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国小组”成立后的头一个“动作”，就是组织台湾中影公司拍摄了取名《我们为何不与中共和平谈判?》的7部系列影片。由于该片政治色彩太浓，主题与民众愿望相反，所以上座率极低。其后一年多，台湾一些官方、民间的电影公司，不断筹拍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影片，企图用文艺宣传的形式来渲染大陆形势的“不稳定”，进行其“反统战”活动。据台湾报纸报道，计划开拍或已经上映的这类电影有：《皇天厚土》、《丹尼尔的故事》、《古宁头大战》、《玻璃房子里的女人江青》、《叛谋》、《红唇》、《假如我是真的》、《上海社会档案》、《没有打完的战争》，等等。上述影片的共同特点：就是试图把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反统战”意图灌输给观众。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1980年8月11日社论承认《古宁头大战》影片的拍摄，包含有“反统战”动机。该片导演宣称：这是“属‘国策’宣传之一的任务”。其余电影的主要宣传内容均是渲染“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错误，夸大和丑化大陆最近几年主动揭露出来的某些问题，同时宣传台海两岸仍继续存在着军事对峙的紧张情势。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称，台湾推出《皇》片，“极具反共教育价值”。《中央日报》的一篇影评还告诫党外人士，不要高呼“解除戒严”或“共产党不会来”等口号，那是别有用心，惟恐不乱。
此间，民社党主席蒋匀田借出岛访问之机，到大陆进行访问，曾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见。蒋经国对此十分不满，“固国小组”对民社党施加压力。1979年8月8日，台湾民社党被迫宣布：蒋匀田访问大陆纯系个人行动，与该党无关。同月16日，该党宣布开除蒋匀田党籍，解除其主席职务，抨击其前往大陆的言行违反反共基本“国策”。
1980年1月29日，蒋经国召见他的得力干将王升。蒋对王说：“固国小组”在“反统战”上不够积极。“现我们要展开全面性的对‘敌’斗争”，“固国小组”由你负责。
蒋经国之所以将此大权交予王升，主要目的是提拔政战系统势力，使之成为蒋介石的“黄埔系”。对于王升，蒋经国始终作为准嫡系加以培养。退台初期，王升出任“总政治部”第一副组长。政工干校成立后，先后任教育长、校长。王任校长后，一面担任行政工作，一面讲授“领袖言行”课程，要学生无条件地服从领袖，为领袖生，为领袖死，甚至说：“领袖给你官做，你要服从，不给你官做，也要服从。”为了酬劳王升对蒋家的忠心不二，蒋经国又提拔他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此间，王升利用蒋经国的权势与地位，控制了特务、政工实权，人称“毛人凤第二”。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又提拔王升为“总政战部主任”，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成为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军人之一。中坜事件后，随着台湾政治气氛的日渐紧张，加上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以王升为首的政战系统成为一股相当强大的政治集团。1979年国民党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时，王升不仅跻身于国民党中常委行列，参与权力核心的决策，而且其政战系统的梁孝煊也接管国民党组工会主任。自此，政战系统在国民党内势力大增。
对于蒋经国委以的“固国小组”负责人，王升事先心理毫无准备，加之直觉这一任务不是他的能力、身份、地位、声望所能承担的，因而对蒋交待的任务从不曾说一个“不”字的王升对蒋坚定地说：
“这个任务太大了，决非我的才学所能负荷，请主席重新考虑。”
蒋经国：“我考虑过了。”
王升绕了圈子再度推卸说：
“如果主席认为我应该参与这项工作，请主席遴选一位资深望重的先进负责，我来协助他。”
蒋经国重复说：“我考虑过了。你是中央常委，就可以负起这项责任。”
王升在情急之中改口称蒋经国教育长说：
“报告教育长，你知道我的个性，对于任何事情都不敢马虎，以我的能力，工作不一定成功，以我的个性，最后可能造成身败名裂。我个人的失败倒无所谓，但是，我是你的学生，有丝毫的过失，都会连累到你，甚至有人会批评你用人不当，用私人。”
蒋经国再度重复一句：“我考虑过了。”
蒋连说三句“我考虑过了”，使王升无法拒绝，最后表示说：
“主席既然决定，自当服从。我个人希望，将这个小组置于中央党部秘书长之下，成：为一个业务性的工作室，一切由蒋秘书长彦士先生向主席报告与请示。”
蒋经国不耐烦地说：“你们去商量好了。”
王升走马上任后立即进行两项变动：
一是“固国小组”办公地点由“国安局”招待所搬到信义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楼11楼，场地比以前大了两倍。
二是改“固国小组”为“刘少康办公室”。
王升在任职演说中称：
“我们这个小组，是‘反统战’小组。从‘统战’、‘反统战’的现实中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共是攻，我们是守。”“我们‘反统战’的防线是什么呢?‘总统’说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而如何守住这道防线?就是我们小组的任务。但所有的兵家都知道，最好的防御是攻击，如果我们仅凭消极的意念来守，恐怕是很危险，我们必须抓住对方致命的弱点，不断发动攻势作战，将‘敌人’的力量削弱到最低限度，才会让我们守得稳，守得住。” 王升要求部下： “要以不计个人成败，不计个人毁誉，决心牺牲奉献的精神，来从事这项战斗，期能打赢这场战争。”
王升还对“刘少康办公室”的性质、位置与工作方式作了说明：
“我们小组的位置，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办公室下面的一个特业幕僚群，要向秘书长提出的，是‘反统战’的意见、计划、方案。我们不办业务，不对外发公文，也不用印信。我们要着力的，是研读资料，观察现象，与提供智慧。”
