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妹--刘三姐
如果说，“葛藤坑”传说中的客家女性，是最早的、也是最朴质的客家女性的“神话原型”的话，那么，到了几乎遍及客家人生活地区关于“刘三妹”或“刘三姐”的传说，则是客家女性富于智慧、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又一个“神话原型”。
前者，可以说是伦理型的；
后者，则是智慧型或激情型的。
从屈大均《广东新语·刘三妹》中记录下的“歌仙”来看，首先在于“相传为始造歌之人”。
如果说“葛藤坑”为“创世纪”，那么，这刘三妹“始造歌”，则更是“创文明”之人了。也就是说，客家人的精神源泉，可以从她身上看出一斑。
可不，刘三妹“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客家人，不正是一个高文化素质，且有山歌把生活点缀得丰富多彩的文明的民系么？
而刘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也更烘托出这个民系的多才多艺来。
众所周知，客家人热情、豪放，直率、诚挚，绝少小肚鸡肠弯弯绕的一套；而一个个客家女，其个性大都也如”刘三妹”一般，爽朗、利落，且有几分泼辣，但又不失风趣--在众多女子当中，只要见打扮，观动作，是必立即可以把客家女辨认出来而绝对无误的。
屈大均又称，刘三妹“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诺蛮族种类最蕃，所过之处，咸解其语言”。
这不仅仅说明其语言能力之强，而是一种悟性。一种“天籁”。彼此的感悟与沟通，“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一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即奉之为式。”可见，刘三妹的山歌模式，已为各民族所公认，所共通。
这一段内容其实相当丰富，说明了南方民族大融合的过程。正如北方今日的汉族，已融合了诸多如契丹、鲜卑、匈奴、羌等民族一样，南方的汉族，也同样融合了畲、瑶、蛔僚等少数民族。客家人也不例外，尽管时至今日，他们仍以纯正的古汉族自称，那是因为他们保住了中古时期的语言风貌，并且相对地维系了自己的种族边界--不是指文化边界，文化边界应是较完整地维系住了。但他们不可能完全孤立于南方周遭的少数民族之外。
这里，语言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顽强的文化疆域。因此，山歌，作为语言与感情交融在一起的表达方式，就重具有文化意味了。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民系的凝聚力或向心力的所在，或者说，山歌本身起到了巨大的凝聚作用。
同时，也在协调着边界上的关系。
刘三妹的传说恰恰证明，一个高文化高素质的民系，无论浪迹到何处，它也会形成其中心与辐射的作用--所以，无论客家人到何处，也总如刘三妹一般自立、自强。“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自然有点“鹤立鸡群”的意味了。
客家人作为一个“情种”的民系，在刘三妹的传说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专民及徭、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
真可谓为情而死，为歌而死！死得美丽，死得壮烈。
自古以来，有几位这样至死不渝的歌者呢？
于是--
土人围祀之于阳春锦（疑为“峒”字所误）石岩，岩高三千丈，林木丛蔚，老掉千株，蔽其半，岩口有石磴，苔花锈蚀，若鸟迹书。一石状如九曲，可容卧一人，黑润有光，三妹之遗迹也。月夕，辄闻笪歌之声。岁丰熟，则仿佛有人登岩顶而歌。
刘三妹在此“化为石”，但日后亦不见，则被传说为“双双乘鹤仙去”--这自然是人们善良的愿望，但这么一个结局，也表明了客家人对于那些忠于爱情、亦忠于歌咏的人的景仰与爱戴。爱，毕竟是人类至贵的情感，更是客家人所执着的。没有对人生之爱，他们又怎么在远涉蛮荒之地，仍能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呢，仍能追求自由与幸福呢？
从“刘三妹”到“刘三姐”，从粤东到广西，客家人心目中的这位“歌仙”--也是这个民系文化中的“神话原型”，均是以爱与歌一脉相承的。
“葛藤坑”的客家妇女，以伦理维系了这个民系的生死；那么，刘三妹这样的客家女，则以情感与智慧，开始张扬了这个民系的优秀品格。
一个民系不仅仅要存在，而且要发展。要发展，就须有蓬勃的生机、充沛的活力--刘三妹，正是代表了客家民系开始自为的历史时期。客家民系不再仅仅是保存自己，而是在壮大起来，以它的爱，以它活跃的歌声，宣布了这个民系所应有或所争取到的光明的前程。山歌，可以说是文化弘扬的一种表现，它唱遍了客家人的原生地与开辟的新疆域，唱在他们不断跋涉的征途上。
客家女性，再一次证明了自身在哺育、培育这么个民系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
当然，这里揭示的“刘三妹”传说中的文化意蕴还嫌肤浅，还有更厚重的内涵有待今后去发掘。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妨再读上几首催人泪下的情歌：
刀切槟榔两片开，
蝴蝶因为贪花来。
董卓因为貂蝉死，
山伯因为祝英台。
买梨莫买蜂咬梨，
心中有病没人知。
因为分梨故亲切，
谁知亲切更伤离。
生爱连来死爱连，
两人相好一百年。
