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论辛亥革命》中说：
清廷逊位，是辛亥革命最显着的成就。它的意义，实极重大，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专制政体消灭，这真是世界史上进步的一个碑石。但是，因为真正和绝对的民主政治，还没实现，所以我们的革命，还不能认为成功。
可以说，正是孙中山，正是众多的客家儿女，在辛亥革命中，继承与发扬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传统，把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往前大大地推进了一个历史阶段。孙中山继承了洪秀全，又远远地超过了洪秀全，领导了中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的姿态，走进了20世纪，炸响了亚洲民族独立的第一声春雷！
平民革命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不可能在这部书中所阐述透彻的。我们只能在客家学的范畴内作一些探讨。当然，光凭推翻帝制这一条，在中国，便已是几千年未有之巨大功勋了。在他之后，谁敢在中国称帝，势必为天下人所唾骂而身败名裂。这也说明，帝制在中国，是早已经不得人心。康有为的保皇党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实在是滑稽可笑之极--从300年前，李贽、黄宗羲所代表的启蒙思潮，指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抨击君主专制，提出民主法治的朦胧理想，到孙中山一举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政体，又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付出了多少志士的牺牲！
无疑，客家人的“排满反清”的“大汉族意识”，是同明末那股启蒙思灞有着有机的联系的，是要把中国历史往前推进的。不料来自游敉民族的入主中原，使得这一历史进程便给中断了。义不多经历了300年，才又重新续起。当然，300年间，他们也作过努力，从兰芳共和国，到洪仁讦的《资政新篇》……而这500年间，客家人又经历了多少流浪、离乱之苦。包括孙中山所在的家族，也是从粤东迁徙而来，几经辗转，定居香山县翠亨村的。这是明末以来，客家人几乎未曾断绝的大大小小迁徙中的一个分支罢了。无论其祖上有怎样的显赫，这几百年间，也大都变得一贫如洗，这对客家人后来形成的平民意识，有着很大的催化作用。孙中山从不讳言自己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总把革命活动与希望，寄托于下层会党。有人要把革命活动重点移到新军方面，他开始还不大赞同，如李大钊当时指出的，孙中山“整理了许多明末清初流传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的、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色彩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脱离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
宋庆龄在《为新中国奋斗》中更说：
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生于农民的家庭……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一下定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
客家人的平民革命思想，也便是这样形成的，在他身上得到了光辉的印证！这也是这个民系在更新的过程。
群体激发效应
如果说，兰芳共和国在海外存在上百年未能对国内产生影响，而太平天国又仅存在十多年未免太短暂了的话，那么，作为客家人，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大变动中，影响中国整整一个20世纪，却是无可否认的了。这不仅仅是由于孙中山一个人，而是由于他所在的一个客家革命家群体共同奋斗的结果。
20世纪，可以说是客家人的世纪，是整个中华民族从奴役走向解放、从专制走向自由的世纪--虽然这一历史进程尚须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追随其左右的，有众多的客家志士，正如当代人们所说的，有一种“群体激发效应”。一位革命家脱而出，马上便是一茬茬地冒出来。也只有这样，才形成气候，才产生威势。--这是很值得作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发生学方面探究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流向，一个英杰群体的归腐，放在大时代的宏观视野中，去探索纷纭杂沓的表象后面，存在着怎样的根本的内驱力。以至从几欲不可思议的东西中，抽出理性与正义的脉络来。
在19世纪至20世纪，客家人绝不是泡沫而是深流，不是涟漪而是巨浪，是大海中的潮流，是历史的主潮，从而证明了他不仅属于历史而更属于属未来个更新的民系身上，必然具有更多在未来闪光的东西！
