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同志有恢宏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以来，肆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大；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所拥戴。”“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
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又被正式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制演变为主席制，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国民党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台湾第一人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眼睛又瞄上了“总统”宝座。其实，蒋经国身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总统”严家淦不过是虚位以待。下面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一天，“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有一件事要亲自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去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一句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完全不同了，“总统”说他出去后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时间最多也是半小时，请转达蒋“院长”。 罗浩对此评论道： “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动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有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 江南则认为：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还有人说： “凡事都得听蒋经国的。”“严家淦只是供小蒋走向老蒋的一座私家桥梁。”
的确，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之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个默默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家淦盱衡‘革命’情势，深感愈接近最后成功，困难愈多，冲击愈大，非有坚忍、弘毅与睿智之‘革命’领导，实不足以克服重重险阻，达成‘反共复国’之艰巨任务。”
“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追随总裁力行总理遗教达40年，志节坚贞，勋绩卓昭者；尤以出任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院长’以来，主持‘国家’大计，实践本党政策，推行重大建设，顺应国际变局，操虑忠纯，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国内外’一致推崇。蒋主席经国同志乃本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之最适当人选。”
严家淦的推荐书正中蒋经国下怀，但又不能不表示谦让，遂两次请国民党元老劝严继续留任。但严的回答十分简单：“当然经国先生担任了”，坚决表示放弃竟选“总统”。
严家淦何以态度坚决地放弃“总统”竟选而举荐蒋经国呢?据笔者分析，严的动机是：
(1)顺水推舟，落得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
(2)感恩图报，即报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3)知难而退，免得承担以后的政治风险；
(4)为了国民党的利益考虑。
严家淦的自动让位与举荐，使蒋经国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请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同时，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集会通过决议，建议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请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会议由蒋经国主持，主要讨论第六任正、副“总统”候选人问题。出席会议人员以起立方式通过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全会结束时，蒋经国发表讲话称：
“经国承全会厚爱督责，征召……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经国谨以l临深履薄的心情，提出个人的感受和感激的至诚。”
“经国今后责任加重，自更当殚精竭尽……为党尽忠，为‘国’效命，为民服务，奉献一切。”
对于严家淦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他在3月17日“国大代表”餐会中赞扬严家淦说：
“严‘总统’多年以来，辅助‘总统’蒋公，后来继任‘总统’，主持‘国政’，盛情隆勋。‘全国’同胞莫不崇敬，经国个人尤其多年来在严‘总统’的指导之下，受益很多。而严‘总统’谦德冲怀……提名经国为……第六任‘总统’执政党候选人……经国对此深深感到惶恐。”
“以经国个人的才德，何敢仰望严‘总统’的盛德大业，又何以能承担如此重责大任。”
既如此，蒋经国为何又接受了严的推荐呢?据蒋经国自己称：
余“再三思虑，以为当此‘国家’民族多难之秋，个人决不能自外于‘革命’的责任。同时内心也怀有一种恳切的期望，如果得到‘国民大会’代表先生的支持和督勉，自足以共济时艰，所以经国毅然接受党的征召”。“我接受中国国民党提名竟选第六任‘总统’，是以战斗兵的身份，接受作战命令”，“作战只有服从”。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这与当年乃父在台重登“大宝”有何区别。
蒋经国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定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礼遇：
(1)邀请参加“国家大典”；
(2)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
(3)供应房屋及其设备；
(4)供应交通工具；
(5)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
(6)供应保健医护；
(7)供应安全护卫。
由此礼遇可见蒋经国对严的厚待与感激之情。不仅如此，严卸任后，蒋对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严主持党内若干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1978年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负责对参加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1979年，严家淦还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馆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4月，严家淦担任国民党中常会12人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当严家淦在家中度过80岁生日时，蒋经国亲往住所祝贺。还在严寿辰前夕，蒋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
“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尽管严家淦对蒋氏父子亦有看法，但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蒋经国他也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十分难过，饮食也觉无味。同年国民党十三大上，严当选为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主席。
