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仙
在客家山歌中，自然而然，也推出了它的“歌仙”或者“歌神”，这如同“葛藤坑”传说作为客家人的创世纪神话一样，刘三妹及其后演绎出的刘三姐，也就成了客家人山歌文化的创世纪。从她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客家文化的源远流长。
当然，刘三妹的诞生，也应与葛藤坑传说相去不远--同在唐代。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刘三妹》中称：
新兴子有刘三妹者，相传始为造歌之人。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曰，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徭、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
这无疑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在唐朝，正是诗歌兴盛的时代，出现这么一位“歌仙”，技压群芳，且又在客家人地区，可见并非偶然。正是这歌仙的出现，为客家山歌建树了一个完整的形象！
首先，是她的智慧，来自于民间的智慧，压倒了众多自以为博闻强记的秀才们，令他们“卒不能酬和而去”。
更为强烈的色彩，则在于她与白鹤乡少年之间那坚贞不渝的爱情，为了爱，可以竭尽全部的生命，“七日夜歌声不绝”，以至“倶化为石”，从此天长地久。民间传说中，更有官府认为他们的爱情是伤风败俗--因为白鹤少年是苗人，而当时不允汉苗通婚，从而千方百计拆散他们。他们则登上阆风岩顶高唱山歌，以示反抗，歌唱汉苗一家亲，一直唱个七天七夜，让官府无可奈何。
自然，后来的县志，亦称“新兴一女子刘三妹于此修行得道而去”，或称那里“有石方正如案，俗名唱歌台，闻仙姑修真于此，后飞升云”。
久而久之，不独新兴有三妹，梅州有三妹，及至广西贵县至柳州，三妹也长成了三姐。于是，所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都有了这么一位歌仙--这，不正是广大客家人对山歌的执着，对山歌中的反抗精神及坚贞爱情的向往，对人类情感中的真善美的憧憬么？
河唇洗衫刘三妹，
借问阿哥哪里来？
自古山歌从口出，
哪有山歌船载来？
这里的“从口”，则暗合客家人住地“松口”，她又成了梅州人了。不过，山歌从口出，更是天经地义的。自古山歌从口出，看似平易，实际却道出了山歌的本源来，这才有日后大诗人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
从刘三妹到刘三姐身上焕发出的对爱情、对自由的不羁追求的精神，上千年来，始终在客家人中传扬。包括守寡的妇女，也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勇敢地嘲弄当时立贞节牌的世俗，并且唱了出来：
松树再高毋（没）粘天，
贞节妇女毋（没）变仙，
观音虽然得了道，
还在南海受香烟。
连观音菩萨也要食人间烟火，何况人呢？所以，她们公然蔑视名教传统，追求人的自然本性，在山歌中唱：
六月难过当昼心，
守寡难过五更深，
唔想贞节牌坊竖，
只愿嫁郎结同心。
于是，民国初年，便有了这么个传说：兴宁有一位很会唱山歌的寡妇，被官府以“奸情”案提去过堂，她则在堂上髙唱山歌，维护了妇女的尊严与权利，从而留下了（闹公堂）的山歌故事。
她怒斥区长罗某：
你爱过堂就过堂，
莫把案桌紧去榜（敲），
交情唔系人命案，
你莫吓倒我亲郎。
她机智地斥退了区长，并且光明正大地宣布了自己的爱情是患难与共而滋生的，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两个四月难捱哉，
又有（没）白米又有（没）柴，
朋友六亲都有（没）借，
好得倨（我）郎救里倨（我）。
终于取得了闹公堂的胜利。
客家山歌中，这类反抗封建陋俗，包括对“等郎妹”不幸的揭露等，可以说都是非常有力度，有分量的，字字看来皆是血：
等郎妹，真苦凄，
等到郎大妹老哩，
等到花开花又谢，
等到团圆月落哩。
幸好，如此悲剧，已于今不再了。
新的山歌，亦脱口而出，活跃跳脱，令人激赏：
妹子搭起山歌台，
唱起心头快乐来。
唱到画眉跳落树，
唱到人人心花开。
不卖祖宗言“
语言学家、客方言专家谢栋元有一次对我说，其实，人们常说的客家人的格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是以讹传讹，正确的说法是，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他的家乡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他小时候就这么一直听过来的。这个“卖”字，包含有毁弃、丢掉，以及忘却等多重意思。
这自然不会有误。
只是这一纠正，却令我心头一颤。
别看是一字之差，却分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仅仅是“忘”的话，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现象，这需要与遗忘作出顽强的抗御，拒绝遗忘。但不管怎样，这不存在强力的压迫。但“不卖”，则完全不一样，这有舍生取义的气概，有面临千钧重压而凛然不屈的骨气。田物质的一切都可舍弃，言精神的记录却不可以叛卖！不可毁弃！不可丢弃！
我不想评判“忘”与“卖”各自的寓意，但我更激赏后者。尤其是经历了自明清以来我们这片土地上登峰造极的以言治罪的“文字狱”之后，我更感这一格言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与人格意义之伟大。
