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在到自觉中的代表人物
从时间上，此期间较早出现的是晏殊，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即公元991年。祖上自中原南徙。晏殊高祖晏墉，唐咸通中进士，卒官江西，曾祖晏延昌，着籍临川。父亲晏固是一位低级武官，抚州手力节级。而晏殊，则成了临川文化的开拓者，为北宋仁宗朝中一代名相，“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客家人，亦有将曲江张九龄，作为最早的一位名相、诗人，其时尚在中唐，算作客家先民似为更准确些；其后，便应是晏殊了。人们不难发现，王安石在挽辞中称他“不负汉廷臣”，其间汉民族意识，两人均是非常之重的--这也自然与客家人重自身作为汉民族血统的传统分不开。南朝至宋代，南方汉族人这种血统观念极强者，莫胜过客家人。晏殊政绩似乎不着，文声却鹊起，更重要是，极重教化。他留守金陵时，“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自公始。”身处逆境仍致力为国兴学。宋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晏殊当称振兴教育的一等功臣。
小晏殊十多岁的李觏，生于1009年，以“康国济民为意”，自二十二岁始作《潜书》，先后写了《庆历民言》、《广潜书》、《平土书》、《富国策》及《国用》，尤其以《易论》及《删定易图序论》等哲学着作以传世。他是北宋中期革新运动中一位颇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在同时期另一位临川籍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王安石，其思想形成过程中，多方面受了他的影响。二人在思想上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从“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观点出发，说明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思想，大胆主张“通变”、“量时制宜”，从而推行变革。
这位小李觏十二岁的王安石，更是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其父王益中进士后，在福建、江西、四川、广东及金陵均当过官。王安石在二十岁前，曾到过如广东韶州、江西新淦、福建建安等半个中国，对宋朝的“积贫”“积弱”颇有痛感，这使他成为宋代一大改革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几经升迁，他为宋神宗所重用，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旋即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法运动。是他，在执政后，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革精神，在全国颁布新法，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等豪强的土地兼并。历尽曲折，两度罢相，终郁郁而终。但他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经济、教育及文学的思想观点形成一个古代社会中期的完整思想体系，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新学学派，后世称之“荆公新学”。在整整半个世纪里，影响了整个宋代，达到了“人人靡然自从”、“化革人心”的程度。“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
临川文化，作为自“葛藤坑”时期到宋末，应是客家文化的一个缘起或生发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有晏殊、李觏、王安石、晏几道三人便够了，足以完成从“自在”到“自觉”的民系形成这一关键过渡。
着名学者罗常培称“临川音系”的方音系统“或许可以代表第二期客家遗传下来的语言”。而这“第二期”，应是指唐末至宋的这个阶段。那么，应当说，这期间临川文化的崛起与勃兴，正是唇于客家第二期（自在至自觉）迁徙的结果。如文化史上所称，黄巢之乱，使大部分有一定经济实力与文化积累的客家名门望族，不得不迁往临川一带--也就是葛藤坑之广义所在地。“全国战乱，民无宁居，惟有赣东南，闽西南、粤东北未遭扰乱，再次成为客家迁徙的理想乐土。临川在唐末侥幸未受战乱破坏，且土地肥沃，民风纯朴，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并在相当长时间内稳定下来。客家人带来的北方话，便在这里渗透下来。”
中国文化中心几度南移，可以说都是与客家人迁徙相同步的。临川文化，在整个客家文化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可以忽略或排除在外的。
三位文史哲的大师，当是这一“自觉”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均是“北来”者。王安石先世便是太原府人。
混沌初开
对一个民系产生的描运，用惯常的方式恐怕是难以具有科学性与说服力的。人们也太习惯于使用什么酝酿期、萌芽期、民展期、成熟期之类，这对于生物或对于某些事物，或许是可以套得上去的，但这种惯性思维，实际上也造成了思维的僵化、枯竭与限制，无法打幵新的视野。
更何况一个活生生的、在剧烈的历史变局中流动、挣扎、自立的民系呢？而这又与人类的苦难、人类苦难中的理性、人性的滋养、觉悟是如此紧紧相连，因此，惯常的描述或论述，在这里就显得苍白、无力乃至无能了。
因此，从人类文化的角度切人，把非理性自觉之前界定为民系产生的“混沌期”，应是更近切一些，更科学一些，也更具内涵一些。
泛义而言，人类何尝今日不仍处于“混沌”之中呢？他们对宇宙的认识，也包括对自身--小宇宙的认识，又有多少突破与澄清了的。再过几百年，后人看我们的今天，也同样发现我们同样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并不知自己所为。
