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卓行
客家人的特立卓行，在中华民族中是颇负盛誉的。
只要有一抂土、一瓢水，客家人就能活下去。
哪怕是荆棘遍地、猛兽毒虫出没的山野；
哪怕是狂风肆虐、惊涛拍岸的海峭；
哪怕是千古蛮荒之地……
只要有客家人的足迹出现，那里便注定会出现：
富饶的山乡；
繁荣的海港；
初具规模的城镇。
他们能从无到有，披荆斩棘，勤俭创业；
他们吃苦耐劳，团结拼搏，奋发进取。
因此，海外流传有这么一句话：
世界上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早在宋末元初，客家人不甘受异族统治，便已沿中南半岛直下，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及南洋群岛上。最早抵达澳洲的，也是客家人而非欧洲人。
自那时开始，客家人便逐渐扩散到了全世界，不仅欧亚大陆、南洋群岛，而且到达了非洲大陆，更到达了美洲--另一个半球上。
连一个偏远的小岛--中美洲的牙买加，也有着一脉相承、血肉相连的由中原远徙的客家人，连该岛的总督也是。尽管那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岛屿，可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在震后的废墟上，建设起了一次比一次更为繁荣、美丽的家园，显示了客家人顽强的生命力及再生的奇迹。
人们甚至认为，在杳无人迹、无人敢去的荒原，客家人也能去、也敢去，更会创造出前人所未有的文明来。
客家人，来自于古老的汉民族，无疑，他继承了汉民族众多的优良传统，所谓“中原遗风”，也就是讲伦理，重道义，好学问，守礼节，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同舟共济，奋发向上。然而，其特立卓行，又卓然高出于这个民族之上。他们与汉民族传统中的因循守旧、安土重迁颉颃相分，更无“父母在，不远游”的迂腐，决不愿株守一隅，视死守家门为耻，敢于离乡背井。“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建功立业，不惜奋勇进取，有着勃勃雄心，视艰难险阻为坦途，把不测打击当作家常便饭。
无疑，这是千年迁徙，万里长旋中锤炼出来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千年岁月，万里征途，无时无刻不会遇到毒蛇猛兽。无处不是丛莽激流，更兼风霜雨雪，溽暑严寒，这不仅对生命意志是一个考验，更是对一个民系性格的长期浇铸！
正因为有着在内陆丛山峻岭中的种种艰苦锻炼，使得他们能从容应付种种不测，尤其能随时甩开包楸，大步走向迁徙之路。所以，哪怕遇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也不会望而却步：而只会奋不顾身，扬帆出海，表现出一种特立卓行的气概！
特立卓行气概的形成，不仅由对外的种种自然、历史条件造成，也有内因。
一个内部不团结，宛如散沙的群体，是无法在外力的压迫下形成抗争力量的；而要做到内部的团结，则需要种种甚至是严酷的自律才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墨家思想影响下，不少工匠艺人的团体，都有着特殊的严厉的行规行约--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民系，当然不同于团体，尤其是匠人的团体。--虽然客家人后来也出了不少匠人的团体，维系它，所需要的，每每是一种精神，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
这也是特立卓行的支柱，精神的支柱！
人们总是在不断界定什么叫作“客家精神”，称得上连篇累牍了，自然有不少独到之笔，精彩之处，可惜，大都乏精辟的、髙屋建瓴的概括。诸如刻苦耐劳、开拓进取；诸如爱国主义、桑梓之情；诸如勤奋好学、重人伦教化；诸如不屈不挠、重义轻利等等，都是不错的，但似乎还投有抓到核心。因为上述特点，在整个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也都是有的，不足以区别出客家人来。
惟有特立卓行，才足以概括客家精神。
无论你到了哪个地方，在人群济济之中，你都不难以这个特点，区分出客家人来--乍一看，他们粗喉咙，大嗓门，好往高处站，说起话来，充满激情，大有“三碗不过岗”的气概，但又十分实在，诚恳，绝无半点伪饰的成分，说到做到，有信有义。
包括客家女子，也以她们的干练、利索、无所不能而引人注目。
这种特立卓行的精神，更是千年与万里的时空中锤炼出来的。在没有任何外援与依靠--也绝不奢望外援与依靠，一切，都得自己来作主，来不得丝毫的犹疑与踌躇，更不能有半点的畏惧与怯场，没有别的选择，惟有一往无前。倒退，便是悬崖蝻壁！
锐意进取也罢，同艰共苦也罢，重义轻利、勤奋好学等等，均是围绕着这个特立卓行为中心而展开的。臂如，勤奋好学--没本事，怎么去闯天下？这是简单而言；而有了髙文化，髙智商，你方能鹤立鸡群，有所造化，这已是高一个层次了；而作为一个民系的整体素质，儒雅风范，堪为人师表，就不仅仅是谋生，造化了，而是肩负起了开拓未来，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了。
特立卓行是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是姿态。正是这样一种卓然的精神，塑造了客家人伟岸的形象。
为古希腊文明同化了的古罗马沧亡了，它没法再同化千年的蛮族统治。但是，华夏文明却没有在这次世界民族大迁徙中沉沧--士族相争南奔，使中国的南方人文荟萃，千年不衰，并在近代异军突起。流亡中原厚实的背影不曾在风雨雷电中逝去，反而猛回首，傲视起已有过的光辉历史。
也许，这正是对这种“特立卓行”的形象描绘。
回旋与固守
然而，蛰伏并不等于无所作为。
于是，这便带来了第二种生存方式--回旋。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旋。
这是寻找能维系整个族群文化，--不仅仅是生存的回旋。