毫无疑义，这十个字，只能出自这样的年代--而众所周知的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恰好就是宋元年间，所立即面临的便是明清之封建末世，无可规避的“文字狱”。
言者，记录下的是人的历史，凝聚的是人的思想，因此，它才丰富，它才瑰丽，它才庄严与神圣。这里用“神圣”一词，与宗教无关。中国自古以来，老人总是教诲孩子要“敬惜字纸”，因为字是圣人所创造的，字本身包含有说不尽的神奇。
而言，还在“字”之先，先有言后有字。不少方言，都是不可以字来表达的，只是口耳相传，它包含有更多的内涵或意义。禅宗的“不立文字”说，应该说是看到了文字的局限性。不过，这篇文章不想在这上面展开，点到为止。言，是无形而有声的，如风如水一样飘忽，可它也如风如水一样柔韧，甚至像大山一样坚实，像大海一般浩瀚，它顽强地锻造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族群（如客家民系）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正因为这样，它不仅要对抗遗忘，也同样要对抗虐杀与困厄。因此，从“言”的诞生开始，它便具有一种悲剧性的特质，演绎着其悲壮的历程。
而它顽强地以无形的形态生存至今。
言，虽然无形，却有分量，而且是沉甸甸的分量。
早在《论语·先进》中，便有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一开始，便可以掂量出其有如金子般贵重的分量。
而《孟子·尽心下》则有：“言近指远。”指者，旨也，就是意义深远的意思，可见言听起来“近”，可其包含的意义有多么的“远”。
可见中国古代的哲人，对言是何等地看重，及至有“言为心声”、“言之成理”、“言而有信”等等，言与心，言与理，言与信，都是密不可分的，言代表了思想、道理、信誉，或者说，代表了真理--言必有中，务必讲在真理上，绝不可戏言、虚言、巧言、伪言。言的价值、分量，是无法估量的。
因此，《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便有：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仅此，可见立言摆在了怎样崇高的位置，与立德、立功并列，而且须传之不朽。故后来有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立言，成了古之圣人、哲人立身之必须。其实，本身也包含有立德与立功。
立言，不可以是虚的--虽言者无形，但不可为虚，虚言不属立言之列，亦不足为言。真正是立言，无形，却可传之不朽，让后人效法，具有巨大的精神能量。
中国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立言，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文明的国度，我们所传下来的“言”，包含有所有的历史文明的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代表了先进的、正义的、文明（或科学）的一切，更代表了智慧与真理。
而“祖宗言”，便是指祖先们的遗训，祖先们从所获得的真理中提炼出的所有遗训，不仅仅教后人怎么立德、立功，更包括怎么立人--做人。这便是立言的力量，无论怎么髙估也不为过！
立言，不是随便任何人所能做到的。自古以来，惟有仁人志士，才有资格，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代圣贤立言，为生民立命，为宇宙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言，方称为言，惊天地，泣鬼神，垂千古！
言，在这东方古国，就这么获得永恒的声誉，超拔的位置。
其实，并不止中华民族如此，而是所有的古老民族，都一般看重自己的立言。
克娄巴特拉，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埃及艳后，更甚者，叫做妖后，看来，一位女皇的惊艳绝非虚言。她的爱情，也同样惊天动地。无论后人怎么诋毁她，丑化她，可她在维护古埃及的历史文化这一点上，却感人至深。
公元前31年，那是她已经面临王国及个人生命的最后关头，却仍忘不了要保住亚历山大的图书馆，说保住了这个图书馆，便保住了古埃及的整部历史，不至于让埃及在未来湮没。一位被视为骄奢淫逸的女皇，临死前仍有这般见识，可见古埃及的文化底蕴有多么的深。
图书馆里能有什么？当然是古人的立言了！
而在这之后，即公元70年前后，罗马人很快便攻进圣城耶路冷，城破后，免不了会有一场大屠杀。犹太人面对这么一场前的民族浩劫，在无力抵抗之际，只提出一个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要求，那便是：只留下一个能容纳10个拉比的学校，请求不要破坏它。
罗马皇帝攻破圣城之后，遵守诺言，向军队下了一条命令只留下一所小小的学校。”
犹太人全城几近灭绝了。然而，就留下这么一所学校，有能“言”的地方，其知识留下来了，历史留下来了，传统文化也留下来了。这样一来，犹太人也因此在地球上存在下来了。
犹太人被视为“书本的民族”，上千年流离失所，惟有希伯莱文成为他们心灵的寓所，精神的故乡。
客家人也没有了自己的故乡，他们拥有的，只是纸上的故土，只是作为“祖宗言”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圣殿。祖上的“敬惜字纸”成了一种神圣的仪式，是决不可以悖逆的。“言”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无形的却又无所不在的家园。哪里能听到熟稔的客家话，那里便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才“处处无家处处家”，“日久他乡是吾乡”。言，是他们民系精神的故土，也是作为一个民系品格的外化。因此，客家人所到之处，也就有了“人文秀区”的美称。
