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十大建设开始实施时，正巧碰上国际物价大幅上涨，当时 有许多人认为该项计划对奖金、对物价都具有很大的危险』生，认为 不能实施如此庞大的计划。蒋经国听到这种意见后毅然表示：“现 在不做，将来就会后悔。”当十大建设开始筹划推动时，困难重重是 可想而知的，当时主要有三个难题：人力问题、技术问题、财力问 题。对于这些难题，蒋经国总是争取全力解决。1974年2月，蒋 经国在“立法院”作报告时，提出做到经费、人事、奖励、意见四大公 开，以推动十大建设。
十大建设期间，蒋经国多次到工地视察、督导。
据台报载：台中港第一期工程从开工到完工，蒋经国冒着烈日 飞沙、寒风骤雨，先后巡视12次，并参加传递石头的行动。
中钢建厂，有3年零4个月之久，其间，蒋经国巡视工地15 次。1977年7月25日，台风在台南登陆，中钢高炉濒临断电断 水、铁水将凝、炉体将毁的险境。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一日数电， 询问情况，直到渡过了危机。
北回铁路修筑前，蒋经国特别指示：
“北回铁路的兴建，对于台湾省东部的建设，及苏澳港的功能，均极有裨益，且可使台湾全岛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意义极为重大，但开工典礼务宜从简，如果地方上的民众拟盛大庆祝，亦宜婉劝其基于节约及务实的观点，不必铺张，俟将来竣工典礼时，再以适当的方式来表示庆祝的心情。此一铁路经过崇山峻岭，工程设计必须配合地质条件，慎重将事。”
台湾舆论称：“经国先生的苦心和参与，是10项建设顺利完成的主要因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蒋经国当时下决心开展十大建设的做法是正确的，虽然冒了点风险，但其作用正如蒋经国自己所宣称的：
“10项建设的进行，在经济不景气期间，产生了无比的积极作用，不但刺激了各种相关事业的生产，也吸收了大量的‘国民’就业，大大冲淡了经济呆滞的严重性。”十大建设不仅为台湾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也为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成了赖以实现的基础设施。
当十大建设即将竣工之际，蒋经国在1977年9月“立法院”会议上宣称：十大建设的完成，对台湾现代化只是一个奠基的过程，为求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决定开展12项建设，其中部分是10项建设工程的延续与扩充，部分是新的计划，其涵盖范围比10项建设更广泛。具体包括：
(1)完成台湾环岛铁路网；
(2)新建东西横贯公路3条；
(3)延长高速公路至屏东；
(4)扩建中钢公司第二期工程；
(5)继续兴建核能发电2、3两厂；
(6)完成台中港第二、三期工程；
(7)开发新市镇，广建“国民”住宅(平均每年2．5万户)；
(8)加速改善重要农田排水系统；
(9)修建台湾西岸海堤工程及全岛重要河堤工程；
(10)拓建由屏东至鹅鼻道路为4县高级公路；
(11)设置农业机械化基金，促进农业全面机械化；
(12)建立每一县市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
12项建设预计总投资多达约新台币4000亿元。蒋经国宣称：12项建设完成之后，不仅使台湾经济再上一个台阶，而且能够完成“反攻复国”任务。此刻，蒋经国在台湾政坛上的声望日渐升高，其政绩使他成为下届“总统”竟选呼声最高的人。 其四，推动“工业升级”。 为了尽快摆脱国际经济风暴对台湾造成的经济困境，台湾当局于70年代提出了“工业升级”的口号。
所谓“工业升级”，是将台湾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将台湾初级、简单的、低层次的、附加价值小而能源消耗大的加工装配工业，升级到高级的、复杂的、多层次的、附加价值大而能源消耗小的高级加工装配工业。通过“工业升级”，改变台湾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台湾当局之所以在70年代提出“工业升级”的口号，主要是台湾经济面临着新的严重问题：外部遭到工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以及大陆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内部传统劳动密集工业失去优势，原有的经济“法规”与制度陈旧过时。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上，由于蒋经国坚持僵硬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在其求保证台湾经济优势、拖延和谈统一的总体目标下，确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策略：以稳定经济为主，产业结构升级。1980年3月18日，蒋经国在财经会谈中称：
“为因应未来国际市场激烈竟争”，奠定台湾对外贸易基础，“建立高级及精密工业，已定为我工业发展之既定方向”。
同年7月15日，蒋经国在财经会谈中进一步强调：
目前台湾经济“正在迈向新的境界，必须注意到全面发展的计划性与整体性，致力引进新的科技知识、革新管理方法、更新生产事业机器设备、培养专业人才，来提高行政效率和生产力，改进各种生产品与服务之品质。在此方面，必须大家发挥高度智慧，并吸取先进国家经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其后，蒋经国不断强调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认为除了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外，还要加强企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技术，“而技术与管理的改进，人才最为重要，亟应加强培育与训练”。
如何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呢?蒋经国认为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建立科学工业园区，这将对精密工业发展“有重大的推动助力”。
