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个人除血忱生命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党国’的。”“当选之后，自觉除‘宪法’规定的礼仪之外，个人的一切生活、行动、观念，等等，都仍然是一介平民。个人在党、在‘国’一向是以一个党员和一个平民而自居；而且始终就是以这种心情和至诚，来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
3月25日，蒋经国在接受“总统”当选证书后发表谈话称：
“经国在敬谨接受当选证书之时，并以郑重、严肃、坚定和感谢的态度表示，在……宣誓就职之后，谨当遵循‘宪法’，贯彻‘国策’，牺牲奉献，服务全民，为‘贯彻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而全力奋斗。”
5月20日，遵循程序，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职，并发表讲话称：
“经国服务公职以来，无时无刻不是以民族大义、‘革命’责任和‘国家’荣誉，作为自己效命致力的目标和志事，经国此后在‘全国’同胞的信任和督策之下，必当奋我精诚，竭我智能。”
至此，蒋经国成为台湾“总统”。从1938年初次从政到1978年当选“总统”，整整40年。
重组班底
蒋经国接掌“总统”大权之后，念念不忘乃父的教诲，又于4月5日蒋介石病逝3周年之际，发表《风木孝思》的专文，以示继承父志。文中称：
“父亲尝以为孝莫大于尊敬，其次日不辱，所谓尊亲，谓发扬光大吾祖先黄帝之遗绪；所谓不辱，谓当勿贻吾父母以陨越之羞。”“今后我只有牺牲奉献之心，为‘国’为党奋斗，朝着‘发扬光大吾祖先黄帝遗绪’的目标奋斗。”
然而在做法上，蒋经国的确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开明一些。台湾虽仍处在军事戒严体制之下，但蒋经国特别强调民主政治，就在他就职“总统”当日，他向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发布了下列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以‘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尽管蒋经国的说法有点冠冕堂皇，但他这一手的确比老蒋的独裁统治，既开明，又得人心。
在用人路线上，蒋经国继续推展本土化政策，不仅起用谢：东闵出任“副总统”，而且大力选拔省籍才俊，为自己的统治增添新的民主广告牌。具体做法是：
(1)为提高台籍人士的政治地位，进行舆论宣传，“台人治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此举客观缓解了省籍矛盾，但为“台独”势力活动提供了政治舞台。
(2)提拔大批台籍人士问政、参政。
(3)全力发展台籍人士入党。国民党退台之初，其党员成分主要是大陆籍人士，台籍人士所占比重很小。蒋经国为贯彻“向下扎根，向上发展”的方针，遂在台籍人士中全力发展党员。据统计：在261万国民党党员中，台籍党员已占到80％以上。国民党成分构成的根本变化表明：这个曾经是全国性的政党已经蜕变为地域性政党。
就重用台籍人士而论，蒋经国突破了其父的惯用手法，从而赢得了台籍人士的喝彩。但也有人对蒋经国此举予以指责：
台籍人士参政往往处于高权不重要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而且职务大多是配角性质，“从‘副总统’到‘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5院‘副院长’，一律由省籍人士出任，很难令人相信是一种巧合而非刻意的安排”。“维系政权的两大基石——军事与经济，台湾政客至今无缘窥其堂奥。”
此一说法实属事实。“行政院长”一职任命大陆籍的孙运璇，“副院长”任命台籍出身的邱创焕，按省籍平衡，一正一副。江南就此项任命发表评论称：
“万一经国任内病故，谢东闵接任‘总统’，不过是另一位严家淦，实权操在孙运璇手里。”
江南这一说法原指蒋经国的主观意图，并非等于客观实际。蒋经国后来死在任上，当时“台籍”出身的“副总统”李登辉接替“总统”一职。“行政院长”虽是大陆籍出身的俞国华，但李登辉没有成为严家淦第二，俞国华也没有成为蒋经国第二，反而被挤出决策圈。其后，随着李焕、郝柏村下台与连战上台，蒋经国的“台人制台”变成了真正的“台人治台”。当然这是后话。
孙运璇出任“行政院长”，除了他的政绩之外，也与蒋经国同他的深厚关系有关。
孙运璇，号曜光，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电机系，随即参加陇海铁路连云港发电厂建厂工作。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被派往湖南主持湘江电厂建设，时年仅24岁。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局工作3年。1946年5月，孙又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后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1950年升任协理兼总工程师。1962年4月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在任台电总经理期间，蒋介石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多蒙孙运璇的照顾与栽培，使蒋经国对孙尤为感激。1967年，蒋经国通过其父将孙提拔为“交通部长”。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孙运璇，如果没有蒋氏父子的提拔，出任此职是非常困难的。同年孙运璇再度高升，被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1969年10月孙又转任“经济部长”。当蒋经国“继统”之后，念念不忘孙对蒋孝文的恩泽，与他对蒋家的绝对忠诚，要他出面“组阁”。1978年5月24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身份对新任“行政院长”提名发表谈话称：