“不卖祖宗言”，既是一种固守，也是一种自觉。哪怕这种“言”被视为异端，被称之为“鸟语”，他们也要顽强地加以扞卫，万死不辞，万难不屈。
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在“言”上如此大气又如此坚忍的族群或民族，又能有几个？正因为“言”，它们才奇迹般地生存下来，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言从来就不是保守的，它在不断地坚持与开拓中丰富着。埃及女皇看到这一点，犹太人在灭顶之灾前夕看到这一点，客家人当然更看到这一点……
言与史
言，同美、同真理一样，在历史的进步中永远有如犀利的箭镞。而任何恐惧言的统治者，都是开倒车的历史罪人。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尽管志士哲人都告诫历代的统治者，不可以堵塞言路，应该广纳进言，方可以做到兼听则明，方可以当明君，方可以令海晏河清……
为此，古老的中国，历来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词曾经一度用得太滥，但这非这个词的罪过）的法则，这便是--
言者无罪！
言者，何止无罪，而且是有德、有功才是。
但这四个字的法则，这颠扑不破的真谛，并不是人人所能遵循的。
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修万里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钱币、车轨，他满以为，可以进而统一“言”了，于是乎来了个留下千古骂名的焚书坑儒。结果呢？“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不读书的刘、项，却是不可以用焚烧的方法去禁其言的。秦二世而亡，与其禁言是分不开的。
埃及女后克娄巴特拉死后，图书馆是保住了。但是，在她之后几百年，到底还是没保得住。这段历史，鲁迅先生有言：阿拉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
看上去，这当是“充足理由律”，毋庸置疑，斩钉截铁，干净利索，任何抗辩都无法提出来。专制极权的逻辑，便是如此地明白。
于是，记载有几千年古文明的埃及史之“言”，便在烈火中消失殆尽了。如今，人们只能在考古中，缀连、拼凑起这曾有过的人类之辉煌。
同样，古巴比伦，还有，古玛雅……当然，还有无数湮没的文明，都是因为其“言”的消失，如今变得残缺不全，似是而非了。
恐惧言者，正是恐惧人类自身创造的文明！在他们来说，言者无罪是不可容忍的，以言治罪，才是他们的金科玉律，在这上面，他们做的，可谓得心应手。
作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绝响，郑和七下西洋，为何反而在中国自己本身没了记录呢？如今，海外的研究沸沸扬扬，认为郑和比哥伦布还早近一百年发现了新大陆，可我们自己却找不出历史记录。原来，是因为当时有人馋言，认为郑和下西洋耗尽了国库，不可以再容忍了，正因为“不可容忍”，所以才把已有的记载--要知道，这是何等宝贵的历史资料--统统付之一炬。他们满以为，不再下西洋，便可以令国家太平无事了。结果，中国在世界大洋上全面退缩，一个海洋大国就此萎缩，而人家却开始在海洋上横行了起来，最终有了鸦片战争之辱，别说海洋，连陆地也岌岌可危了。
及至“康乾盛世”，箝制言论，更是登峰造极。中国的“文字狱”，自古有之，愈是封建末世，便愈是蝎虎。龚自珍当年有题为《乙丙之际箸议》的一组短小精悍的政论，不妨重复录下几句，看看当时是如何禁言的：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照录下来，连笔者也录得心惊胆战。这何止是“康乾盛世”呢，简直是写“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文革”。幸而“文革”只是“十年而戮之”，未有康乾“百年而戮之”，不然，今日的中国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龚自珍说得对，禁绝人言，便是戮心，让人不能思想。连忧国伤时也成了大罪，那这个国家又能有什么希望？
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曾公布过一大批禁书的书目，共列出100多位作家，12000多种书籍的清单。于是乎，成千上万的民众，包括大学生、着名教授，更不要说冲锋队员了，全冲上广场，点燃了所有的书籍……彼时德国的名城，柏林、汉堡、慕尼黑、波恩、法兰克福，等等，全是一个个焚书的火海，火光映彻夜空。
此情此景，我们这一代人也仿佛亲历过。那是1966年的夏秋之间……作为一位客家人的后裔，我虽然没亲手焚过书一自己的书稿，却被家人、朋友所焚，可他们是为了保护我免受其害--却也不曾对此提出过抗诉。倒是记得一位同班同学，他是一位着名的国民党将领的小儿子，写了一封信给戚本禹--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历史学家，他以为一位历史学家当然懂得史籍的重要，对大规模的焚书提出质疑。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运动刚开始，还真不知道国家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后来，戚本禹倒是假惺惺地回了一封信，无非是说一些历史经典当然还得保留下来之类不得要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