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为写胡耀邦、王首道的传记或业绩，我在湘东客属地浏阳跑过多次。当年，我曾在湘东南的炎陵县上山下乡，而我母亲的家，就在粤北的英德。从浏阳到炎陵，再从始兴到英德，形成一条客家人长达上千里的居住带。在调查中，以及在查看各县县志之际，我发现，这里的客家人，大都是明初自江西闽西迁来的，口音只略有区别。而他们迁入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便是明朝取代元朝之际，陈友谅在南方称帝，惹恼了朱元璋。在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对曾支持过陈友谅的地方，实施了灭绝政策，于是，这上千里地带上的城市、乡村，不是被屠城，便是逃亡一空。原住民消失之后，才有江西人大量填补进来，形成这么一条客家人的居住带。广府人常常不解，南雄珠玑巷是他们的开基地，为何现在几乎不见广府人而只有客家人，其实也就是这一原因。
我说这一历史事实，是要证明，当大批移民填补自湘东至粤北的“空白地带”之前，也就是明初之前，即宋元年间，客家民系便早已形成了，不可能晚至明清之际，至于得名，那又当别论。
确认这一条，我们再谈历史文化的动因。
这便是，客家人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他们只承传了中原农耕文化那种重义气、偏保守的传统，而没有敢于冒险的、开放的海洋文化精神。应该说，他们是二者兼有的。而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以只归结为保守、封闭，如汉唐，乃至两宋，其海洋文明的色彩也是相当鲜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海”的第一支船队便从南中国海北端出发，直抵印度、斯里兰卡。唐代广州更有着名的“通海夷道”。及至宋朝，福建泉州因靠近临安，更一跃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就这么绵延了两千多年。唐宋的海洋政策，已经有不少论文涉及，宋代几可称为“海洋立国”，其主要财政收人不得不借重海上贸易。人们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文明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但是，宋代的科学技术仍在处于上升时期，超过了盛唐，像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重大发明，也是在宋代，经济也相当地繁荣。正是蒙古的大军，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带到了欧洲，才推动其走出中世纪并催生了“文艺复兴”。
而南宋时，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重心，可以说是在江西--客家人最早形成的地方。
《宋史》中，所列入的江西名人有219位，居全国第一。而宋代江西的进士，达5442名，状元达122名（居全国第二），与唐代江西进士65名，状元2名（居全国第十），可谓成几何级数上升，翻了几十番。
宋代在江西的书院，也是闻名全国，且名列前茅的。曾有过一项调查，称自唐至清，江西便有书院1017所，居全国首位。其中以宋代为最。其书院林立，学规完备，影响深远，是他处所无法相比的。学术界一致公认，书院始建于江西，且发达于江西。
颇为着名的书院，便有朱熹所建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的象山精舍，后为宋理宗赐名为象山书院。两所书院名重一时，弟子数千。有名气的还有如濂溪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道源书院、怀玉书院、东湖书院等等，成为中国古代教育上一个历史奇观。欧阳修甚至惊叹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才贤”。这一奇迹一直影响到明代，“翰林多吉水，朝仕半江西”。
正是书院，带来了宗族祠堂辟公田为“学田”、辟公禾为“学谷”的传统一这一传统，则由客家人传承下来了，直至今天仍没有变化。有兴趣的话不妨读一下我另一部作品《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里边有较详尽的调查与记录。
宋代的历史文化名人，更是汇聚于江西，尤其是与客家文化区相接壤的临川。
用不着查资料，我们便可以随手拈来一大串，像李靓、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一直到文天祥。李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较重要的人物，一生文章有8卷238篇得意之作，疾呼母以有子为尊，君以有民而贵，无子无民，女出君灭”，“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而王安石，则被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以安邦治国的巨大智慧，成了政坛上的重臣，勇敢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纲领，被时人叫做“拗相公”。欧阳修更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关心人民疾苦闻名，且对北宋古文运动有着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黄庭坚则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仕途多舛，却是江西诗派的首领。及至明代，还有个被视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
无疑，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对客家民系民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客家人的“硬颈”精神，多才多艺，等等。
可以说，正是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方可以催生出这么个形而上的民系，脱离了两宋的历史文化动因去谈客家民系的形成，不仅苍白无力，甚至有点隔靴搔痒。
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数字：
宋神宗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江西在册总户数为136万，其中，被列为“客户”的有50万，占36%强。
