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的证明
就这样，客家民系在中国，从此“自为”了--用他们鲜血与生命为代价。而这次自为，又一次导致了整个民系的大迁徙，从此由三省交界的“飞地”，散布到了粤全省、湘东、桂东及海南岛，并开始了漂洋过海。
这被称之为客家人的第三次大迁徙。
而这次，可以说，是作为汉族人的王朝，最终被灭亡了，不比晋室南渡，尚可守住江南一方天下。这留给作为汉民族最纯正的一个民系--客家人的亡国几欲亡种的痛苦，可以说是空前的。尤其是他们刚刚有了理性的自觉，在历史上成为了自为的民系之际。
从800卓姓与宋帝舄一道沉海的惨烈悲壮中，我们便可以体察到作为客家人身上被激发出来的“大汉族意识”。为什么客家人会如此看重，又如此强调自己身上的汉族血统？这在日后中画几度沦于游牧民族之手客家民系所表现出的决绝气概、轚家纾难的壮举，以及受到土着凌辱时的以死抗争，均可以看得出来。
仅仅觉悟了是不够的。
如果说，在“葛藤坑”时期，这个民系处于“自在”阶段，尚未自觉地创造历史的话，那么，在为护卫一个汉族的王朝，整个民系不惜投入一场可以说是当时已是无望的血战之中，以万千血肉之躯的献身，来证明这么一个民系的存在与崛起。
南徙的汉人，总是以南北朝为参照，认为自己身上汉族的血统要纯粹得多，自然，所背负的这个民族的自尊也就要强得多。这种自尊，每每又与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大迁徙成正比而上升，于是便有了这一次“飞蛾扑火”式的悲壮。
但这万千牺牲者，终于确立了古汉族这么一支民系在历史上的存在，这便是他们最辉煌的功绩，所以，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也不为高。
是的，这么一个纯粹的古汉族成分的民系，似乎过去是不存在的，而此刻，却一下子奇异地冒了出来。他们一直在沉默、沉默，没料竟一鸣惊人，证明他们未曾灭亡。
来自北方的威胁、入侵，甚至一直压迫到了东南沿海，无退路可言，客家民系，正是以其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民族自尊，死里求生，一次又一次拯救自身于灭绝的悬崖--每每只要有寸步之差，便会如古罗马一样万劫不复。他们在苦难中跋涉，哪怕见不到阳光，为南方的丛莽所包围，为瘴疠所击倒，可他们总还是要前进，要为保存最后一族火种而拼命--这，便是顽强的客家民系的伟大的历史主题之一，这一主题迄今仍在熠熠闪光，而且永远不会熄灭。
相传宋末之初，粤东北历尽浩劫之后，满山的竹子上，皆有了斑斑的泪痕、血痕。--也许这并不是独有的一个斑竹故事。包括当年舜帝南巡，驾崩于苍梧之野，其二妃追至，泪染青竹，亦有过此传说。更何况湘南与粤东北，亦是南岭所系，遍生斑竹，自有一个个哀惋凄绝的故事。
凭此，亦可见自古以来，这么一个文明最早兴盛的民族，在这艰难的自然与历史的环境中，是怎样用自身的血肉之躯，铺垫出一条生存的希望之路来，在这条至今仍是崎岖、曲折的路上，他们浇铸有太多的痛苦、绝望、悲伤、辛酸的泪水与火炽的热血。
牺牲太多了，也许，并不需要这么多，不如似古罗马一下子断裂，1000年后再“复兴”起另一种文明。
创世纪：月饼与元鞑子
元朝的统治，始终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尤其在南方，仅有几十年的时间。其灭亡的原因很多，不过，太残酷对待“南人”则是主要的。元朝把人分为四等，最髙等自是蒙古人，其次为色目人，再次为汉人，不过这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而处于最下一层的则是南人，也就是南宋遗民。在客家人看来，则是最纯粹的汉人，南系汉人。
盛传于客家人中，自然也扩至整个汉人中的关于月饼与元鞑子的传说，则反映在这几十年间忍辱负重，等候时机，力图再复汉室的意愿--
昔时，元鞑子侵略中国，屠杀汉人，竟做了中国皇帝。他生怕汉人不肯臣服，或要出来造反，乃定了一个办法，叫他们各个鞑子，分住汉人家中，一切饮食费用，都由汉人供给。这样，一来可以监视汉人，不得造反，二来可以减轻皇家开支。那些住在汉人家里的鞑子，只是奸淫妇女，杀害贤良，汉人不敢说他一句。后来气得真是再忍不住了，才有几个好汉，决定了要在八月十五日，各家一齐下手，尽杀鞑子。预先已将这种暗号，写在无数厚纸片上，叫饼铺于制中秋月饼时，每个饼心，放一张纸片，以联络各地同时起义。后来到了中秋赏月，大家看了饼心暗号，各人马上把住在家里的鞑子即刻杀掉。鞑子没法逃避……
这一传说里沉淀了很多的历史事实与民族意识，虽然它没有葛藤坑传说中那么明确的客家印记，但是，它表明了，当时南人遭到的压迫以及元朝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均已到了极限，不可能不爆炸了。同时，也表明，其间造成的又一次客家人大迁徙，是已经成了定局的。但正是这次大迁徙，更强化了客家人的“大汉族意识”--不可以再屈辱求生了。
于是，便有了大规模的反抗与起义，把这个短命的王朝最终推翻了。
明朝，也因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自然也为客家人视为“正朔”或“正统”，是自己的王朝了。
华夏古代文明的“滑铁卢”
