蒋经国在“立法院” 作口头施政报告时，认为推展行政革新以来，机关中“已有一股清 新的气息”。但他也认为“距离理想的境地还是很远”。
为了配合行政革新的推展，蒋经国又在1973年3月6日提出 8点社会革新事项，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动，以扭转江河日下的社 会腐败风气。这8项主张是：
(1)“要节约，不浪费”。“在此‘国家’危难的时刻，‘国民’都应 杜绝奢靡，培养社会善良风气”；
(2)“不要漏税，不要逃税，要养成准时缴税，如数缴纳税的优 良习惯”；
(3)“要遵守交通规则，帮助‘政府’整顿交通秩序”；
(4)“要尊重公共秩序，注意环境卫生”；
(5)“要守法，不行贿”；
(6)“凡有钱的人，要投资从事生产，不可投机扰乱社会”；
(7)“家家做到守望相助，人人都能互相照顾”}
(8)“大家要注意青少年的犯罪，设法预防”。
蒋经国提出社会革新的意图是使政治清明，如“一泓清水，明 净透彻”。“公务员以干干净净的公务员为荣”；“‘政府”必须维护 我们的社会成为一片干干净净，有朝气，有生机的乐土，确保我们的‘国家’能挺立漫天风雨的国际社会中”。
对于社会革新，蒋经国称不要搞什么运动，而是要“‘政府’机关切切实实去领导推行”。他指出：
“‘不逃税漏税’一项，需要由‘财政部’加强查缉，并且对逃漏税捐和走私者予以严厉惩处，查获走私的商船初次予以警告，再犯就要重创，三犯以上的可予停航处分，才能收到效果。关于‘遵守交通规则’，希望‘交通部’及‘内政部警政署’督导省市警察机构严格执行，各种交通规则愈简单愈好，必须使民众每一个人都能一目了然。”
为进一步贯彻革新要项，蒋经国反复强调：谁如果违反了规定，都必须从重惩罚。他宣称：“这并非沽名钓誉，而是基于吾人尽忠‘爱国’的良知良能，不忍见到‘国家’被大吃大喝带来大灾大难。”
“行政院”颁布10项革新要求实施后的第一年，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由警察机关查获涉足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非正当娱乐场所的公务人员，属于“行政院”所属各机构者共有926人，而违反规定宴客应邀剪彩、铺张浪费、滥发喜帖或讣告，经议处的30人。其中有几个案子是蒋经国亲自督导，震动全岛。
一个是轰动岛内的香蕉案。此案发生在蒋经国出任“副院长”之后。该案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会主席吴振瑞。吴氏在该社成立20周年之际大搞庆祝活动，并送来宾与内部人员真金果盘，形似礼品，实则是贿赂与侵占。经查处，此一案件涉及到“外贸会”主委、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蒋经国得知事实真相后，立即下令撤了徐的官职。
另一案件是王正谊案。王正谊是“行政院人事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官职大小在其次，关键在于此人是蒋经国祖母王太夫人的侄孙，是蒋家的至亲，论辈分，他与蒋经国是表兄弟。他利用与蒋家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中营私舞弊，竟贪污公款合美金13．75万元。此案又如当年毛邦初案再现。
蒋经国毕竟不是蒋介石，当王正谊案披露于报端后，为表明他铁面无私与革除贪污的决心，立即令沈之兵将王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训，王正谊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案结局大快人心，报界对蒋经国此举颇多颂扬，蒋经国在岛内的声望也随之提高。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蒋经国指导之下，还查处了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白氏因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为严肃“法纪”，判白死刑。此一宣判震动全岛，开国民党退台以来惩处贪污案件最严厉的先例。高雄市长杨金虎因贪污不仅丢掉乌纱帽，而且被判处5年徒刑，杨妻被重判刑期10年。还有一参事，为其子完婚，大办筵席，当时条文规定，公务员办席10桌不算违规，其人大办筵席已大大超过规定，不合公务员婚丧节约原则，被记两次大过并免职。
蒋经国上台伊始，雷厉风行，确有赣南作风。为进一步杜绝因经济迅速发展后出现的行政官员贪污盛行现象，特修订“贪污治罪条例”，对贪污受贿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在大举革除贪污的同时，蒋经国还令各级党政首脑辞去所有的兼职，以专心政务，并以身作则。同时要求各级组织机构厉行节约，促进物价稳定。根据蒋经国指示，台湾“省政府”还于1973年8月12日专门发出“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通令。
对于革新行政，扭转社会风气，蒋经国矢志不渝，他认为“操之在己，成之在己”，故此，尽管成效甚微，革新措施仍屡屡出台。蒋经国对革新进展情况了然在胸，但也看到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依然未改，须有正本清流之道。社会风气糜烂，对人心的腐蚀最大，少数人酒肉征逐，一席万金，甚至订包座观光旅馆之餐厅举行喜庆宴会，不仅是过分的浪费，也会使人心竟尚浮华虚荣，因而丧失了勤朴和战斗的精神，这是极甚警惕的社会问题。”