严家淦晚年体虚多病。1986年9月严患脑溢血病，经抢救72小时后才恢复知觉。进入90年代后，几乎卧病在床，足不出户，行动及语言均有严重障碍，且无法辨认外人。1992年9月7日，严家淦再度发生脑溢血，病情危急，后虽得到控制，但仍以胃管灌食，意识昏迷。同月严氏再度中风，且感染发烧，一度病危。在医疗小组精心治疗下，病情虽有好转，但从此再未出过病房。
严家淦住院期间，台湾政坛要人不断前往探视。1986年住院第二天，蒋经国亲往探视，并嘱医护人员妥为照顾。李登辉、郝柏村、谢东闵、黄少谷、俞国华等人也先后前往探病。
1993年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台湾当局对严家淦丧事颇为重视。12月25日，李登辉主持治丧会议，指示应力求庄严隆重，并发布使命，特派“副总统”李元簇等21位党政要员为治丧大员。治丧大员有别于一般的治丧委员会，过去只有蒋氏父子和张群去世时，才由“总统”特派治丧大员，其他党政要员均非由“总统府”主办丧事。严家淦的丧仪尽量比照在任“总统”去世时的规定办理。
严家淦奉安典礼于1994年1月22日上午8时20分开始。家庭祭礼由严家淦长子严隽隽主祭，移灵典礼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主持。9时20分举灵上车，由宪兵礼车、摩托车队前导，空中直升机队护卫到达三军大学礼堂门前。李元簇、连战等全体治丧大员在此迎灵。在灵堂内，李登辉致赠的挽联特别显眼：
“慎思笃行，情学明辨，建盐场食货宏谟，开济功深，宜百祀而不朽”；
“明良缵绪，继往开来，申北辰山斗至德，中和位育，顾一统之有期”。
李登辉于10时10分亲临致祭，接着举行奉安典礼(奉安典礼不同于蒋氏父子的奉厝大典。虽仅一字之差，但里面大有文章。奉安与奉厝都是古时用语，奉为尊称。古时帝王安葬或神主迁庙称奉安。民国以来，只有孙中山先生安葬于中山陵时举行奉安大典。奉厝与浮厝、停厝相同，是指暂时安置灵柩，没有正式下葬。蒋氏父子去世后分别停厝于台湾桃园慈湖和大溪两行宫内，以待来日，迁葬于南京中山陵。无论是奉安还是奉厝，均是用于“元首”的丧礼)由李元簇主祭，全体治丧大员陪祭，机关团体公祭。公祭完毕即行启灵，鸣礼炮21响，灵柩被送葬至五指山国民党军示范公墓。
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才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可说是“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的《敬悼严家淦先生》一文，对严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为使读者对严家淦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抄录几段如下：
他(严家淦)与赏识他拔擢他的蒋介石与陈诚，没有任何亲戚或同乡的关系，他没有在官邸或侍从室任过职，更不是党校、政校、干校、黄埔的“天子门生”。
他是一介平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留过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带过兵，甚至没有受过一天军事训练，但是他一步一步登上文官的最高峰，文人“总统”，也是“国军的三军统帅”。
他虽然长期担任“阁揆”高位，且一度贵为“国家元首”，却没有班底，没有小组织，没有自己的人，无论在位或下台，没有一本传记，没有一本回忆录，更没有什么言论集或什么选集之类的书籍出版过。
这样的一个人，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我们(台湾)史料机构中却没有他的档案，在强人政治的阴影下，历史上几乎没有姓严的这么一章。其史料机构出版物插图列举“总统”，蒋氏父子以后就是姓李的，竟没有姓严的这一任。
’
台湾政局相当微妙，看似安定，实际上蒋家父子与陈诚三强人之间，仍存在许多矛盾，严家淦以其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化解了若干可能发生的重大矛盾与政争。从陈诚“院长”过渡到蒋经国“院长”，从蒋介石“总统”过渡到蒋经国“总统”，政治传承与政治安定，严氏应居第一功。如果40年政争不断导致政局不安，则一切“经济起飞”、“经济繁荣”、“经济奇迹”都可能化为乌有了。何况……严氏在台湾财政经济决策上也付出最大的心力，并作出许多决定性的贡献。
蒋经国在获“总统”候选人提名后，提名台籍出身的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在人才济济的台湾政坛中，蒋经国何以会选中谢东闵呢?
为搞清蒋经国用意，还需追溯一下谢东闵的历史。谢东闵，字求生，1907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台中第一中学毕业后去上海，考入东关大学法学院。翌年转入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日语教师。抗战期间任香港战时邮电检查处日文部主任、《广西日报》电讯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科长。1945年台湾光复后返台任高雄接管委员会主任、高雄县长。同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为六大惟一的台籍代表。1946年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副处长，兼任台湾省合作金库理事长。1947年任台湾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台湾省党部执行委员。1950年出任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台湾《新生报》发行人，兼任“救国团副主任”。1954年出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57年至1963年出任台湾“省议会副议长”、“议长”，1972年当选为台湾“省主席”。
谢东闵历任公职达30多年，尤其在“省议会”前后达15年，地方行政经验极为丰富。蒋经国之所以选中他，除了他的地方行政经验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与蒋经国有着深厚的关系。据蒋经国称：
“我在重庆时就认识谢东闵同志，到了台湾我们共同创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后来两个虽在不同的岗位工作，但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同志。”
“谢东闵同志具有不忧不惧的‘革命’精神，非常忠党‘爱国”’，“为‘国’做了许多贡献”。
正因为与蒋经国的浓厚关系和蒋的赏识，谢东闵才官运亨通，从台湾“省主席”到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据台报载，蒋经国提名谢为“副总统”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蒋经国在接受严家淦提名后，“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一直未见公布。由于蒋经国一直不动声色，使得大家对蒋经国将要提名什么人来做他的竟选伙伴，产生了许多的幻想和猜测。若干有希望或满怀憧憬而自认有可能的人，更是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等待“鸿鹄之将至”。但谁也没想到，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前夕，约谢东闵在士林园艺试验所见面，然后吩咐侍从人员离去，边散步边请这位“求生兄”(求生是谢东闵的别号，蒋对长辈或同辈的人，仍沿袭蒋介石的礼数，只称人的号不直叫名字)出任“副总统”候选人，第二天此信息见诸报端。
对于蒋经国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用意，江南评论颇为深刻、切中要害：
“由谢东闵担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蒋经国此举充分显示其用人弹性，就连党外领袖康宁祥也说：“小蒋用人确有一套”。
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如期在台北召开。：3月20日，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当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便于当日下午4时偕夫人及次子蒋孝武赴慈湖蒋介石陵寝谒祭，以感谢先父的刻意栽培。翌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谈话称：
“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自己的血汗来完成总裁遗留下来的使命，以慰‘国人’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