“新任‘行政院长’孙运璇之获得提名，系在衡酌‘国家’需要，并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作的决定。”
“孙运璇先生历年来对‘国家’的贡献很多，表现也非常的杰出，尤其是在他任职台电总工程师任内，孙运璇先生经常是上高山、到海边，凡是有电厂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出现，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此后在交通及经济‘两部’首长任内，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所花费的心血，也较以往为更多。”“孙运璇先生在‘立法院’历次的报告或答复质询中，对‘立法委员’态度的诚恳负责，更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也由于此种态度的影响，常使他能在不知不觉之间，既完成了困难的任务，并达成贯彻‘政府’决策的目的。”
有了蒋经国对孙运璇的推荐说明，“立法院”自然不敢怠慢，通过此一提名是意料中事。5月26日，孙运璇就任“行政院长”。，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之恩，孙运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按蒋经国的择人标准，于5月29日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政务委员”：俞国华、李国鼎、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费骅、周宏涛。 “内政部长”：邱创焕。 “外交部长”：沈昌焕。 “国防部长”：高魁元。 “财政部长”：张继正。 “教育部长”：朱汇森。 “司法部长”：李元簇。 “经济部长”：张光世 “交通部长”：林金生。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言。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 “行政院秘书长”：马纪壮。 台湾“省主席”：林洋港。 台北市长：李登辉。 同年6月7日，孙运璇第一次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讲话，宣称将继续推动蒋经国首倡的行政革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层层负责，纠正偏差，加强考核，不辜负蒋经国对他的期望。孙的讲话颇受蒋经国的赏识。台报对孙运璇任职6年的绩效评论说：
“不仅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挑战，且表现政通人和的和谐气氛，于是焉，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在中常会的排名逐届上升，隐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领袖人物。”
蒋经国“继统”前后在政治舞台上的另一杰作，就是“中央民意机构”代表增补选举。
众所周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成了历史名词。但蒋家小朝廷偏安台岛之后，不甘心失败，死抱住伪法统不放。1950年3月7日，蒋操纵随他逃台的伪国大，擅自在台重登“大宝”。蒋虽复“总统”职，但即使按伪宪法规定，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统”问题。因为即使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第29条规定：“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集会。蒋介石充任行宪以来首届“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按照时间推算，第二届“国民大会”应于1954年2月19日召开，选出第二届“总统”。然而台湾当局的政令不出台、澎、金、马，又如何能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呢?若仅从台岛选出第二届“国大代表”，又怎么能代表整个“中华民国”呢?蒋介石又怎能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呢?蒋为这些问题绞尽脑汁，他想起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条款第一条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29条或第47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根据紧急处分权与“行政院”建议，蒋介石于1953年9月27日，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至次届“国大”召集开会之日止。
既然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第二届“国大”何日召开就成了未知数。如此一来，跟随蒋介石到台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从6年一任或3年一任改为终身制，开创了“中央民意代表”得以无限期延长的先例。台湾各界对蒋介石此举深表不满，讥讽这些代表为“万年国代”。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终身代表”选举“终身总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代”死亡现象日渐升高。就“国大代表”而言，随蒋介石退台的计1642人，到70年代时已死亡近500人；“立法委员”第一届代表773人，随蒋退台者计545人，到70年代已死亡或因其他原因只剩下300余人。“监察委员”180人中随蒋退台的只有104人，20年后只剩下40余人。加之台湾经济发展对政治的冲击，使台湾各界与后台老板美国均希望蒋经国改变其父的独裁统治，建立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
