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种大迁徙中，形成了客家人独有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生命观或生死观--这既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观念，也区别于东南沿海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可谓一时无所适从。势必产生种种痛苦，尤其是作为高文化、高教育的这么一个民系，“形而上”的痛苦也就更是不堪忍受了。但总归得生存，得自立。左冲右突，没有生存的领地，但至少也得有一片思想的领地。
就这样，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客家式的命题，便应运而生--不，该是艰难地提炼了出来：
宿命与使命一对这么一个使命感很强的民系，它面临的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宿命的安排；
主客意识与边缘地位--中原的主人南来为客，又始终与土着格格不入，处于边缘地带，势必有临危之感；
义利之辨与自我本质的实现--中原传统的重义轻利，与东南沿海舟楫商旅的唯利是图，使得对自我本质的认识也变得模糊；
特立卓行与融合认同--客家人自视高傲、鹤立鸡群却又不为新的“当地”所认同，反讥以“獠”、以“獏”……
贵族观念与平民思想--祖上显赫，以郡望而自矜；流落他乡，一贫如洗，社会地位决定的新的平民思想；
--守成与开拓；
--返朴归真与异化；
--挣扎与沉沦；
--融合与孤独；
甚至自由也成了一种无形的负担，是无可归属的漂泊感。而人格的规范也由此受到了挑战：是靠克勤克俭，任劳任怨从而重新积攒一份身家，用积蓄去赎买土地乃至自由，还是以命相争，以保住先祖那刚直不阿、鄙夷功利的形象？
这些客家式命题，渗透了上千年流离之苦、丧失家园之痛。每每一个命题还找不到解答，新的命题又产生了，徒然增添了新的痛苦。
也许，麻木是一种福。如果客家人不形成客家人，到一个地方便成为那个地方人--粤人、闽人、赣人，等等，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形而上的痛苦。可他们偏偏要成为客家人，在越闽瓯粤，独有这么一个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这就使得他们永远处于广种格格不入的“客”的边缘状况。
总而言之，这一系列的命题，无论对客家人而言，对中国南方乃至整个中国，还是全世界，都具有非常广泛且相当深广的意义。回答它，也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民系的范围。
宿命与使命
客家人的宿命，无外乎是流浪、漂泊、迁徙，一种历史的放逐。这是他们无以躲避的，从一开始就这样，没有迁徙，便没有客家人。客家人这个名称，客而家焉，就渗透了这一宿命感。
更不用说李贽所自命的“流寓客子”了。连生存的寓所，都在“流”动之中，不似人们给寓所所下的定义那样，是不会移动的，是固定的。既是“流寓”，又作“客子”，其心中之流离失所的悲凉，又该是多么深重！
失去家园，尤其是失去自古以来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故乡，这种失落感，再加上一路无定的流离感，对于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来说，是一种灾难，是一场浩劫。以至要深信这是上苍降给的惩罚一魏晋时期，也与古罗马末期一样，达官贵人们的糜烂、腐败，所招至的异族入侵，蛮族统治，毁千年文明于一旦，这在西方催生了基督教，连圣。奥古斯汀也以为地上已成了“撒旦之城”而招至灭顶之灾了--在他们，则是上帝的惩罚。
客家人无疑也有这种罪恶感，不然，他们为何不再似逃离中原之前的士族一样，要么花天酒地，要么扪虱清谈，而总是在汲汲劳作、不竭奔忙中？在客家人的遗训里，充满了种种节俭、自制、勤劳的内容，甚至被土着嘲笑为吝啬。
普通人评论客家人的吝啬说：客家人一个卤鸡蛋，能供食用十日。习惯其蛋壳吊在屋檐下以防蚁害，遇大风吹掉鸡蛋壳大为可惜。诚然感悟，虽失财，人命平安无故为幸而述怀。
旨在讽刺以表侮蔑之意，即：
“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
其实，这一讽刺，深读下去，不能不为客家人贫困的生活而悲哀。正因为受贫困，又加深其宿命感。末尾10个字，所表现的恰恰是一种外人所无法体验的宿命思想。
从一个小小的鸡蛋壳上，也都渗有了这种宿命观，更何况在别处呢？
他们仿佛全是资深的历史学家，在其命运中，早就而且必须认识到种种不测与难以预知的灾祸的作用--哪怕是风吹掉了防蚁用的鸡蛋壳。
宿命论在客家人处世中打下了极深的印记--包括郭璞的传说中，他始终知道自己将要被王敦所杀的结局，但仍要宣布自己占卜的结论。王敦谋反必败--正所谓“知命抗命”。
大迁徙无疑是他们无可抗拒的宿命。然而，在他们身上，作为古代汉族的正宗“遗民”，却又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郭璞讲真话。
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使客家人恪守中国千年来的建功立业、扬名显身的遗训，即便在被抛落底层、逃亡异地之际，也不会甘于沉沦，仍要顽强地显示自身的价值。