众所周知，即便是最有独立性、最不易融合于别的族群的犹太人，来到了中国的腹地中原之后，却与别处不一样，竟最后融人了中国社会，并且消失了其民族的特征。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惟一的特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化解”能力。且不去说人主中原的其他民族，到最后也给“化”掉了，全盘接受了被占领者的文化。
而客家人，则是回旋于这样一种大文化之中，却从这种文化中滋生出自己的特质来方面是坚守，另一方面还得发展。
在回旋中的坚守，是极不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坚守，客家民系便无法形成、发展并延续至今。
有人说客家民系的宗族社会内部戒律非常严苛，除开强烈的聚族而居的习性外，在所回旋之地的选址方面，也有风水之类非常严格的要求，丝毫不可懈怠。凡到一处，是必看地气，首先要乘风、聚气，界风、顺气，一定要倚山临水，并且要在龙脉上种“风水林”……显然，这是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早期同姓不通婚，甚至不同姓却同源的，也不能通婚，这自然是为了保证-代的强壮。而这，则演化为一种禁忌，一种自我保护的神圣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客家人所严守的文化边界，不仅仅是族群意义上的边界，如不与其他族群通婚--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有的小说在自称“不是历史”的戏说下，竟说客家人南徙后，由族长发起，向异族求婚，这显然是违反事实的。要这样，这个民系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了，就化解了。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一客家谚语，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即“祖宗田”已无法守住了，但“祖宗言”却是非坚守不可的。忘却了“祖宗言”，是最大的数典忘祖，而除开“祖宗言”外，他们已无处可退守了。
但守住了“祖宗言”，便守住了他们整个的文化的根基。正如语言学家所指出的，英语的思维方式，同中文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同的。或者说，用怎样的语言进行思维，其结果就不一样。
即便是用同一种文字，用广府话（白话）思考的人，同用客家话思考的，就不一样。广府方言中充满了“水”，诸如威水、醒水、心水、磅水、睇水、水路、水货等等，与“以水为财”的量化思维是分不开的。而客家熟语中，“同礼不同亲”、“眠倒打唔跌”、“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做不尽子孙屋，买不尽子孙田”等等，与客家人重义气、重精神又是分不开的。
有的语言，逻辑严密，滴水不漏；有的语言，生动形象、思维发散……不同语言，便有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客家言”，也就代表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换言之，则代表了他们整个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在几乎是横贯中国南北大回旋中，客家人所能携带的，不是绮罗绸缎，更没有金银财宝，惟一能跟随的，便只有这“客家言”。这语言，成了客家文化最大的载体，更成了客家历史最生动的见证。着名的《格林童话》的作家雅可布·格林这么说：
关于（既往）民族的见证有骨头、武器、坟墓。但还有一种比这些更生动的见证，这就是语言。
客家人如此看重自己的语言，并不是一种无奈，恰恰相反，是一种远见卓识。在上千年的大回旋中，他们找到了坚守自己文化边界的有力武器，这便是--客家言！
他们用客家言凝聚住了这么一个民系，使之不曾在上千年上万里的回旋中，无论遭遇到怎样的不测、打击，都能保住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发展的空间。
有人称客家话为“唐音”，上千年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其语音框架，仍是当年原有的风貌--这，也许更是一个活的见证，进而可以论及客家人的精神风貌，人格品藻，为何每每与众不同，是那么热情豪放，豁达真诚……还保留有他们当年的“历史记忆”。毕竟，在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他们保留了中国那样一个开放时代的“音容笑貌”。
汉、唐、来之海风
梁启超曾在论及广东的历史地位的有关文章中说过，对于大一统的古老中国，广东只是边缘而已，所以，中原人没把，广东当一回事，视为“鸡肋”。但是，如果把广东置于世界的版图上，情况就大不一样，广东的地位立即就突出来了，不仅是世界不可忽略，中央政府也不可掉以轻心。
这是就地域而言。
如果换过来，研究一个民系呢？例如，客家民系。
当然，毋须先放在世界版图上。
先置于岭南吧。
不过，仅仅局限于岭南的话，稍加比较，便可以比出来，无论是广府民系、还是潮汕民系，其之海洋文化特征，都比客家人强，相对于他们，客家人的农耕文化特征要鲜明得多。
而我们再扩大一下范围。
如果我们把客家民系置于整个华夏文明的大区域中，尤其是置于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的流程中加以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大一样。
那么，当我们最后把客家人置于世界的范围内，几百万乃至近千万的客家海外移民，分明又揭示出一个更不一样的事实。
显然，只要我们把客家民系置于更大的系统中加以研究，关于客家人的海洋文化精神，便会愈来愈凸出了。
这便是自汉、唐、宋以来的“海风”！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绝响