在1905年，孙中山于日本东京联合各方进步力量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时，不少客家人便从八面汇来响应，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成为其中的骨干。如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瀚、李勤、谢辉文、谢适群、谢逢元、饶一梅、刘维濂、刘维焘、李定区、李荫区、何卓麟等等。其加盟人数，为广东之冠。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除孙中山任总理外，其整个领导核心成员中，客家人就占了46%，差不多占去了一半。其中，有外务部长为廖仲恺（惠州客家人）、会计部长为谢良牧（梅州客家人）、司法部长为何天瀚（梅州客家人）、评议部议员胡汉民（江西吉安客家人）、梁慕光（惠州客家人）等。
海外客家人多，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也证明，正是客家人漂洋过海，接受新思潮的影响，要比别的民系要大。他们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就不足为怪了。
后来，同盟会派人回国内活动，其重点亦是客家人聚居或者有较多客家人的地方。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有不少客家人参加；1900年，更是在客家人所在的惠州发动起义；
1906年的湘赣边界起义，当是客家人的地盘，历时两个月之久；而1907年至1908年由孙中山策动与直接领导下的六次武装起义，也大都是客家人所在的地方……这些，均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振奋了全国的革命志士，为日后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海外，被誉为“革命之母”的华侨中，客家人也是其中的主要成分。可以列数众多客家人捐赠巨资的名单。而在客都梅县松口，更办起了一所以传习体育为名、培训军事骨干的学校。后来，在历次战役中，尤其是州黄花岗之役中，不少学员英勇捐躯，如周增、林修明、饶辅廷、张学龄等。
武昌起义成功，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尚在国外的平远客家人姚雨平兼程赶回，与他商议并组织北伐军。并从潮州北上，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后，又再挥师北上，于固镇、宿州、徐州等地大破淸军，在迫使淸帝退位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辛亥之后十数年间，革命几经曲折，但孙中山身边，始终有着一批意志坚定、迭创奇勋的客籍革命家与将领。例如，着名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孙中山的左右臂廖仲恺、胡汉民、邹鲁，大将军姚雨萍，誉为“平民将军”的邓铿--后来，北伐的主要将领，包括蒋介石、邓演达、李济深、蔡廷锴、张发奎、李章达、叶挺等，皆出于他的门下，且大都是客家人。
后来，为孙中山所称道的“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便是指张民达与邓演达。
他们也都是客家人。张民达是梅县人，邓演达则是惠阳人。两人均是东征中名将，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张民达不幸于1925年溺水身亡，邓演达则一直到参加北伐，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当时武汉革命政府的中坚，后不幸被蒋介石所谋杀。
关于客家的“情报”
客家人在此间的崛起，引起了最关切中国且一直怀有狼子野心的日本当局的忧虑。赔和七年，也就是十九路军于上海狠狠打下了倭寇的入侵气焰之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专门作了一个关于客家人的研究报告，称：
在混乱的中国来说，虽然有各种理由，作为支那民族，没有坚定的精神统一，是最大的原因，作为个人能成为完善者是很少的，但作为团体、作为民国、作为民族传统，是没有比支那人更甚的了。据此，通观支那全土，最感兴趣者是客家人……
……客家人在其环境、言语等和别的（民系）自有异别，最有特色的联结上并有相当势力。国民革命以来有左右支那政局之风，特别是上海抗日驰名的十九路军，陈铭枢及其将士大都是客家。尚有陈济裳、张发蚕等武将……将来可见客家能出一大英杰，必然利用精神联结掌握全国政权的可能性。
这是在绪言中所写的。
文中，更提到“客家势力不单在广东，直接至京沪政界，以及达南洋的经济界”。“客家的义烈遗风民国后辈出……廖仲恺、邓仲元等革命家，进一步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如邓演达、彭湃、叶挺等都是客家……”
他们惊呼：“客家乃优秀民族，是可断言的”，“特别是在民国后的跃进和抬头，值得惊赞”。“客家非日本明治初年间的‘萨派’‘长阀’，他们拥有强固的地盘，且有先天、后天的坚忍不拔的独立自主精神，多年被压迫和被郁积的情感，自觉地成为强固的民族……”因此，想起“洪杨革命”--即太平天国，他们便为之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