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与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台湾，台湾海峡两岸即处在严重的对立状态之中。美国入侵台湾海峡，更使海峡两岸对抗格局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祖国统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就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当局负隅顽抗，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并开出了“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的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蒋经国谨遵父命，高唱“反共复国”。随着中美正式建交与邓小平“一国两制”主张的提出，祖国统一出现了新的契机。
“一国两制”冲击波
中国要统一，中国一定能够统一。这不仅是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多年愿望，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要求。但如何实现统一，国共两党却存有歧见，两岸民众亦有不同看法。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真正松动是从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的改变开始的。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反复筹划着如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摆脱了“左”的影响，在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关系上采取了务实的做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谈及中美关系时指出：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台美“断交”之后，台湾海峡两岸的斗争形势已由以中美之间斗争为主，转变为主要是中国内部之间的矛盾。为此，全国人大常会于1979年1月1日及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书中略云：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告台湾同胞书》还提议举行国共两党谈判，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
同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谈话称：《告台湾同胞书》已“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国防部长徐向前也于当日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台湾海峡两岸结束了隔海炮战的局面，开始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时期。
同年1月30日，邓小平在中美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招待会上表示：
“统一祖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夙愿。”但是，“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0提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
在80年代中，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日程上。《告台湾同胞书》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非统战攻势，而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考虑现实条件。希望蒋经国能审时度势，打破顾虑，顺应历史潮流。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主要内容是：
“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与各界代表人士可“参与国家管理”；两岸“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增进了解”；欢迎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第一次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他说：
“九条”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谈到了大陆和台湾统一的6条设想。即：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十分关注祖国统一问题。他在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并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胡耀邦还说：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但都破裂了，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想算旧账，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
胡耀邦还告诉蒋经国，不仅一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先生亲自致函蒋经国，要他：
“同捐前嫌”，“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大业”。
概括上述内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构想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2)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一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3)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4)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士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上述事实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台政策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由“一定要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自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一直使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三中全会后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就在实际上不仅承认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现实，而且承诺在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后，同样尊重这一现实，与台湾当局长期合作。
第二，由“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转变为建议举行两党、两岸“平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按原来构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后，要按大陆方式进行社会民主改革，最后在台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谈判对象是台湾地方当局。邓小平对此次平等谈判解释为：不是中央与地方谈判，“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1995年1月31日，江泽民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江泽民之所以改变国共谈判的说法，是因为随岛内形势发展，已出现70多个政党与若干政团，民进党大有夺权之势，国民党已不可能一手遮天。如仍以国民党为谈判对象，不仅不能反映岛内民意，而且不利于台湾未来的发展。将两党谈判改为两岸谈判，不仅符合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而且具有前瞻性。至于谈判的名义，经过两岸共同协商，必将会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
第三，确立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解决两党两岸关系。此点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捐弃两党前嫌，以尽快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
中共对台政策何以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呢?据笔者研究：
从主观上讲，是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20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又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计划。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要创造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就必须将对台的武力政策改为和平解决，逐渐消除两岸的敌对情绪，共同携手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身形象与美国对华政策均有所变化。就国民党而言，自退守台湾以来，不断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并且苦心经营，使台湾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民众生活的提高，使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与美台“断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在改变对台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缓和两党、两岸关系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除了在军事上停止炮击金门、马祖外，在政治上，调整有关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在经济上，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其提供优惠条件与法律保障；在组织上，建立处理台湾事务的专门机构。上述诸项措施为促进海峡两岸走向缓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提出之后，立即在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作为台湾当局最高决策者的蒋经国，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却令海外有识之士大失所望。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刚刚发表之际，立即遭到蒋经国的强烈反弹。当日，一位台湾当局发言人根据蒋经国的旨意发表谈话称：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我们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
按照这位台湾当局发言人的论调推论，蒋经国不仅企图将第三次国共和谈的大门紧紧关闭，而且又将皮球踢回了北京。
1月2日，蒋经国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答称：
“在任何情况下，‘中华民国’决不会与中共政权谈判，也不会与共产主义妥协。”
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谈话称：
“国人必须提高警觉，洞悉共党‘统战伎俩’。共党最近在达成与美建交的野心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对我发动‘统战’，诸如提出‘祖国统一’的口号，广播暂停炮战，都是恶毒的故作姿态，‘国人’应冷静地不予理会。”“共党的‘统战’居心……我们绝不能信，也不能上当。”
时隔一周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我们为何不与中共谈判?》。社论学着蒋经国的腔调，宣称：
北京正在不断对外播送“和平幻曲”，推销“和平膏药”，其目的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强势之下”，“伪装”和平，争取时间．．“以延缓对它的攻势”，并“希图由劣势转为优势”。而且在共产党与美建交后，“更可藉和平之掩护来破坏远东太平洋的反共团结，彻底离间中美关系并妄图以此瓦解我士气民心”。
社论还认为国共和谈“不是和平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在这种错误认识下，社论提出“绝不与共产党谈判或妥协”，“不与它有任何接触”，初步提出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的所谓“三不政策”。
同年1月12日，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秉承蒋经国的旨意，就《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声明，宣称《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中共利用美国与大陆建交后，“世人不满美国政府背信废约的错误政策，故意放出‘和平’的谣言，来迷惑美国人民，欺骗美国国会和舆论，企图软化他们支持‘中华民国’的意愿，破坏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的安定与和平”。二是要“松弛我们的斗志，影响我们的民心士气，乃至于为它未来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的条件”。
1月底，孙运璇在答美联社记者问时，宣称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是：“惟有在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受到尊重时，台湾与大陆始能统一。”同时，孙运璇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政策，宣称：“我们从不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2月5日，孙运璇再度宣称：“与中共之间，绝无谈判妥协的余地。”
4月17日，蒋经国在答复美国柯普莱新闻社特派员凯瑞所提问题时宣称：
“我们的立场，是绝不与中共谈判，也不与中共发生任何接触。”
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台北召开。，针对《告台湾同胞书》，蒋经国《以全民炽热反共意志再造中华》为题到会致词。文中宣称“共产主义已彻底失败”，攻击四个现代化是中共的“谎言与妄想”，中共的和谈是“统战阴谋”，因此“我们决不与共党谈判，决不与共党妥协，任何情况决不改变我们的立场”。至此，蒋经国的“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最终形成。此一政策一直作为台湾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立场。时至今日，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还有这一政策的阴影。
蒋经国在报告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蒋经国认为：中国必须统一，究竟统一在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下?他认为事实已经证明：“三民主义在‘复兴’基地的建设已经成功”，“中国的真正统一，便是‘光复’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他还提出当前台湾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以‘复兴’基地三民主义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展开政治登陆，继之以各种行动”，摧毁大陆政权。会议根据蒋经国的讲话精神，策定四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为“加强三民主义策进‘光复’大陆”，加强台湾建设。
与此同时，蒋经国针对“反统战”需要，成立了“反统战”小组临时编组“固国小组”。该组织人员由“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外交部”、“警备总部”、“行政院新闻局”、中国国民党文化工作会各机构抽调20人组成。内设行政、计划、资料3个组，设主任秘书总管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