南宋厓门之役，或可比拟为华夏文明的“滑铁卢之役”。当然，任何比喻都难免有缺陷，这个比喻，尤其是对于一部大历史的比喻，势必会引来很多的质疑。但我觉得，这并非一时冒出来的念头，而是厚积于心了的。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史称“唐强宋富”，承唐的余绪，宋代朝廷固然软弱，但文明并未停滞。“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均发明于宋代。而宋代的科学技术，更雄踞于世界之首。宋朝的经济繁荣，当在唐之上。这都是有史实可稽的，连李约瑟编的《中国科技史》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程朱理学，先行束缚了中国人的心灵，进而开历史倒车。宋代国弱，首先是弱在心上，以至同蒙古一道灭了辽，也不敢收回辽所占的宋地--关于这些，已有不少人写过文章了。最后，导致厓门一役，本来诲军实力远远大于元军，却反而惨败在元军手中，最后一小皇帝被忠臣背着投了海。从此，已延续了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遇上了“滑铁卢”，出现了逆转，差一点同另外业已寂灭了的世界三大古代文明走上了同一条路。华夏文明自此走了下坡路，不得不再度穿越“死亡之门”。
短命的元朝且不理它，而明代迁都，从面向海洋的南京北移到长城一侧的北京，意味着中华大帝国在海洋上的全面撤退。加上自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中后叶的“禁海”，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竟完全萎缩了，至于郑和下西洋、郑成功收复台湾，也仅仅是作为这部历史的绝响而已。
很明显，这都是厓门之役--“滑铁卢”之后，华夏古代文明所面临的命运。汉唐泱泱大国的风光，从此不再！
如果给华夏古代文明画一根线，那么，宋亡，便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还可以列举厓门之后，华夏文明种种惨痛的遭际。现在，有的史学家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是公元1511年，那一年葡萄牙占领了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或者叫朝贡国的马六甲一这意味着华夏文明被西方人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正是古代华夏文明正以无可挽回的速度在衰落下去的开始。而后，便是清兵入关导致的南方大屠杀，登峰造极的“文字狱”，以及鸦片战争……
我之所以谈到这么多，是想从学术上作出一个界定，即近代文明在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当是在1511年以葡萄牙占领马六甲为标志开始的。而从宋末的厓门之役，至近代文明的开始，其间仅有两个多世纪的间距，而这一段时间，华夏文明所面临的危亡程度，随着又一个世纪之后的清兵入关，再度禁海而加剧。
也正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却催生了蛰伏已久的客家民系。
正如我在后文中所揭示的，长期蛰伏的这么一个流徙的民系，正是被汉民族的优患意识所激活，在民族危亡中脱颖而出，它产生的历史文化动因，正是民族危亡所激起的民族自尊，而非别的什么。而这个民系的形成与得名，正是在这200多年间。
同样，这个民系的崛起，则是在一部近代文明史开始之际。
不可否认，在中国近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客家人对华夏文明得以延续乃至再生，是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光说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有刘光第、黄遵宪等参与的戊戌变法，孙中山、廖仲恺等发动的辛亥革命就够了。
换句话说，为什么华夏文明在再度面临“死亡之门”的时候，这么一个已历千年大迁徙的民系会奇迹般地出现在历史的进程中，并且逆转了几乎已无可挽回的文明衰落乃至坠落的态势，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振兴，注人了新的活力，从而引起全世界的注目？迄今，这仍是国际上人类学、社会学诸学科研究的热点。
正是确定了厓门之役为华夏古代文明的“滑铁卢之役”，我们方可对此时客家民系最后形成并得名的历史大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正是确定了16世纪为近代文明真正意义的冲突的开始，我们方可对客家民系在近代文明史上的作用有一个充分的估价。
这两个“确定”，是缺一不可的。
对文明横式的质疑
客家民系的出现，对改写已有的华夏文明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我们曾有的对华夏文明的认识，予以了有力的冲击。也就是说，对今天如何重新认识华夏文明，具有根本性意义。
既往对华夏文明的认识，则是停留在古老的、没有中断过的单一性上，再加上封闭的、保守的论断，这不仅国际上学者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学者也持同样的看法。
古老的，即五千年文明史，这当是无疑义的，无中断过的，即文明的延续，虽几经冲击，但仍一脉相承，这也同样不会有疑义。但是，若说到单一、封闭、保守，应该说，若是针对曾一度作为主流文化、官方或统治文化的儒家文化而言，是相对准确的。也许，尤其是明清以来，华夏文明给历史留下的便是这样一个深深的投影。