在华夏文明这么一个宏观的视野中，人们一般把中原文明或黄河文明纳人农耕文明的系统之中，而把东南沿海粤闽台，甚至于珠江文明，则纳入海洋文明的系统之中。显然，这是两种质态迥异的文明，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演进中，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如果简单地把这说成是地域上的差距，却又过于偏颇。
例如，这无法解释自古以来由北向南迁徙，并侨居海外的客家族群，尤其是无法解释他们在近代史上由蛰伏到冲天，在推翻满清大一统的封建帝制中所体现的历史主动精神。
换句话说，来自传统、守旧的中原的客家人，却又早早与海洋文明，也就是现代西方先进文化接轨，在华夏文明的现在进行时态中，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可以这么说，这个当年自北向南迁徙的族群，到了近现代，又由南向北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因此，我们已不能以南北这样的地域划分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了。客家族群，当是超越人文历史地理而特立卓行的这样一个民系。以这样一个民系或族群切入，我们有可能对华夏文明的模式，提出更新的、更雄辩的见解，或者说，我们同样可以提出作为客家文明自己的模式。
当然，这是个很大的课题，尚需要做大量的、深人细致的研究。这里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此导入最早的“个案”--对客家人拓殖台湾与海洋文明精神，作一个初步的探讨，同时，也对台湾不同族群的文明生态，进一步加以描述。
正如世所公认的，客家男人“各抱四方之志”，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个族群，便是不安于现状，要向外发展的，总是处于躁动、跃跃欲试的状况之中。因此，客家人往海外跑，其时间当很早。
据历史记载，远在汉唐，“住蕃”的汉人已不为少数，直至宋代，中国仍是一个海洋大国，远在西方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到达东南亚之前，华商、华人业已遍布“南洋”。元兵南下，大批的“政治难民”便散布于海外。这包括台湾在内。厓门之役，被视为中国的“滑铁卢之役”，其历史意义，迄今仍未被真正地、深刻地领悟或发掘。在这之前，数千海船战沉，宋海军丧失殆尽。元朝虽只存在很短的60余年，它把东方的先进科技文化带到了西方，却窒息了东方科技文化的发展。众所周知，宋代的科学技术，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而后才走下坡路。宋朝的积弱，不是经济、科技上的原因，也不单纯是政治上、体制上的原因，试想一下，蒙古人的铁蹄，驰骋了几乎是整个的欧亚大陆，再进步的文明，都难逃一劫。如果没有这一文明的断裂，当文化重心已南移到了中国的南方，濒临海洋之际，华夏文明无疑是应有另一番气象。当年的泉州的勃兴，福州紧跟其后，加上早已在南北朝及唐代通海夷道兴旺时已作了为世界大港的广州，那么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古汉族，完全有可能把华夏文明再推向一个峰巅，而不至于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文明进程。
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想说明的是，作为海洋文明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是早已经具有了的，并不是到近代与西方文化相碰撞时才开始萌生。
否则，不足以解释南方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的出现，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
而作为客家人第一次大规模向海外拓殖，正是宋元之际，并延续到明代。上述的回顾，我只是想证明，在宋末以降，垦殖海外的客家人，应是具有开拓、冒险的海洋文明精神的，而非人们所认为的，是保守、佣懒、恋旧的农耕文明观念。
短命的元朝造成中国海洋文明的断裂，直接体现于明初，把原来的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并开始执行“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政策--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迅速没落，虽然一度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回光返照。
无疑，国都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标志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变化。如果仍在南京，如宋朝一样，不仅仅是面向海洋、海洋商业经济的发达，也同样面向业已南移了的汉民族的文明，包括科技文明，自然，造船业、航海业也在内。明代国都的北迁，与元朝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便意味着，作为中央政府，不再重视海洋而重视内陆，不再重视商贸而重视农耕了……
因为禁海，当年活跃在海洋上的华商，包括客家商人，也就断了生计。没有活路，惟有选择反抗。于是，海商也就成了海盗。本来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群体，一下子变成了大逆不道的“匪”。
根据德国史学家里斯博士（LudwigRiess）和魏斯博士（AlbrechtFormosa）在荷兰查访其挡案史料所得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