曼人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一部《刘三姐》歌剧中收人的情歌，至今在中国脍炙人口，流传几十年仍兴头正旺。这里随手拈来的几首，有连歌剧也有没选人的。而数以千计的情歌，更教笔者选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这么一个歌的民系，这么一个情的民系，又该有多少哀感顽艳的传说与故事尚待发掘？山歌，也充分显示了这个民系的个性--
唱歌唔系（不是）贪风流，
唱歌本为解忧愁，
唱得忧愁随水去，
唱得云开见日头。
以至敢对皇帝老儿不恭：
乾隆登基古怪多，
官府出来禁山歌。
伢个山歌禁得绝，
你个皇帝台难坐。
何等的豪气！
山歌，自是抒发追求自由的心声！
客家妇女，也得争取自己的地位，决不当男人的附庸。
于是，便有了“孺人”的封号的传说。
“孺人”
这该算是第三阶段客家女性的象征了。
也就是说，它通过宋帝唇给客家妇女的封赐，从而确立了客家妇女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的要求--无疑，正由于客家妇女在漫长岁月里，为塑造、卫护这么一个民系而创立了丰功伟绩。在《礼记·典礼下》中载：
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在宋代，也就是客家民系已经形成之际，孺人为通直郎以上之母或妻的封号。当然，这是历史上等级制度沿袭而来的，我们今天对此已持批判态度。但当时，要争得妇女的地位，还不得不并且也只能借用这些称号，我们不可能要求她们超越于历史。
这个传说有不同版本，但大同小异，无疑，均是表彰客家妇女“护驾”的功绩，这自然是最高的功绩了。
相传，宋帝禺被元兵追赶，带着一班文武官员向南奔逃，一路上，元兵追得很苦，一直追到了粤东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说是程乡，一说是五华，反正是如今的梅州地段内，竟被汹涌的江水挡住了去路。眼看元兵就要追上来了，逃亡的宋帝禺，一见两岸山势陡峭，江中又水深流急，已无处可遁了，不由得仰天长叹。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附近的客家妇女正上山砍柴，她们成群结队，肩上各自扛着一支“禾杠”--这禾杠是用竹做成的，有七八尺长，两头都削得尖尖的，远远看去，就像是长矛一样。元兵登高一看，以为是宋军的救兵赶到了，正等他们落入埋伏当中呢，于是，吓得掉头就跑，别说再追了。
宋帝饧好生奇怪，刚才还气势汹汹、穷迫恶赶的元兵，怎么一下子便销声匿迹，上哪去了？
一问，大臣便说幸亏是一群客家妇女救驾，不然，我们就没命了。”
于是，宋帝肩为表彰这队无意中“救驾”的客家妇女，便下令将随身带来的金银珠宝分赐给她们，并说：
“村妇保驾有功，准许客家妇女佩戴龙头手镯，旌为七品孺人。”
从此，客家妇女手上就可以戴双龙图案的手镯，死后，墓碑上还要凿上“孺人”两个字。
而这，别的妇女是不可以的。
这也成了识别客家妇女的一个标志。有人从毛泽东母亲的塞碑上用有“孺人”封号，亦推知她也是客家人。
传说归传说，但传说的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倒是值得思考一番的。
应当说，这个时期的客家妇女，更显示出了积极参与民族救亡的战争当中。传说中，是指她们“无意”里救了驾，但这实际上蕴含了大量的客家妇女参与勤王的历史事实。
在前面，我们已引述过黄遵宪的话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梅州卓姓八百勤王，男女都一样，视死如归，其中，女子发挥的作用，决不亚于男人。那肩扛“禾杠”、英姿飒爽的客家樵妇，之所以让元兵望而生畏，恐怕也是有过教训的。
正是在这民族救亡的血战中，客家妇女显示出了非凡的历史作用，这才赢得了宋帝房的“诰命”。
关于这一传说的不同版本中，亦有直接参与勤王的一说，只是文字上较简略了点，但却也是一个证明。
大脚蛮婆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客家妇女参与政治斗争，在军事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威武雄壮、振奋人心的历史正剧，至今仍让人荡气回肠。她们在反封建乃至反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中，一展客家妇女的雄姿，从而最终确定了客家妇女光辉的形象金田起义之际，由于以洪秀全为首的七位核心成员均是客家人，他们对本民系的女性可以说是深为了解的，深知客家妇女早已在跃跃欲试，堪当大任，更何况她们保有天足，在艰苦沉重的劳作中，练就了一副铮铮铁骨，可谓风雨不摧，分明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所以，他们便让客家妇女在这场革命中大显了身手。
在金田团营之际，客家妇女成群结队前来“入伙”从而组成了支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女军”。
在女军中，拥有洪宣娇等一批出色的将领，她们同男人一样，承担着攻城略地、坚守要塞的种种艰巨的战斗任务，“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敌”。一路上，同大军一道，从金田打到南京，让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恼怒万分，却对这些“大脚蛮婆”无可奈何。
她们历大小战役数以百计，尤其洪宣娇，还在同清军作战中，打过一个大胜仗，让中外须眉为之侧目。
直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论功行赏，对众多客家妇女加以封官晋职，由于她们功勋卓着，女官就达6564人，将军以上的将领有164人，各王府的女官1060人。女军达五十军，“十万之数”，大多是当年金田起义的元勋。
