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对蒋经国“内阁”也发表评论称：“‘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61．8岁。”
蒋经国何以在一上台便在人事安排上一反以往老官员轮流坐庄的办法，提拔青年才俊呢?据笔者观察：
其一，化解省籍矛盾。省籍问题是国民党退台后政治舞台上斗争的一个焦点。早在国民党退台初期，台湾本土人甚至一些在岛内知名度较高之人，参政的机会也很少，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台湾“省政府”要职，基本是由去台的大陆籍国民党要人担任。台湾“省主席”一职直到1972年23年间，竟无一台湾人出任。随着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台湾人士参政要求越来越强。特别是在1970年保钓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新保台派，他们多数是出身于官僚世家的中青年学者，也有一部分是地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崇拜美国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军事专制，也反对“台独”势力，主张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合作，推进台湾的政治改革。蒋经国出任“阁揆”后，面对台湾社会矛盾发展、国民党出现政治危机的局面，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行“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路线。因此，调整权力结构，扩大国民党的经济基础，提出通过推行年轻化、本土化政策，大量起用和提拔台籍青年才俊和有“地方基础”的台籍官僚，使国民党政权开始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转为同台湾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本土化政策形成应为70年代，而非40年代末50年代初。有舆论称：蒋经国并非是本土化政策的创始人，其理由是：在国民党退台之前，蒋介石就曾给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打电报，令其多方延用台湾本地杰出人士参加“政府”，特别是培植台湾青年，以化解因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民怨。此后陈诚在“组阁”时，连震东出任“内政部长”，成为台籍人士中的第一位“部长”。自此形成惯例，“内政部”由台籍人士掌管。直到196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上，才有两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央委员会。上述现象表明在最初的国民党“政权”结构中，对台籍人士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尽管吸收了若干台籍人士参政，但从总体上看，台籍人士参政非常有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政策此时并未形成。
进人70年代之后，随着蒋经国时代的来I临与台湾遭遇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困境，受革新保台派影响的蒋经国遂生偏安心态，积极推展革新保台路线。为使上述路线得以贯彻执行，蒋经国必然起用地方人士参政。正是在此种形势之下，徐庆钟成为第一位台籍副“阁揆”，谢东闵成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一批台籍人士连震东、李连春、李登辉、林金生、高玉树等先后在“行政院”中任要职。至1976年国民党十一大时，27名国民党中常委中，有9名台籍人士，占33％。与此同时，每次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增额选举中选出的委员与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台籍人。可见，本土化政策是在70年代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
进入80年代后，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倾向更加明显。特别是到了蒋经国晚年，更加刻意推进本土化政策，并同政治革新结合，初步筹划了他死后的台湾权力格局，把台籍人放在较为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可从后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31名中常委的比例中得到说明。31名常委中有14人是台籍人士，占全体常委的45％。除“副总统”由李登辉担任外，“司法院院长”、“监察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内政部长”、“法务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台籍人士担任。中央党部一个副秘书长、两个工作会主任、四个副主任及台北、高雄两市党部主委均由台籍人士担任。至于县市一级以下基层党政主管，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台籍人。
由于蒋经国推展的本土化政策迎合了一部分台籍人参政的要求，对缓解尖锐的省籍矛盾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蒋经国虽大力推展本土化政策，但在具体做法上，始终坚持以“大陆人为主轴，台湾本省人为辅”的原则。对台籍人士开放地方政权，“中央政权”只开放次要部门，要害部门严加控制。这种状况直到1986年后才稍有改变。蒋经国这样做，既表现出与其父统治手法有很大的不同，也带有很大的被迫因素。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就曾在一次答记者问时称：“基本上讲，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省籍的考虑，我相信有必然性”。
透视李登辉推展的本土化政策，尽管他多次宣称“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在他执政后所推展的本土化政策与蒋经国存有明显的差异。李登辉有他的原则，即“以台湾人为主轴，大陆人为辅”。其突出表现是他所主持的国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31名中常委中，台籍人士16人，加上李登辉，已占到常委数的55％，首次突破了半数。其后在“行政院”改组与“宪政改革”中，权力机构与“国会”中，绝大部分是台籍人掌权，“总统”、“副总统”与“行政院长”均为台籍人，改变了蒋经国的权力架构。可以肯定地说，李登辉打着推展蒋经国本土化的旗号，以培植个人势力，扩张权势。尽管李登辉一再声称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造成强人政治的局 面，但事实表明，他决不是一个无野心之人，更不会满足于做一个 “虚位元首”。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必然 会千方百计地培植个人亲信，形成自己的班底。几年来，李登辉打 着提拔新进的旗号，对国民党第三代全面开放权力。同时依靠美 国的支持，逐步削弱大陆籍传统势力，相继把一大批大陆籍的国民 党元老政要挤出决策圈，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并形成了他的“强 势领袖”和“党政一元化领导中心”的地位。由此可见，蒋经国推展 本土化政策，只是台人治台策略的运用，而李登辉则将本土化作为 一种战略；蒋经国推展本土化时还念念不忘“反共复国”，而李登辉 则一再鼓吹“一国两府”、“双重承认”和“新台湾人主义”、“台湾生 命共同体”等奇谈怪论；蒋经国推展本土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化解 了省籍矛盾，而李登辉推展本土化的结果是使台湾政坛政出多门， 一片混乱，“台独”势力猖獗。总之，李登辉已对蒋经国大力倡导并 推展的本土化政策有了实质性的改变。
