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有人认为，这大都属于封建伦理观念，束缚了人们的理性自觉，顽强地排斥了商品意识。但笔者在海外某一都市，却听到这么一个“神话、在这个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当地白人的商业势力已非常强大了，却没有料到客家人竟一下子聚集了一大笔钱，比托棘斯还托棘斯，居然将当地一个个商团打败，称雄于该城。而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却很简单--“打会”，各人拿出一笔钱凑在一起。这在西方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人怎么这么轻易把钱交托给某几个人，既没法律保证，没履行公证手续，又没有可靠的未来赢利？
同样，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不少客家人居地，也是采取同样方式，迅速集资，形成强力集团的。无疑，把钱“交出来”这自然是“薄利”的表现，而信托某些人，却又是“重义”的一面。历史竟奇怪地把这有机地纽合在一起，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何研究这种价值取向与文化心理，倒是客家学学者们所须下大工夫的。这一研究对改革开放和振兴客家经济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犹太人与客家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所展示的内容竟如此不同：一为主，一为客；一为义，一为利。当然，还有很多根本的差距，但举出这两条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所以，在人类学的研究上，简单的、表面的比较焉不足取的，须作深层的研究与分析，才可以拿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来。随着历史的推移，拥有比犹太人多一倍以上的客家人将对未来做出的贡献，也只有在这深层的比较中才可看出端倪来，他们才可能把握住自己的历史命运实现跨世纪的腾飞！
自由：以血相争与用钱跛买
前边讲到，犹太人之所以重视金钱，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须用金钱来“赎买”自由。当然，具体分析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人们还指出，操持犹太教的礼仪和担负犹太教职均需要起码的财力作为后盾，而犹太人的食物禁忌又使得养家糊口的费用昂贵起来，但犹太的节日又限制了工作的天数……这些，都说明，当一名犹太人，本身就需不少消费，而除了借贷之外，却没有多少其他职业可确保他取得必要的收人。
凭此，可以说，犹太人与借贷结缘，实在是无可奈何的。
而对于周围环境而言，由于基督教会将借贷视作基督教徒所不应从事的职业，这就给犹太人留下了一个谋生的空间，从而限制了犹太人的竞争对手，使得犹太人的赢利见风日长，这样，在世人看来，犹太人挣钱似乎是一种天性，得心应手了。
但也应当看到，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每每受到唾骂与攻击一样，金钱，给了犹太人以自由、以安全，却同样，又使犹太人很容易受到攻击，被怨恨、被嫌恶--这同样是与日俱增的。
但不管怎么说，用金钱来赎买自由，在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尽管犹太人受迫害的历史与客家人的苦难史不相上下，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却是赎买，并千方百计避免引起非犹太人的嫉妒与仇视。因此，他们那种生存方式，也就与客家人迥然不同，他们一般不会去冒犯历史，冒犯他人，除非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
客家人是无法用金钱赎买自由的，因为他们的漂泊，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个社会，历来对金钱怀有一种道德上的义愤。在通常情况下，金钱不仅赎买不到自由，而且还会引起反感。
即便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影响，但根子上仍是“君臣父子”的一套。而客家人，相比之下，更是贫困的象征，他们凭借勤劳而得到的财富，比人家巧取豪夺的不知要少到哪里去。一点可怜的钱，又有谁放在眼里？在这里，更不可能赎买到自由。粤西大械斗，也就证明这种赎买自由方式的失败。
在这里，金钱，是敌不过权力与权术的，你凭借勤劳，买下了耕种的自由，可只要一个谣言，引发一场械斗，这买下的一切便全在顷刻中化为乌有，连赎买之前的处境也都被剥夺，又只好远去他乡了。
因此，他要争得自由与权利，无非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软”的，这也基于他们的传统，靠读书，保住自己的文化素质，他们坚信，惟有读书，才有出息，不仅仅是光宗耀祖，而且为摆脱贫困，摆脱荒原。在南方，已经是可以用金钱买乌纱了，而他们仍深信，在科举面前人人平等，再贫寒，只要有学问，便可以一朝登上龙门--这，恐怕还是当年唐代科举的“遗传功能”。因此，这一“软”功，其成功率有几许便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历代科举中榜上题名者，亦不乏客家人，一直到共和国成立后，连首批学部委员中，客家人都占相当的份额。在这个意义上，高文化也是一种抗争，一种潜移默化，保持高文化的势能，也就产生了无可低估的辐射能量，这同我们前边谈到的重教化是一致的。很多用金钱，权力乃至武功都办不到的，或达不到的目标，通过文化教育却可以实现。
当然，这一条“软”功，在犹太人也几乎做到了，但由于历史局限，他们出仕--即当官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直到以色列国的建立。当然，他们也有个别人跻身于某些国家的要职，但与客家人相比，也就微乎其微了。尽管客家人在出仕上，仍每每遭到排斥，而出“博士先生”的机会，则似乎要顺畅得多。客家人重功名的传统，亦可以说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客家人是不以金钱来赎买自由，而是用鲜血与生命去争取自由，这成了他们更为重要的传统。
绵延几百年甚至千年的“土客”械斗，便是证明。他们为尊严而战，为自由而战，这是无可否认的。由局部的、分散的械斗，发展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这也是几百年、上千年沉重压迫的结果。否则，怎么会说客家人富于革命性，在高文化素质下仍然“好斗”呢？他们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但始终有一颗不屈的心，他们不会连灵魂、连骨头也被征服掉。
客家人，是不会写出20世纪70年代一位犹太人后裔作家所虚构的如下一段对话的：
幽灵：你怎么能承受绝望？你怎么能承受呢？