可以说，她们为太平天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光以宋末勤王，文天祥率兵抗元，“势至梅州而大振，男执干戈，女贯甲裳，举族赴义，倾邑勤王”，并“太平天国”以洪宣娇为首的女将的业绩，就足以证明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客家“女性神话”已化作一种现实的壮举，神话不再是神话了。
客家妇女，就这么掀开罩在自身历史上的神话外衣，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史册，走进了现实的风云之中，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作用。
这，便是她们死后可得“孺人”之诰命的传说背后的历史意义。
现代传奇
对于神话、传说，及至历史事件，我们对它们的认识，都不可能一次完成。后人每每只在现实的光芒下，意识到其中的某些与今天相关的意义，因此，对它们也就有不断破译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这些神话、传说及历史故事背后的意义，每每须借助不断变化的现实之光去照亮它，直到最后照透它。意识到的，仅仅是现实所可能作出的启示。未意识到的，似乎是不存在了，但却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复活，被意识到，从而赋予新的生命力--当然，那也可能是被意识完全改造过了的。
但不管怎样，我们沿着这三则神话加传说寻索过来，无疑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完成我们对当代客家妇女的形象塑造，或者说，正是这几则神话与传说，作为历史的大背景，也作为一种文化的遗产，在塑造着今日的“客家女”！
也许，这便是笔者今日创作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客家女》的初衷。
看过这部片子的学者们称，这里推出的，也是一个客家女性的“现代神话”。从中，可以破译出众多的“历史遗传密码”来--关于伦理原型、智慧原型、反讽的原型，以及整个民系的神话原型。
只挑几个情节，便一目了然。
送郎下南洋--出于民族大义，反对内战，亦出于客家女性的命运使然。她们认为男人死守住一个家，不上外边去闯荡，乃是最大的没出息，让当老婆的感到耻辱。然而，正是这样，客家女子，总是一个人含辛茹苦维持住一个家，上孝奉父母，下抚育儿女，却无夫君的扶持与支撑。
教育儿女--让他们“无信不立”，重然诺，重情义，薄财帛，轻功利。因之，有人认为，“在一个家庭上，却展示出了一个古老国家的‘全息摄影’；从家教的角度切入，表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教’，现代东方或整个中国的价值观、宇宙观与社会理想”。这一评述，当是中肯的。
进入武斗双方中间去救人，以强烈的母爱逼使所有的枪口都垂了下来--这不仅是呼唤人性、呼唤和平，更是一种大无畏的义举，顶起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整个“天”！
这一情节，可以说是太富于神话色彩了，但却又是再现实不过的--任何一位客家妇女，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在这个时候，也都会这么去做，绝不会有丝毫犹豫。
当然，剧中亦有不少微言大义的情节，充分体现客家女的品格，除开文前所提到的外，她们重文化，崇尚教育，是尤为突出的--这也是客家妇女精干、大方、热情、有礼的原因。
自然，她们亦不惜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让夫婿、让儿女上外求学深造，并视为自己最髙的责任。
无心
这也近乎神话了，却又是颠扑不破的事实。一位外国学者，曾目睹过这么一个情景：年少的儿子轻轻松松在前走着，年迈的母亲却挑着重担追随在后。他大惑不解，怎么可以这样，做儿子的未免太不像话了！可他上前问，却发现做母亲的十分高兴，因为儿子考取了学校，所以，能为儿子挑上书箱，是她一生最大的荣耀。儿子是要去读书的，万万不可为此伤了身体。
外国学者诧异的是，儿子居然也心安理得，认为母亲是尽一份心愿，不好劝阻。
这个故事，自然也存在几处有悖常理的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也接近于“葛藤坑”传说了。但是，葛藤坑传说的重心，是整个客家民系的生存问题，可谓生死攸关。那么，这个故事呢？
读书的意义何在？
客家女性，为何把儿女的读书看得那么重要？
显然，这与客家民系作为一个高文化的民系是分不开的，与客家人所在地被誉为“人文秀区”是分不开的，这是这个民系的“天性”，历史的遗传。没有这，便不是以“高蹈风尘外”，卓然于这个世界上。“薪尽火传，绵绵不绝”，教育，也只有教育，才足以维系这么一个民系真正的生命。一个没有教育的民族，是得不到发展与壮大的，是必要归于萎缩与衰亡，“落后是要挨打的”。
作为“母仪天下”的客家女，又怎能不领悟这一点呢？
也许，担着书担的母亲并没有想这么多，她只是为儿子髙兴，自己觉得荣耀，所以不知其苦反以为乐，但在她的潜意识里，无疑是包容这一切的。
客家女伟大之处，也许正在这“无心”之中。
无足
客家女子的“天足”在去是常遭人鄙视的地方，以至曾国藩恨极而咒“大脚蛮婆。”然而，一代民主革命家廖仲恺先生，作为客家人，他的父母却一再叮嘱，让他一定要找一个“天足”媳妇--可见，客家人对“天足”却是推崇备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