其二，蒋经国认为岛内上层官员老化现象十分严重，进取精神 太差，又与以蒋经国为首的革新保台派矛盾重重。为了同国民党 元老派作斗争，也为了实现其父“反共复国”大业，他才提出了吸收 “省籍菁英”的口号，并在“组阁”时大胆地起用新人。
正因为蒋经国此举深得台籍人士的赏识，所以获得了众多台 籍人士的喝彩。
政治构想
纵观蒋经国的一生，其政治举措无不充满了革新的色彩，特别 是在他主台之后，出于稳定国民党在台统治与树立自身新形象的 考虑，也出于“向历史交待”的责任感，不断推展革新措施。行政革 新就是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措。
推展行政革新，的确不是蒋经国的发明，但他搞得的确有声有色，比其父蒋介石更高明。早在1966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行政革新研讨会上提出：“要使行政革新，成为我们全面革新、贞下启元的先导，成为我们新生新运的转折点和出发点。”
蒋介石是在倡导党务革新的基础上提出行政革新的。在他看来，国民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处处显示出一种衰老滞钝的现象”。而“政府”机构同党一样，处于松懈拖沓，人事“老大当退不退”，工作上抱残守缺，被动敷衍，各级官吏“循情尔惠，擅作威福者”大有人在，不但不能便民，而且还要去劳民、搅民。因此，必须首先推展行政革新，“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考核的责任制度，确立为国尽职，为民服务的廉能政治，并由小而大，图难于易，致力于从头做起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建设，以树立反攻复国的基础”。说到底，蒋介石希冀通过行政革新提高工作效率，来克服国民党行政机构的弊端，建立所谓廉能政治，以确保“反攻复国”的成功。
1967年，蒋氏父子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提出了十大革新要项：
(1)革新党务；
(2)变化气质；
(3)发展科学；
(4)改进教育；
(5)发展经济；
(6)整顿人事；
(7)革新行政；
(8)办事要领；
(9)研究发展； (10)注意统计。 从上述革新要项中看到，蒋氏父子将党务革新放在第一位，将行政革新放在第七位，行政革新为先导变成了党务革新为先导。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台湾当局的以党领政体制所致。
1969年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以《全面革新的精神、行动和准据》为题，提出：
“当以党的革新为中心，从政治、外交、财经、军事、社会、文教……进行全面深入的、持久的革新。”
在同年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十大上，蒋介石又主持通过了《政治革新要项案》，该案在强调以党的革新，带动政治的革新与社会的革新的同时，规定革新要项为：
(1)刷新政风；
(2)厉行“法治”；
(3)健全机构；
(4)改进人事；
(5)加强研究发展。
由上可见，蒋介石推展行政革新的目的有三：一是为革除弊端，维持台湾当局的统治；二是出于反共的需要，他一直宣称革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奠定“反共复国”的基础；三是树立蒋氏父子的新形象。当然，蒋介石还有一层不能公之于众的苦心，就是通过推展革新活动将蒋经国推上政治舞台的最前方，为其顺利接班奠定基础。应当说，知父莫如子，蒋经国是深知其父的良苦用心，他在上台伊始，就接过其父的革新旗帜，在台岛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维新运动。经几年努力，到他“组阁”之前，蒋经国新政的成果表现为：
(1)放宽言论尺度，允许并鼓励青年人问政，开放校园运动；
(2)将为民服务作为党务革新与行政革新的重要内容；
(3)在人事制度方面，启用青年才俊，推展本土化政策；
(4)实施“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案，缓解“法统危机”；
(5)发展经济与教育，促进经济腾飞。
经过整顿，国民党内与各机关存在的诸种弊端均有所克服，这对于配合当时经济发展与改善自身形象，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此一整顿，还仅仅限于调整与修补，并未对旧的体制做大手术，台湾经济的起飞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旧体制很难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台湾当局仍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
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当日，首次在讲话中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的6字方针。他说：
“经国今天愿意拿‘平凡’、‘平淡’、‘平实’三句话奉告各位先生，并共同勉励。‘平凡’就是做人平凡；‘平淡’就是对名利看得平淡；‘平实’就是做事力求平实。”
有记者问蒋经国：“你的政治构想是什么?”
蒋经国答称政治构想是：
“第一是不需要任何报酬而奉献自己心力、智慧、爱护自己‘国家’，爱护自己同胞；其次就是诚恳，我们有错误，就是错误，有不对的地方，就是不对的，从来不掩盖错误，任何错误发现后，不对的地方，立即改进，但是，每一个案子发现后，‘政府’会马上办理，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以后也会如此。”
“我们‘政府’没有别的，最重要的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怎么样讲，就怎么做，从来不欺骗民众一丝一毫，如果欺骗民众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真正的‘政府’是要‘政府’守信用，所以爱护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众，守信用，讲道义，这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道德的标准，以这个标准为基础，今后将朝此方面继续努力，发展我们的事业和开展我们的光明前途。”“此外，我们还要强调公平、公正、公开，这不是只有选举时才强调的，而是要在任何一件事，都朝此方向去做。”
透视蒋经国行政革新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