“刘少康办公室”组成后，王升首先成立基地、海外、大陆三个研究会，聘请专家、学人参加，贡献“反统战”意见。同时每天上午7时到8时坚持早餐会报。会报分为研究会报、决策会报、地区会报、高层会报。研究会报每周一次，由王升主持，研究“敌情”与对策，及拟定各种计划与方案。决策会报每周一次，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主持，在中央党部举行，各有关单位主管参加，协调及通过各项呈报的计划方案。地区会报(基地、海外、大陆)由各地区负责人主持，每两周一次。高层会报由“行政院长”孙运璇主持，每月一次，听取报告及指导工作方针。王升规定：所有重大计划、方案经蒋彦士审阅后，呈请蒋经国核夺，再以中央党部名义分请各部门执行。
透视“刘少康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在台湾本岛，王升主持下的“刘少康办公室”，举行10万人升旗典礼，以树立“自立自强”信心，增进反共凝聚力；大搞反共全民联战；进行精神文化的动员。根据王升腹案，“反统战”还必须配合肃贪与端正社会风气，改变“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以争取民心。
在海外，王升的工作重点是：要求各单位所派遣海外人员，建立统一指挥的“对敌斗争小组”，以强化海外“反统战”工作。
大陆工作方面，王升加强大陆问题研究，成立心理作战会报，扩大对大陆的广播与空飘。 尽管王升的“刘少康办公室”特别卖力地进行“反统战”，但岛内响应者并不多，且遭到各界人士，特别是来自党内反对势力的强烈反弹，“刘少康办公室”于1983年7月结束，王升被调离。至于王升被调离与“刘少康办公室”结束的原因，后面将述及。
为了进一步推展“反统战”工作，国民党于1981年3月29日召开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蒋经国亲自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称：
“本次大会的主题，在于肯定70年代乃是三民主义胜利的年代，是‘重光’大陆的年代。因之大会的各个研究议题，都是环绕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 蒋经国宣称： “综观近代思想潮流，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今后的世界也必将是三民主义光辉照耀的世界。”
然而，蒋经国并未认识到自己在说梦话，他振振有词地对如何统一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在政治上，蒋经国声称要贯彻“宪政”，厉行“法制”，加强地方基层建设，做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
在经济上，蒋经国声称要“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民’所得，实现均富理想”。
在思想文化方面，蒋经国提出“发扬民族精神，提振‘国民’道德”；但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三民主义的思想重新在大陆播种，把三民主义建设的实证经验推向大陆，使大陆同胞人心一齐归向三民主义”。为此，蒋经国特指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研编三民主义多种版本向大陆发行。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将约60多万字的三民主义加以浓缩，编成“中国的光明大道——三民主义”。此外还编印了“三民主义精编本”、“三民主义光辉照耀大陆”等小册子偷偷运往大陆。
在组织上，蒋经国指示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该会于1982年10月21日正式成立。何应钦、李璜、王世宪、吴三连、陈立夫、马星野、谷正纲、陈启天、蒋彦士、孙冶平、高玉树、罗光、罗云平、徐孝等组成主席团。年届92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何应钦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席”。该组织通过“统一中国”的三大原则是：
(1)中共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实行三民主义；
(2)中共必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有、民治、民享；
(3)中共必须放弃马列毛主义，统一在中华文化精神之下。
何应钦退台后曾闭门反省，远离权力中心。此际，蒋经国把“光复大陆”的重任交与他，他的确有受宠若惊之感。同年11月12日，由何应钦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的万民参加升旗典礼。11月18日，何应钦又主持了该盟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该盟的组织与编制。翌年2月4日，何应钦在该盟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致词称：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政治运动，大陆一日未‘光复’，此一运动决不中止，为达成此一任务，最重要的，是要集中智慧，积极从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学术理论的研究与行动作为的具体策划”，更要“不断地设计出因时因地制宜的多元化的工作方法，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的种子，在海内248
晚年蒋经国醒“国人”，要争取统一的胜利，必须团结奋斗。最后四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永享自由”，是显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最终目的。
3月29日，何应钦在一次茶会上宣称：“应钦……以94岁的老兵，仍然担负起为‘国家’统一而战斗的重任，自信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我还算是第一人。”可惜，何应钦未能达成他的“宏愿”，就一命归西了。
