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黄金、银元的严家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正因为俞鸿钧对国民党退台后能够得以继续统治有功，故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台湾交通、农民银行与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蒋介石提名为“行政院长”。俞在“行政院长”任内因在提高军、公、教人员待遇问题上同“监察院”发生摩擦，以致遭到“监察院”弹劾。在此情形下，蒋介石于1958年1月16日亲自邀集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委员与国民党籍“监察委员”200余人发表演说称：“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我们希望你们记得我说的话，以后如有类似的问题，你们要慎用你们的权力。”
因遭弹劾，俞氏心灵受到重大创伤，故辞去“行政院长”职，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6月1日病逝于台北，终年62岁。
对于蒋经国、俞鸿钧盗运至台的黄金、银元与外汇到底有多少，众说纷纭。据李宗仁称：
“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5000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依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
另据蒋介石机要秘书出身、直接参与盗运黄金的吴嵩庆部下詹特芳称：
“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银元部分约计3000万元。
另据中央银行1949年12月报告，当时国民党当局的银行库存的黄金为395万两，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多块。程思远在《李宗仁先生晚年》的回忆中称：“蒋介石令蒋经国赴沪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发行金圆券得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等共计3．7亿美元秘密运往台湾。”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称国民党撤退时将几百万两黄金运至台湾。《人民日报》根据历史资料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元1520元。
比较以上诸种说法，《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这部分黄金、银元对于稳定台湾社会与发展经济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溪口进香
蒋介石让其子蒋经国盗运黄金的同时，还在人事部署上将其亲信安插在要害部门。他任命最宠信的嫡系将领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任命宠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
从蒋介石的部署看，他的确已感到大陆将不保，故将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上，为其日后退路预作安排。
当一切布置就绪之后，蒋介石邀约五院院长共进午餐，正式宣布引退。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文告。文告称：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民国15年，由广东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全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宣言不过是蒋介石的官样文章，他深深知道，此番下野是美国老板联合桂系推倒了他。后来他在提及第三次下野时说：
“我之下野的决心，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的关系所致。”
他还宣称：“在当时如果我不下野，当然我仍在南京，我认为只要有海空完整无缺，那南京是可以守住的，万一守不住，我亦决心死在南京。”
显然，蒋介石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李宗仁，这是有欠公道的。死守南京之说更显示他在放马后炮。
关于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各界评论颇多。蒋经国称他父亲此举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香港史学家对此说评论称：这是一种推过于人、文过饰非的说法，藉此保存蒋的一代完人的形象。笔者相信读者对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自会有公正、客观的评价。