当然亦应看到，由于蒋经国一上台，便在人事革新之后，又推出行政与社会革新，不仅使台湾当局的保守、僵化形象有所改善，而且使当时台湾当局遭遇的“外交”大溃决与石油危机导引的经济危机均有所缓解。这些举措，为蒋经国再度升迁和巩固其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走遍乡野
蒋经国在台湾有“民粹派”领袖之称。有人作过统计，蒋在“行政院长”任内，足迹遍及台湾地区161个乡镇村落，在他任“总统”的最初4年里，前后下乡197次，与民众在一起的日子多达155天。他在就任“行政院长”后的第一次院会上指出：“希望各级行政首长今后不要多在电视上报纸上出现”，而“要深入民间，深入问题，在问题上求得彻底的个别的解决”。1973年1月19日，蒋经国向新当选的台湾县市长讲话时，以《向下扎根》为题，提出：“今后县市长应该拿出良心，下乡‘扎根’，真正为老百姓工作。”他还说：“一切施政要向下看，针对老百姓的需要，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在这里，蒋经国明确提出了“向下扎根”的理念。
同年2月23日，蒋经国在“立法院”作口头施政报告时，题目就是《向上发展向下扎根》。蒋在报告中称：“‘国家’建设是永无止境的奋斗历程，在往上看、向前进，以求获得更大发展的同时，又需扎得深、站得稳，才能无畏任何冲突与考验。”他提出向下扎根的目标，就是“要把‘国家’建设的基础奠立在盘石之上，使这基础更为稳固”。“今天我们就正要使‘建国”要图在基层生根，为全民造福”。如何向下扎根呢，蒋经国提出的具体做法是：
(1)加强“国民教育”；
(2)实施“地方自治”；
(3)加强“地方建设”，蒋经国认为此项举措是“为民造福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现实的扎根工作”。
(4)增进“社会福利安全”。
蒋经国之所以提倡各级首脑应向下扎根，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要确实改正国民党各级官吏高高在上，不关心民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蒋在讲到向下扎根的具体做法时，强调“政府施政”不仅要为民众兴利，也要为民众除害。而官僚主义则是当时最大的公害之一。二是使台湾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三是真心为台湾老百姓谋福利。他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树立亲民爱民的风气”，要“与民众的愿望相结合，以民众的利益为依归，为民众提供最好的服务”。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和民众在一起”，他还说，“乡村、深山、海滨是我最高兴去的地方．，和民众在一起，谈话欢聚，乃是我所要追求的乐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春节时，气候炎热如夏，使余担心中南部的幼苗可能发生虫患，而现在则又奇寒，早晚尤甚，恐受伤害。余不以为之释怀。数月后是台风季节，奈何?余明知忧虑无补于事，但内心仍有此种感觉”。对此，台湾一位学者曾说：“这种平民化的风格，在古今中外的领导人物中，甚为少见，在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中，我们可以发现关心人民福祉的，也可发现在民间走动，表现出亲民姿态的，然而，却甚少见到最高级的行政首长，能经年累月，不顾寒暑，跑遍大街小巷，与一般民众，不论其职业、身份、年龄、性别，相处融洽无间……关心其生活、起居、收入等无微不至，而且回到办公室后，立刻以实际行动，为其解决大小实际问题。”也有舆论称蒋经国下乡访贫问苦这一套是做假，不过沽名钓誉而已。笔者以为前一种说法确有一些吹捧之嫌，后一种说法又确实与事实不符。蒋经国的确希望为老百姓谋福利，以争得台湾社会各界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持。
对于蒋经国向下扎根思想形成的根源，漆高儒认为是蒋经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严格的家教与中国固有伦理与文化的熏陶，使他萌生了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驱使他抱病之身仍在处理要务，使其终年劳碌地利用周末假期深入民间。笔者以为漆高儒的分析有欠公道，蒋经国向下扎根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从小留学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并成为一名共产党人，长期在苏联基层工作，深受共产党群众路线与深入基层工作方法的熏陶。他回国后在赣南工作期间，就表现出平民作风。出任“阁揆”后，更关心民间疾苦。二是他开始接受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注意“政府”同群众间的关系，注意解决民众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蒋经国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