犹太人：很容易。凡是遇到好事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去想30年前的自己，什么看上去好的东西，最后都不那么好。凡是悲伤和失望进入我的生活，我闭上眼晴去想30年前的自己，看起来可怕的东西，最后都不那么可怕了。
这种精神上的萎缩、困顿，在客家人中是从来不会有的他们罕有的反抗精神，使其反抗的规模与力度，都远远超过犹太人当中仅有的几次可怜的反抗。
当然，有了以色列国之后，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
因此，从一开始，客家人就几乎没有奢望过，事实上也不允许他们用金钱去赎买自由。
他们没有钱。
他们生活的地方，也不是金钱万能的世界。
即便他们有了钱；他们也不会用来赎买自由--这么做，他们会以为是对自由的亵渎。与犹太人的认识不一样，他们会在所不惜把金钱投入到文化、教育种种精神的事业上，并让举世瞩目。
为了自由，他们是不惜付出血的代价的。只有用生命换来的自由，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宝贵的，不容易被重新夺去。--这就说明，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之际，客家人为何会奉献出那么多的优秀儿女！从宋末“八千子弟走勤王”，到明末“誓不仕清”；从天京悲剧，到辛亥血溅黄花岗；从北伐壮歌，到抗日战争一部部客家人的历史，几乎都是流血抗争的历史。他们可以忍辱负重，但决不会苟且偷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
客家人是清高的，不合于世俗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们不会以咀嚼自己的痛苦为生，怨天尤人，而是在精神上永葆着强者的姿态，不断开拓，不断进取，朝气蓬勃，神采奕奕。虽然他们蒙受的痛苦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不会比犹太人少。
他们的反抗性、革命性却要强得多。--历史已经证明！
时与空
强调历史文化的动因，的确是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重要依据，并有可能以此切入，对华夏文明的模式作出新的建构。虽然过去，已经有不少历史学家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模式，去解读、阐释我们的文明。
然而，从时空上来界定客家文化，我们却可能面临双重的困难。
在时间上，我们不可以以历史上发生的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工商文化来界定客家文化，当然谈不上后工业文化。同样，也无法划分为古代文化、中古文化、近代文化与现当代文化。它是中古时期形成的，可酝酿、积蓄的过程，当可追溯到古代。而它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晌，则是在近现代。它在历史文化中的连续性当是可以断定的，但其阶级性却很是模糊。它可以说是农业文化阶段发生的，却又与工商文化发生着某种关联，“身份”也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而在空间上，这道题难度就更大了。因为空间上的划分便是地域了，即便称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也是在空间上界定了。尤其是具体到整个华夏大系统的文化，诸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潇湘文化、闽越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客家，却又是一个谈不上地域性的称谓，而且没有较大一片稳定的区域以作“安身之地”，正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日久他乡即故乡”。客家人，分布在中国南半个中国，甚至有重返中原的--但到了中原的身份也变得模糊了，那里并没有把他们当作重返中原故土的故人，而用南方的地名称之，所谓“广东坪村”、“土广东”之类。以文化与地域划分的类型，怎么也难以加在他们的身上。即便是他们的民俗文化，其区域性特征也十分地“可疑”。例如，他们信奉“三山国王”。这无疑是中原“山”的文化，他们也有如山一般厚重、讲义气。可是，他们也信奉妈祖天后，这却是典型的“海”的文化。他们的确也是中国海外侨民中的一个重要的族群，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海外也是以商贸、工矿业为生计。
而这个上千年回旋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出没于内陆与海洋的这么一个民系，的确难以用现成的文化类型去确定其“身份”。
那么，我们当建立新的参照系统才是。
时空上文化的界定，对客家文化来说已经不可行了。即便以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庙堂文化与民间文化、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等等来“套取”，也不可行。
客家文化就是客家文化，一种独特的文化，有着自身的渊源以及迥异的形态。
有人把它比拟为世界中的犹太文化。
不错，犹太人同样是一个流浪的族群，而且是一个饱受历史苦难的“落难者”的族群，它身上许多特质，如重伦理、重教化等，也与客家人相近。
但问题是，它是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尽管现在人口也只有一千多万；而客家人，则只是作为一个民族，即汉民族的一个支系而存在，曾有人称他们为“客家族”，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们不曾自外于汉族，纵然他们的人口已有八千万甚至更多。
尤其是在义利之辩上，犹太人作为一个“商人的族群”，更重于利的追逐，他们的生存权利，都是用金钱赎买来的。相反，客家人却重义气，而客家人在华夏土地上的立足，更多则在于义的维系。
同样，在流浪的征途上，犹太人处处意识到自己是陌路人、是过客、是客而非主家，所以才尽可能地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而客家人虽名为“客”，却无论在何处，都仍以主人的身份出现，主持正义、弘扬文化，这也使他们处于相当艰难的境地。
当然，与犹太文化一样，客家文化是超越狭隘的地域，甚至狭隘的民族界限--它事实上在南方也融合了畲族等少数民族一但不可以凭此论证他们是“土着”同样，作为客家在海外的侨居，使得这一独特的文化也与犹太文化一样，获得了一定的世界性。作为“客家人”的共名，在中国，在世界，可以说都成为某一类代名词。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从内地来到南方的科技人员、打工仔，都被称之为“新客家”，这包含着流动、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拼搏甚至不惜吃苦受难的意思在内。虽然这种泛化，不可以取代客家民系本来的意义，但也说明人们一般的理解。客家还是客家，至少他们还得在同一种方言上予以认同，“新客家”只是个借代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