蒋介石下野后循惯例返溪口老家反思，寻找重返政治舞台的捷径。
1月21日下午，蒋经国随其父乘专机飞抵杭州。当晚下榻在笕桥机场的天健北楼。因心情沉重，蒋介石久久不能人睡，便将蒋经国叫到床前，自我解嘲地说：
“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蒋经国听后感慨万千。
翌日上午10时，蒋介石全家乘机离杭。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栎社机场。然后乘车驶进了于右任亲笔手书“武岭门”三字的故里溪口。
溪口以剡溪之水而得名。剡溪源头，主流出于剡界岭，由新昌人奉化境，称剡原。沿溪风光优美，剡源九曲为古代旅游胜地。九曲公棠以下称剡溪，由西向东流过全镇，至东端，有岭头与溪南山阻隔成口，溪口之名由此而来。又以武岭横亘镇东，以山名命地，故亦称武岭。
过溪口岭门入镇500步，就是蒋介石的故居丰镐房。丰镐房原有蒋介石祖传房屋6间。蒋介石两岁时，其父经商之处玉泰盐铺被火焚烧，迁居报本堂的西厢房。其父肃庵死后，蒋介石兄弟分家，其兄蒋介卿得重建后的玉泰盐铺，蒋介石与弟蒋瑞青得丰镐房。瑞青分家不久即天亡，丰镐房归蒋介石独有。1928年，蒋介石扩建故居，迁走25户邻居，发展成为占地4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50平方米的现有规模。整个建筑为传统的“前厅后堂，两厢四廊”格局。楼轩相接，廊庑回环，墨柱赭皇，富丽堂皇。前庭及左右还有3个花园，有月洞门相通。厅堂廊庑布满雕刻彩画。报本堂前刻有蒋介石的手迹：两边柱对为“报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一块挂匾，上书“寓理帅气”4个大字和几行跋文。
在扩建丰镐房前后，蒋介石感到丰镐房地处溪口街心，四周被民房包围，警卫不便，遂在文昌阁、妙高台、蒋母墓地等处建造多处别墅，以供自己和达官贵人、警卫居住。此次重返故里，蒋介石就住在蒋母墓地别墅“慈庵”。
蒋母墓地又称“蒋母墓道”，是其生母王采玉的安葬处，位于溪口附近的白岩山腰。按照中国民俗，夫妻死后要合葬在一起。蒋介石父亲蒋肃庵(肇聪)死后葬于溪口后马路北面的挑坑山上，基墓建于1913年，有四穴。蒋肃庵与前妻徐氏、孙氏合葬，空一穴原拟留给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王采玉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过自己百年之后墓地问题。她要儿子记住“你不要把我同你父亲葬在一起”。什么原因使王氏不愿与夫死后葬在一起呢?主要是因为蒋肃庵同徐氏、孙氏合葬在一起，王氏如果与夫合葬，势必屈居第三，这是她所不愿的。此说澄清了唐人在《金陵春梦》中所云“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未见他祭扫父墓”之说的谬误。蒋介石是孝子，加之在蒋介石成长过程中，蒋母倾注了大量心血，故对其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21年6月14日，蒋母因心脏病突逝。蒋介石依母命选择了白岩山中腰这块风水宝地单独安葬。
蒋母墓道包括石牌坊、跨路亭(又叫“下轿亭”)、八角亭、墓庐、坟茔等建筑。石牌坊有三个门，中门和左右边门，因石牌中门上首刻有“蒋母墓道”4字，故从入口至坟基统称蒋母墓道。从山牌坊到坟基，依山坡而筑，是一条长668米的卵石路。进山牌坊行约300米，有一跨路亭，形若古代书生的方巾帽，据说蒋介石回乡祭母，到此下轿，故被称为“下轿亭”。过亭上行约200米，横在途中，有一座共12间平房的墓庐。主屋5间，中间一间有《孙大总统祭太夫人文》、蒋介石亲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哭母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慰劳蒋总司令文》等碑刻。左边一个两室套间，是蒋介石回乡扫墓或下野休息常住之处。右边两间为招待亲友客房。附房做看墓人居住和做饭用膳之用。墓庐右侧，有一八角亭，樟木结构，造型美观，内设石桌石凳。从墓庐再上行百余米，就是蒋母坟茔。墓碑中间刻“蒋母之墓”，上首刻“民国10年”，下首落款刻“孙文题”。上端扇形“应栏”刻“壶范足式”4字。两边“别间柱”刻有蒋介石自撰、张静江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为“愧为逆子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祸及贤慈终身沉痛恨靡涯”(注：“文革”期间，蒋母墓及故居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当地政府着手修复奉化溪口蒋氏墓宅，并派=号人管理。此次修缮，引起海内外人士的瞩目，同时也触动了蒋经国。他曾多次向人们表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这笔钱应该由我来出。现时，溪口蒋氏墓宅已成对台对外的重要窗口，来此观光、旅游、访问的宾客日益增加。据有关资料刊载：自1981年至1990年，溪口共接待台胞1061批，4878人；港澳同胞’708批，3249人次；外宾443批，1061人次。其中有8个台湾大型经济考察团，20余国记者200余人。1989年12月20日，《中国新闻社》发表了《60万人游奉化》的报道，几天之后，台湾《中央日报》予以转载。1990年海内外游客达到84万人次。改革开放政策使今日溪口，在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与前两次下野返乡相比，蒋介石这次重返故里，除了伪装成闲人、破坏和谈与另谋东山再起良策之外，实际上含有向家乡父老告别的意思。同时，他带领全家(宋美龄在美未归)返乡，也有利用在大陆的最后时日，对常年在外的两个儿子、儿媳及孙辈进行一次乡情教育的含义，以增进后辈对家乡和祖宅的印象、感情。