及至宋徽宗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全国户口为2026万，其中江西有201万，占10%，居全国之首。仅20年间，户数增加了近一倍，证明“客户”更是激增。
人文荟萃，名人辈出，与人口大规模南下、汇聚，显然是有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南宋，偏安于一隅，江西更成了南下士族的首选。当然客户”并不完全等于客家，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知，客家民系此时已经形成，而且早已处于“自在”的阶段了。没有强大的文化背景，是不足以催生这个已蛰伏了相当之久的大迁徙的民系的。
而宋朝的积弱，更大大地激发了汉民族的文化自尊。
先宕开一笔。在广东，广府民系历来不怎么以纯汉人自居的，毕竟，他们与古南越人的渊源最深。直至20世纪初，在广府着名大学者黄节的着作中，仍有“粤人、汉人”相分，没有把粤人视为汉人。但是，不少广府人，却又公认其家族在“珠玑巷开基”。而作为珠玑巷传说核心，便是认定，凡是经过珠玑巷抵达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都是南下的汉人。关于传说故事，这里不赘述了，我先引用一下我的近着《广府寻根》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由于他们南下时正是中国积弱，外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转折点，因此，也就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汉民族的自尊，于是，对珠玑巷这一祖居地，更视为一历史圣地，甚至带上了准宗教色彩，这也无疑影响了周遭的广府人……彼此都有了认同感，以至并非经珠玑巷而来的，也都自觉不自觉一样认下了这个“开基”地，以证明自已汉民族的血统。
这是早早到达广东的广府民系，其汉民族心理强化的历史原因。那么，对于客家民系，他们当然有更深的中原情结，尤其是外族大规模的压迫到来，对于这个民系的最后定型，具有更大的作用与意义。
可以说，文天祥集中地体现了客家人强烈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人们不难发现，元兵南下，清军入关，抵抗得最强烈的，都是在南方。以至西方史学家称南宋厓门银湖之战为东方“滑铁卢之役”，认为中国的进步便是由此逆转的。1275年，元军东进，京师告急，远在两千里外于赣州的文天祥，便组织了义军勤王临安。人劝他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他也自知是无望：“吾亦知其然也”，但却决意以身殉国。甚至临安已破，宋恭帝投降，他仍坚守信念，“硬颈”地喊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君降我不降”的壮语……一直到他过零丁洋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最后在北京柴市壮烈就义。他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不仅历代壮士可以背诵，直至今天，仍是激励我们奋发的雄文。
毫无疑义，在强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文鼎盛，又在极为惨烈的国破家亡的积弱之中，南下早已到达江西的相当一批“客户”，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背负汉民族正宗的族群意识，激发出空前未有的文化自尊！
我以为，这正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最鲜明也最雄辩的标志！
而这，正好衔接有后来太平天国“灭尽清妖”，及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的汉民族意识--当然，孙中山很快便提倡各民族的平等。但作为近代的几大革命，如我在《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中所说的，其第一推动力仍旧是汉民族意识，所以客家人才由只伏而一举冲天。同时，他们又承传唐宋期间的海洋文化猜神，迅速与“西风东渐”的西方先进文化接轨。我在另一篇论文亦提到，作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余绪，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海上帝国”，曾称霸于明末淸初的东海及太平洋西岸，其间主要部将刘国轩、陈永华均是客家人，三分之一的部属也是客家人。到台湾访学，与着名客籍作家钟肇政交谈，他亦强调，台湾的客家人在拓殖之初，便充满了冒险意识，这正是海洋文化精神的表现。
前承传唐宋海洋文化，中有宋代昌盛于赣的文化大背景，而后更有宋末在积弱之际激起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这三段历史文化演进，都镕铸在了客家民系的身上。因此，作为这个民系，最后形成或定型于唐宋的赣或赣闽之间，应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教育奇观
世界称犹太民族为“书本的民族”、为“博士先生”，也同样是因为他们重教化、重伦理，在千年迁徙中顽强守住自己的文化品位。在这点上，客家人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同样在近代推出了一批大教育家、大科学家与文学家。第一届学部委员中，梅州一下子就上去了十个，占了广东籍的仅是开始。
随着客家人在中国各个领域中的崭露头角，可以预言，21世纪，他们在履行自已的“使命”--中华民族的振兴上，将会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及更为辉煌的建树，其所秉持的宿命观，也将日趋退避或者消失。
如今，客家地区的教育奇观，已又一次让举世惊诧了，虽然几十年迷误曾使那些地方又几乎再度沦为穷山恶水，从而也引来或让旧的诬蔑复苏，但这毕竟是暂时的。20世纪上半叶他们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自己，那么，这个世纪末与下个世纪初，所需要的已不是证明了--证明这个词毕竟是有被动语态的！
拥有使命感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沉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