国民党十二大根据蒋经国在开幕词中定下的基调，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会后，蒋经国多次宣称：绝不与中共谈判、接触，不与大陆实行“三通”，“不论人家如何批评，这一基本立场不能改变”。
上述事实表明：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至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召开，蒋经国与台湾当局并未从台湾实际环境出发，为其政治前途开创一条新路，而是坚持了一条“绝不谈判、绝不接触、绝不妥协”的“反共拒和”路线。
蒋经国为何死死抱住过去的僵硬立场不放呢?透视蒋经国的内心世界，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台湾有美国的支持。尽管台美已经“断交”，但美国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支持台湾当局与大陆对抗。当然，蒋经国最大的王牌并不是美国，而是发达的、被国际社会称之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经济。他认为可以此同大陆中共比输赢。再者，蒋经国的历史包袱太重，现实顾虑太多。关于此点，是指蒋经国错误地吸取历史教训，不相信中共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他一直把中共和谈诚意看做是“统战阴谋”。
就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而言，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中国正处在大风暴的前夜，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必须联合一切革命阶级与党派，方能完成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611页。外，在大陆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月7日，何应钦向大陆发表广播，号召大陆“响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
3月23日，何应钦在主持该盟推行委员会常委会临时会议上称：
“应钦今年已经94岁，本来不愿再担负如此的重任，但因各位的鼎力襄助，更蒙当局的殷殷嘱托，乃勉强应命。既然接受任务，便要负责认真，推行大同盟的工作，以不负各界付托之重。今后要摆脱其他一切琐事，全力推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为加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号召力，何应钦还抱病仿照《打倒列强》歌，撰写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的歌词：
“三民主义，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民生均富，制度最进步。”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永享自由。”
何应钦对歌词加以说明：全部歌词以四字句为主，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六句，表达三民主义的优越性和它的成就。以“平等自由”一句综括民族主义的要旨，以“政治民主”一句综括民权主义的要旨，以“耕者有其田”和“民生均富”两句，综括民生主义的要旨，然后用蒋介石的“制度最进步”一句，将前半部分作一结束。歌词后半部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四句，强烈地表达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理想与任务，并且警就当时共产党而言，刚刚成立3年，力量的确非常弱小，又时逢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需要与别的阶级与党派联合，才能得以顺利发展，完成既定任务。就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状况看，它的力量虽比中共强，在民众中不失为一面革命旗帜，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内部争权夺利，又逢陈炯明叛变，给孙中山与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当时孙中山与国民党正处于绝望之中，极需别人的帮助与合作，才能重振雄风。也正是由于双方都需要帮助，两党走到了一起。在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也正因为有两党的合作，才有北伐的胜利与国共两党势力的迅猛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全民抗战得以发动，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民族危亡。由此可见，中共提出国共合作，都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
再就“一国两制”战略构想而言，它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心愿，而且也体现了大陆与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一提出便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好评。由于蒋经国的立场所致，才将中共的满腔诚意当做“阴谋”。当然亦应看到蒋经国政策的某些变化，这突出表现在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强调要用“三民主义”而不是用武力实现统一。蒋经国何以不再提“武力反攻”呢?据孙运璇1981年解释称：“一方面是因为这在国际上会产生副作用；另一方面是强调这个口号可能会引起人民的反感。”尽管此举出于被迫，但是他愿意通过和平方法来实现祖国的统一，在和平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