1979年7月，台湾当局根据蒋经国的指示制定了《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翌年7月，又制定了《科学工业园区管理组织条例》。科技工业园区，旨在引进高科技和高级人才，把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研究和制造高级工业产品，推动工业技术的发展。同年9月，台湾当局在新竹建立了科学工业园区。从开辟出口加工区到建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反映了台湾产业结构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蒋经国对此极为重视，他指出：
新竹科学工业园的设立是台湾“科技发展一个新的起点，必须把握时机，按照计划积极推行，希望‘政府’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协调，务使该园区原有构想能够顺利展开，达到预期目标”。
为了推动工业升级，台湾当局还建立了中心卫星工厂制度。此举是时任“经济部长”的赵耀东极力呼吁于1983年9月正式设立的。
所谓中心卫星工厂制度，就是以最终装配厂或基本原料生产场为核心(即中心工厂)，结合其零组件制造厂或下游加工厂(即卫星工厂)，并使之有计划地密切配合，共同经营和管理，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产销密切配合的金字塔型的生产体系。
台湾推行的中心卫星工厂制度是模仿美国11vr公司、日本丰田、松下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产业组织体系建立的。台湾当局在《建立中心卫星工厂制度方案》中将各种企业分为装配厂、特用材料加工、专业贸易商三大类，以期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家电、塑胶、制衣、机械等各个行业中去，以联营合作代替合并，形成大规模企业集团，从而带动整体的工业升级。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建立与中心卫星工厂制度的推展，使台湾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外商投资热情不如预料的高；许多厂商是为了捞取投资优惠待遇而迁入园内或争取成中心卫星工厂；园内与卫星工厂有些产品成本偏高，质量欠佳，在国际上竟争力不强。
其五，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方针的提出。
进入80年代之后，台湾经济发展更为艰难，为摆脱困境，推进经济发展，台湾经济界一些有识之士率先提出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的构想。1984．年2月8日，“行政院长”孙运璇提出了“三中心一区”的经济发展构想：建立世界贸易中心、仓储和转运中心、筹办海外金融服务中心，建立综合自由贸易区。1984年11月6日．蒋经国主持财经会谈时要求“行政院”妥慎拟订未来经建计划，朝着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方向前进。这是台湾最高当局第一次明确提出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
1986年2月，“行政院”根据蒋经国的指令原则通过了“经革会”提出的经济革新方案。同年3月31日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最高政策指导方针，以配合政治革新的推展。
所谓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其具体内容为：
国际化为“扩大经济活动空间，开放内部市场，促进内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增强对外活动的实质能力”。
自由化为“尊重市场价格机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创造公平竟争的国际环境”。
制度化为“制定一套合理的‘法规’，用‘法制’调节、控制经济金融的运行”。
为了推展这一新的经济指导方针，蒋经国推出多项具体措施：
(1)黄金买卖自由化；
(2)外汇出入自由化；
(3)利率自由化；
(4)汇率自由化；
(5)金融机构设置自由化；
(6)降低关税，开放台湾岛内市场；
(7)开放外资对台湾及台湾对外投资的限制；
(8)扩大海外经济合作；
(9)全面检讨过去“法令”、“法规”是否有违“三化”方针精神；
(10)成立专门研究与考核推进自由化、国际化之机构。
上述诸项措施的推展，使“三化”方针得到贯彻，台湾经济逐渐走向全面转型。当然亦应看到：“三化”方针的推展，也给台湾经济带来了新的冲击：制度化远远跟不上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外国资本与台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冲突加剧，台湾私人资本与官营资本矛盾日甚。这些冲突与矛盾解决不好，就可能引发台湾社会动荡，导致新的经济危机。
对于蒋经国执政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海内外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窦建安发表评论称：“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1974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啕年增长率为10％”。
美国参议员格林称台湾地区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地区之一，而这一成功主要归功于蒋经国的领导才能。
作家江南先生评论说：“经国掌舵，经济上可打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其他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