置身于上千年历史风云的客家人，所见所闻，是比死守家园的要多得多。几欲要灭绝人种的战争，尔虞我诈的仇杀，争权夺利的攻讦，包括在打着政治旗号，其实是一种狭隘的伦理中心主义而扬起的尘嚣中，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沦丧里，如何去寻找，或者重新确定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如何去维系一种人类精神的不坠与激扬，如何去求得超越时空的民族性的再造或净化，如何去坚守自己的文化疆界而不被污染与侵蚀……均是这么一个民系在漫漫征途上所要反复思虑的。
客家人的使命感，也同样产生于这种与生倶来的思虑，或忧患意识之中。这种思虑愈重大，愈深刻，其使命感就愈迫切、愈沉重。于是，他们才会每每于危难中，不惜毁家纾难，做出巨大的牺牲，哪怕失败，也要让这种精神得以发扬！
正是这种思索，这种使命感，使得客家人每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九死而不悔。而在平时，他们注重对后一辈的言传身教，以曾有过的光辉文化去教育、培养新的继承人，不忘祖训。
于是们便钟情于教育。
一般人，只是从直接的功利上去理解客家人这一情有独钟，诸如，家在深山，惟有读书才有出息，否则便没别的发展前途了，或者说，这是传统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当然，还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支配。
其实，这与其说是抬举了他们，还不如说是轻蔑了他们。
他们并不是功利主义者，他们的目光投向要远得多。
教育，也惟有教育，方可以越过权力、地位、金钱及种种功利的东西，把人类带出愚昧，带出野蛮，走向文明与科学，从而去塑造全新的人性--包括一个民系的性质乃至国民性，建树崇髙的人格，从而有一个确定的、美好的未来。教育，永远显示出理想的亮色。尤其是客家人所重视的教育，家教乃至国教，这毕竟是比战争、政治、经济更为恒久的所在，永远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古代哲人早已有“夫善国者莫大于劝教”这一格言。惟有教育，才可以使辉煌的华夏文明，不至于在灭顶之灾中陷落与断绝，哪怕是一时只剩下余烬，却仍能“薪尽火传，绵绵不绝”，在千年离乱的大悲剧中暗示出不可战胜的希望。
千年的离乱，是这个民系的宿命。
而千年的尊师重教，自强不息，却是一个文化的延续，一种传统的承继，从而构成了客家人的历史使命。
正是这种宿命思想与使命感的相互砥砺，才有了这么一支伟岸的民系。使他们不仅仅停留在求生存的层次上，而赋生存以形而上的意义；为民族的昌盛或复兴昂然挺立。
无疑，宿命思想是一种消极的东西，那么，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也可能带来某种积极的效果，知足常乐，安分守己当然未必是可称道的。但有时候，却又化为一种自信，一种达观，于是，当仓与使命感一旦结合起来，也就形成一种坚定的力量，一种不是消极的历史力量。
消极的宿命思想、流离感，是可以腐蚀人的灵魂的，我们可以从众多的潦倒、自暴自弃者身上看到这种腐蚀。这在历史上，不乏个人的海例；也不乏群体的先例。客家人却奇迹般地抗击了这一切，恐怕是与他的使命感密切相关，用高度的教化来抵御了可能的腐蚀。这就是为什么客家人所到之处，都能一一化为“人文秀区”的缘故。
文化自尊
既往对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时间的考证，每每拘泥于谱牒以及史料上关于人口的变化、客户的比例等问题上，所以，地域自有赣、闽之争，时间上更有晋代、唐宋乃至明清之争，跨度竟达1000多年。无疑，上述的考证，均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积极的成果，这是应当肯定的。而极具说服力的，足以破译客家民系形成之谜的，却仍鲜见。
一个民系得以形成，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有族群凝聚的外在形态，更有其历史文化的内在动因，有其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我认为，内在动因及自觉意识，每每比外在形态的出现更重要得多，更可靠得多也确定得多。正如我们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际，是认为那段历史呈现的思想，尤其是主流思想，比众说纷纭的、各执一端的史料或史实，更有参考价値，从而也更具备可信性一样。
因此，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与时间，是决不可忽略其间发生的文化变迁以及：整个大的历史背景，惟有找到其思想文化的源头，我们才可能确认这个民系正式形成的时与空间。这比简单的谱牒记载及人口、客户的数字当更为雄辩有力，也更为牢靠。
我以为，客家民系得以形成的历史文化动因，除学术界公认的自昔代以来的流徙及同时形成的漂泊基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唐宋二朝鼎盛的文化及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尤其是这种文化意识因两宋积弱之际激发起的民族寒尊。正是这三条：①漂泊基因，②文化意识，③民族自尊，成为了客家民系形成的三大历史动因。
关于第一条，已不用我多说了，我在《客家魂》三部曲中曾形象地描绘为“血脉里早已凝成了漂泊的因子”，从而“在永恒的迁徙中诞生”。作为一种共识，对于客家先民的发生，应当是不会有多大争论了。
重点在第二条，作为汉民族强盛期的文化意识，如何催生了这样一个民系，这需要有严密的论证，更应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才能足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