但是，客家民系的出现，便对上述论断提出了质疑。无疑，客家人身上的儒家文化色彩也是相当浓重的，以郡望自矜、崇文重教，等等。但是，如果说他们封闭、保守，就似乎不那么准确了。平心而论，他们也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主要的一面，却是开放的、进取的，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会进一步揭示这一条：正是客家文化，成为中原文化与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的结合部，通过他们，我们可以认识到，即便是来自中原的这个民系，身上也同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就在客家文化自身，也具有多元的特征，且不说沿海广府、闽台文化本身就更具有与中原文化或儒家文化迥异的海洋文化特征了。
这一来，把华夏古代文明定位在单一、封闭、保守之上，就不那么准确。完全可以以客家文化为证，重新认识华夏文明--其应有多元的、开放的与进取的一面。而这一面因长期被掩盖住，一直不为人知，只有通过对其中“结合部”客家文化的研究，方可以一步一步，且有力、雄辩地揭示出来。打破了“单一”、“封闭”、“保守”的认识，我们也才有可能重新解释华夏文明，对曾有过的诸如“周期性”、“超稳态”的理论作出重新的评估。对华夏文明的模式，予以新的解释，这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少，华夏文明是由三大文化区构成的，长城以北，为游牧文化区，以南，则为农耕文化区，东南沿海，当是海洋文化区。而客家人，则是由于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从而被逼迫到了东南沿海的，这一来，其与三大文化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是回旋于三大文化之间的一个独特的民系。于是，也就决定了它所经历的蛰伏、发生与崛起的不同历史阶段。作为华夏文明中这么一支人口众多、始终处于流动、回旋中的民系，它不可能不对华夏文明的格局产生深刻的、积极的影响。通过它，去重新认识东方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更有意思的突破口。
其实，封闭、保守及单一，恐怕很难维系一种文明的延续，尤其是无中断的延续，这在众多消亡的民族文明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惟有开放、进取，且多元的文明，方可能不断地补充自己、调整自己、更新自己，保证一种延续，尤其是无中断的延续状况。而华夏古代文明，历五千年而不衰，虽说几经曲折，几回得穿越“死亡之门”，可它终于延续了下来，并在当代走向又一次复兴，那么，光以封闭、保守及单一属性作界定，显然是不科学，也不合乎基本的历史事实的。
那么，把客家民系的发生、形成与发展，作为华夏古代文明中的一元拿出来，加以研究、探讨，我们就有可能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更为科学。
作为这么一个特异的民系，应有特别的角度切入，而不应流于一般，完全有可能突破通常的研究而走出一条新路来。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太宏阔、太悠久了，世界上仅存的一个最古老的文明--光这一条，便是一个很大的历史之谜，为何其他三大古代文明难以为继，最终消亡？它的生命力何在？其间，不仅仅是地理、自然、气候等外在的原因，更有内在的历史与文化的动因。若认真解剖其中一个民系，是可以逼近这样一个谜底的。
反过来，我以为，这对推动客家学的研究，提升客家研究的品位，注入哲学的、文化的思考，也是一个极好的契机。
危机戚与自省
延续上一个话题：这就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又是如何获得不中断延续下来而不至于衰亡的能力的？或者说，它拥有怎样的自我更新的机制，从而逾越过一个又一个的“拉夫丁峡谷”，迎来自己新的黎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蛰伏千年，于“滑铁卢之役”失败之际苏醒且形成的客家民系，本身便是作为古老文明再生的一根新枝出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主体或主流文化已经沦亡了，而这一新枝，却从旧体上劲抽出来，绽出了绿叶，从而又再度获得青春与生命。那么，这个民系的诞生、形成，又与其之自我更新机制有怎样的关系？
无论有人如何喋喋不休，认为客家是一个“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然而，客家民系的存在，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历史，也都不容否定。尤其是近代以来客家民系在再造、更新华夏文明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更是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