客观现实逼迫蒋经国开始向“中央民意机构”实施输血工程，其方法是办理增、补选“民意代表”。
所谓增选，是指原选区人口增加而多设“民意代表”名额。按规定每增加50万人增1名“国大代表”名额，每增加100万人增1名“立法委员”名额，“监察委员”每省5名，直辖市2名。
所谓补选，仅限于“国大代表”，因“国大代表”任期未到，只有某正式代表死去，才可以新人递补。“立、监委员”任期已到，因特定环境无限期延长，代表死后只能办增选而不能补选。
蒋氏父子推展的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案始于1 1969年末。当年10月，蒋氏父子根据台湾人口推算出补选“国大代：表”15名，增选“立法委员”11名，增选“监察委员”2名，共计28名。因名额太少，缓解不了“法统”危机的紧迫压力，故在蒋经国登上“阁揆”的宝座之后，立即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经蒋经国一改，“中央民意代表”大幅度增加：“国大代表”53名，“立法委员”51名，“监察委员”15名，共计119名。为了办好此次选举，蒋经国特制定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办法，规定增额“国大代表”、“监察委员”每6年改选一次，增额“立法委员”每3年改选一次。还规定台、澎、金、马地区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直接选举；“监察委员”由台湾“省议会”及台北市议会议员间接选举；侨居岛外地区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由“总统”遴选(所谓“总统”遴选实则就是指派)。1972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案得以贯彻。蒋经国称此举使台湾“民主法治的实践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强化中央民意机构，巩固民主宪政基础所采行的一项大政，其意义无比重大”。
自1972年12月至1989年12月止，“国大代表”、“监察委员”已改选两次，“立法委员”已改选5次，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86年国民党中常会成立12人小组研讨“政治革新”方案，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充实“中央民意机构”问题。1988年11月17日，“行政院”又通过了“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申请退职。另对患重病不能胜任职务连续达1年以上，或非因公居留外国逾半年以上者视为自愿退职。此举是李登辉继蒋经国病逝后向非省籍势力抛出的第一个杀手锏，不仅使台籍人士大批登堂入室，而且随着“宪政改革”在台湾的完成，台湾统治阶层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台籍人士的天下。这种状况大概是蒋经国始料不及的。
蒋经国为了显示与其父统治手法的不同，还对反对势力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一方面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士不再一味投进监狱，而是将其放逐到岛外去；同时，蒋经国执政之初，一度以青年之友的姿态，鼓励青年人问政议政。在蒋经国授意下，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曾两次主持召开青年人“国是”座谈会，让与会青年人畅所欲言。蒋经国此举赢得了各方的好评，台湾《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称蒋经国的倡议“针对今日时弊，有极高的价值”，鼓吹要造成青年“做时代梦”的气候。
受蒋经国的鼓动，10年政治冰峰期后默默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增强了问政勇气，他们组织起来集体加入已在台湾社会颇有名气的《大学杂志》编委会，将该杂志改造为政治性刊物，以反映青年人的政治诉求。这一部分人就是所谓的革新保台派，也成为党外势力的中坚。他们拥护蒋经国，但也抨击台湾当局的弊政，企图借蒋经国之力创造一个新台湾。蒋经国支持他们，是借青年人之力造就一个“新政”的局面，同时利用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热情，对元老派施压，以迫他们交权。由于蒋经国不能完全接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见，故使其与革新保台派之间矛盾滋生，终于引发了《大学杂志》集团的瓦解与《美丽岛》案的发生。
中 坜风波
在蒋经国承继父业前后，岛内曾发生两次震动全岛的大事件：一个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一个是《美丽岛》案，发生在1979年。后一案件是前一事件的继续与发展，两事件对蒋经国统治影响颇大。
中坜事件是由于台湾选举中国民党的地方机构舞弊案引起的。对于台湾的选举，外界评论颇多，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虽在每次选举中都标榜“公正、开明、民主、守法”，但其大量的舞弊事实仍不断被揭露出来。蒋经国对此也很恼火，他在任“行政院长”期间，对选举问题作过不少指示，诸如：“国民党之重要干部，应有廓然大公的胸襟，对所有当选人一视同仁以共谋全民及‘党国’之福祉进步。”又说：“我全体党员，不可惟我独尊，自以为是，参加地方公职选举，应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国民党地方公职人员是否遵守了蒋经国关于选举的指示呢?中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