我们对过去是有所悟的，所以才以为过去是混沌。
未来对今天有所悟，今天亦是混沌。
悟性总是面向过去的，但生活毕竟要往前走。
所以，姑妄言之“混沛”吧。
梅州：又一“飞地”
梅州，古称嘉应州，位于粤东山区的盆地当中--对于跋山涉水、千里辗转而来的客家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块休养生息的福地。
从“三江”压缩到赣南的石城；
又从石城，翻山到了闽西的宁化；
客家人的“飞地”，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南移。
梅州，也就又成了一块新的“飞地”。
它被称之为“客都”。
当然，它绝非宗教中的圣地。也绝非割据下的“国都”。
“客都”，何所谓也？
应该说，它是作为客家人的“陪都”，却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不是几百个字可以说清楚的。无疑，客家人本就是中原士族之后裔，而中原士族所认的国都自然仍在中原，或长安、或洛阳、或汴梁……而在首都之外另立的都城，才被叫作陪都--光这两个字，就已有许多许多说不尽的辛酸与饶幸了！一方面，承认中原的正宗，这是不可移易的信念；另一方面，却又是无可奈何，屈居山岭盆地之中……而且，这绝对不是他们迁徙的终点，仅仅是一个中转站，一个加油站，然后，又继续往前迁移，拓展，以至下南洋，赴五洲，惟有外面，才有事业的鸿图大展……
这个“中转站”式的陪都，形成于明清之际。因为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乃宋末元初。基本上以到达梅县或嘉应周遭告一段落。所以，这个山中盆地便由此兴旺了起来。尤其是文化教育，尤为兴盛--当然，早在宋代，邑有书院并盛极一时，到明代大量客家人到达，书院便愈办愈多了，客家文士更着称于世。清乾隆年间，科第中榜者居全省之冠，以至“五科五解”即五科的五个解元全是嘉应州人。乾隆十三年，嘉应州知州王之正，居然得意到在州衙照壁上题上了四个大字：人文秀区。
后来的梅县人，没有谁不以这四字为荣的。
而好学尚文之风气，历时几百年不衰，且日益兴盛起来。到民国年间，兴学更不计其数。清末民初，教育家迭出，黄遵宪、温仲和、丘逢甲，一直到古直、郞鲁郭宝慈等，均是名盛一时的教育先驱。可以说，客家人都视教育为自己的天职--几度在梅州出现教育奇观，尤其是今天。
自觉到自为：勤王
而这时，从理性自觉走向自为，客家人在昏暗的史册中的“潜伏”便告结柬了，他们一下子奇异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虽然这次“出现”是以悲剧告终，以巨大的流血牺牲告终的。
没有任何生存的抗争，第一次便会以胜利为结果的，它每每需要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一百次，才得以凯旋。更何况是-个民系要挣扎出来呢！
但这次，无疑是一次理性的自觉，促使这个民系由“自在”走向“自为”了纵然这“自为”充满了失败、挫折、鲜血、死亡，以及种种痛苦！但客家文化的本质，不就是苦难，难道还有别的么？
这次的民族危亡，绝不亚于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中所面临的！
那是五胡乱华，但毕竟让淝水大战，把胡人拦阻在了淮水以北并从此未可南进了。
不过，民族的深刻的危机感，便从此化入了客家人血脉中了。南朝的屈辱与南宋的偏安，
对汉民族来说都是一种剜心的痛楚。南朝尚还保住了半壁江山，可到了南宋，连这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过去，是晋室南渡，此际，则是宋髙宗南渡，元人入侵，勉强维持。才百数年间，临安便告陷落，宋恭帝竟“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便降大元”。几年后，“陈益中等立昱（益王）于福州。”是年九月，元兵又从明州、江西两路进逼，招讨也的迷失会东省兵于福州，元帅吕师夔、张荣实，将兵入梅岭。--这已深入到客家人腹地了。
至景炎二年，即公元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关，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人，仍力图抵抗--再后退，只有大海了！于是，闽赣粤的客家人，起而勤王抗敌，前仆后继，死不旋踵。
一下子，本来是作为客家人南徙后休养生息的“飞地”，竟成了金戈铁马、血肉横飞的战场。在这片土地上苦战了无数岁月。
其时，作为粤东客家人的聚居地--嘉应州，也就是今日的梅州，人口总共才10000多，却有8000人，不分男女，统统弃家不顾，追随文信国公举义--这种凛然大气，令后世无不为之扼腕。这8000人，几乎无一生还，全赴了民族之大义。
后来，客家大诗人，也是中国的大诗人黄遵宪，曾为此题诗：
男执干戈女甲裳，
八千子弟走勤王。
崖山舟後沙虫尽，
重栽天来再破荒。
据嘉应州志所载，嘉应松口卓姓，有800人勤王，兵败后仅余1人，却没有人为之言悔的。文信国公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亦是此际8000客家弟子的伟大写照。
当然，除嘉应州8000子弟外，赣东南、闽西南及粤东北的客家人，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次拯救汉民族的战争之中。
他们辗转于广东的东北部、东部、北部，有的随从帝驾，最后战死于碉州与厓门，前所述的松口卓姓800余人，也都是随帝舄一道沉海，没有一个投降元军的。
--这是客家人第一次以民系的群体出现，勇赴国难，义无反顾，
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便以民族义士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
相伴的还有不少民间传说，例如，宋帝扫被元兵追赶，至五华田祖岗时，元兵已逼近，正逢客家妇女成群结队上山砍柴，各自肩扛一支“禾杠”--这是一种竹做的扁担，两头尖尖，远看就似长矛。结果，把元兵吓住了，以为宋的援兵来到，不敢再追了。结果，大臣报称是“客家妇女救驾”，于是，宋帝浔一高兴，金口玉牙，称村姑保驾有功，准佩戴龙头手镯，旌表为七品孺人。”
田祖岗也改称为“天子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