返乡翌日，蒋经国率子侄陪蒋介石游藏山公园。3天后，蒋经国携次子蒋孝武陪蒋介石登武岭。蒋介石站在山顶极目远眺，久久不忍离去。他感慨地对儿子说：“此次下野，得返溪口故乡，重享家园天伦之乐，足为平生快事。”除夕之夜，蒋介石全家在丰镐房团聚度岁，这是蒋介石1913年以来36年间，第一次在老家度岁。大年初一清晨，蒋经国率妻儿老小上山向其父拜年。上午在各祖堂祭祖，下午往宁波城内金紫庙祭祖后回溪口。正月十五那天，蒋家祠堂上摆了许多桌酒席，蒋介石邀请地方官奉化县长、武岭学校校长和族里的人及亲邻参加，蒋经国和蒋方良在下敬酒。蒋介石强颜作欢地开言：今天请诸位来喝杯淡酒。以后么——他停了一下，“请诸位到南京喝去”。席间，蒋介石接到密友戴季陶自杀身亡的消息，悲愤异常，酒宴不欢而散。
蒋经国与其父有同感，深觉来日无多，故在溪口期间带妻子儿女赴葛竹外太婆家扫墓探亲，后又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清明节那天，蒋经国率全家陪父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蒋介石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但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蒋介石又命堂弟蒋周峰及族人挑了祭品到挑坑山祭扫了父亲之墓。其后，蒋介石全家还赴宁波南郊柳亭巷祭扫蒋姓祖坟，以示孝心。
与祭祖联宗的同时，蒋氏父子并未像董显光所说的“完全置身政治圈外，过着艰苦、宁静的生活”，而是始终插手政务，拆李宗仁的台，为他第三次上台做准备。据蒋经国日记记载：
1月25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指挥北平中央军对人民解放军 作战。同时令国民党中央军做空运南撤的准备。
1月28日除夕之夜，国民党要员张群、陈立夫、郑彦菜3人与蒋介石度岁。
1月30日，蒋介石召见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决将国民党中 央党部先行迁粤，其后加以整顿。
2月12日，蒋经国奉父命电参谋总长顾祝同，令刘安祺死守 青岛。
2月17日，蒋介石召见阎锡山，讨论政局问题。
2月19日，蒋介石谈及和谈问题时称：“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
蒋介石此间还支持行政院长孙科与李宗仁闹矛盾，指使孙科将行政院南迁广州，府院之争再度重演。孙科挂冠而去后，行政院长一职竟无人问津。李宗仁考虑再三，请求何应钦组阁，但何称没有蒋介石点头不敢做任何事情。
事实说明：蒋介石引退之后，始终未放弃手中的权力，他坐镇溪口，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控制党政军特各部门。
另据李宗仁回忆说：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7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
李宗仁的回忆进一步说明蒋介石下野后决非是一个普通公民，而是一个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蒋介石不仅插手政务，破坏和谈，同时不断与蒋经国反复商讨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东山再起之策。如果说，蒋经国自苏联返国之初，蒋介石还不太相信他，此番经过历史大动荡与溪口的长相左右，对蒋经国的从政条件与决策能力予以肯定，决心让他提前走上接班之路。因此，蒋介石每次同心腹要员会谈时，总让蒋经国参与意见。为了培养蒋经国，他在返故里当日对蒋经国沉痛地提出以下看法：
“当政20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能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蒋介石认为，要改正上述缺点，必须拟定具体纲领加以实施。他当时特别强调组织与纪律的作用，认为：
“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1)以思想为结合；(2)以工作为训练；(3)以成绩为黜陟。”
他让蒋经国草拟一份重振国民党的《组织意见书》，蒋经国欣然领命。
其后，蒋介石在召见黄少谷、阎锡山和袁守谦时，多次强调开展国民党改造问题与整顿军队问题。他还同蒋经国磋商了国民党改造的具体步骤，提出改造分三阶段进行，即整理(整理现状)、改造(改造过渡)、筹备(筹备新生)。父子俩还商讨出改造过渡的办法，即组织一个非常委员会。蒋经国同时拿出自己草拟的《组织意见书》交与父亲。蒋介石阅后在上面作如下批示：
(1)“应谨严而不狭小，应切实而不求速效。”
(2)“组织应以干部发起，不能由领袖命令行事。”
(3)“青年运动之起点，在组训流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