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史上，中国未能维持其技术上的至尊地位是最不可思议的谜题。在1400年以前的数百年里，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发展势头令人惊叹，而且在这些事件可以衡量的范围内，其发展速度堪比甚至高于欧洲。他们的许多发明最终落户欧洲，要么是直接输入，要么是欧洲人独立地重新发明出来。以下总结了中国人所取得的若干成就。
一、水稻种植上的重大改进彻底变革了中国农业。对水田技术的更好控制使水稻种植得以在南方得到了巨大的扩展。通过水利工程（水坝、沟渠、堤防、围圩、土堤）对水进行控制，可以为田地排水和灌溉。复杂的闸门、抽水机和戽水车（提水装置，一连串水桶在水流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自动运转的抽水机）控制水流、防止淤塞。曾有人估计，从公元10世纪至15世纪，中国水利控制工程的数量增长了7倍，而同期人口至多翻了一番（Perkins，1969，p 61）。
二、在公元前10世纪，铁犁取代了中国古老的刮犁。铁犁可以翻起泥土形成犁沟。这种铁犁由11个不同的部件组成，有些部件可以进行调整，以便得到满意的犁沟深度。后来（在公元8、9世纪）人们对这种铁犁进行了改造，用于水田中水稻的种植。
三、宋朝（公元960~1126年）和元朝（公元1127~1367年）时期引进了条播机、除草耙和长齿耙。中国农业学会了使用新式肥料，例如城市垃圾、泥浆、石灰、长纤维植物茎、灰烬和河流淤泥。使用化学和生物制剂来控制昆虫和害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农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是，出版了大量的涉及农业技术的小册子和手册。隋朝（公元581~617年）的《编年史》提到了八篇兽医论文。后来，出现了《桑辑要》和王祯的巨著《侬书》 （1313年）等杰作。王祯的这部巨著配有300副极为详尽的插图，可以根据该书重新建造书中所描述的各种器具。
四、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一千五百多年。这使中国人能够使用铸铁，把生铁精炼为熟铁。到公元前200年，中国人已经了解铁的铸造，而这最早在14世纪后期才到达欧洲。尽管中国人开始生产铸铁的确切时间无法得知，但是即便以人均产量计算，中国在中世纪时期铁的生产量毋庸置疑地远远超过欧洲。这种优势建立在双动式风箱、煤、耐火粘土和高超的冶金知识之上。双动式风箱使用活塞，由水力驱动，而耐火粘土可以得到极高的温度。一个幸运的因素是，中国的矿石中往往磷含量较高，这就降低了铁的熔点，使铸造更加容易。
五、在纺织业，中国和欧洲的手纺车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13世纪（中国有可能略早一些），但是中国手纺车的进步要快得多、深得多。中国人在纺纱工艺上使用了集中动力源，对纺纱工艺来说，这种应用相对简单，例如捻丝、纺苎麻。苎麻是产自中国的一种纤维植物。在棉纺业，集中动力源的应用问题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一直没有解决，但中国人确实在早期就设法开发了一种多纺锤小型手纺车，这种手纺车并非不同于哈格里夫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复杂的织机装置甚至出现得更早：汉朝时期就使用了手工提花织机。它可以在丝绸上织出复杂的图案，后来还用于棉织品上。棉织品是用轧棉机轧制的。到中世纪末，中国似乎即将经历一场工业化进程，同伟大的英国工业革命相似得令人瞠目。
六、在水力的采用上，中国与欧洲大致并驾齐驱。雷诺兹（Revnolds，1983）已经证明，在公元3世纪以前，中国人主要使用水力杠杆。这种原始装置有一个枢轴，枢轴的一端有一个接引水的斜槽，接引水后可以把它翻倒过来，进而产生往复运动。早在公元8世纪，中国人还在使用水压杵锤，到1280年，中国人就完全使用垂直式水车了。
七、数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人是从西方学到计量时间的。这个观点被李约瑟博士及其同事所驳倒。他们指出，在宋朝时期，即公元10、11世纪，中国的钟表制造者使用擒纵机构建造了精巧的水钟，不过其擒纵机制不同于调节欧洲重力钟的摆轮心轴和原始平衡摆。公元1086年，苏宋建造了著名的水运天象仪，这使得中国人在时间计量上的成就达到了顶峰。苏宋的水运天象仪可能是已建成的最复杂精巧的水钟了。它高40英尺，不仅显示时间，还显示一组天文学变量，例如月亮和行星的位置，这真是令人惊叹！虽然要说在中国的水钟里看到了欧洲机械钟的先兆并不完全正确，但是这些钟在机械复杂度、对材料和机械系统的把握以及计量精度上都大大超出了公元1100年前后欧洲所贡献的任何事物（Landes，1983，p.17—36）。
八、中国在海运技术上的成就同样给人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公元960年前后）是每一个学生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指南针绝不是中国人的惟一成就。在船只设计和建造上，中国人领先了欧洲人好几百年。比起1400年之前欧洲最优良的船只，中国的远洋平底帆船要大得多，也更适于航海。这种中国船是平镶帆船（船体木板一块接一块铺开），装备了多副桅杆，且没有龙骨、艉柱和艏柱。建造船只所使用的技术称为舱壁建造法。该法使用水密浮力船舱来防止船只在万一漏水的情况下沉没。李约瑟博士猜测，这个思想受到竹节结构的启发（Roman and Need—ham，1986，p.66）。尽管优势明显，但是欧洲人在19世纪以前仍没有采用这项技术。李约瑟（Needham，1970，p.63）推断，中国人建造的船只“比在其他文明中所发现的船只要坚固得多”。
中国船只易于操作，在19世纪三桅轻快帆船出现以前，其他各地的船只是没法匹敌的。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平底帆船装备了带有纵向索具的梯形斜桁横帆，使船只迎风航行的方式同西方三角帆船极为一致。中国人还开发了尾舵，其出现比欧洲要早得多。确切地说，中国船只没有艉柱，因此，这个成就显得更加惊人了。
九、中国人发明了纸，这比欧洲人早了1000年。传统观点认为，纸是由蔡伦于公元100年前后发明的，但是现代研究表明，纸在若干世纪以前就使用了（TSHEDtsuin，1985，pp.40一41）。不过，蔡伦的确率先使用树皮作为原料。纸不仅用于书写：高质量、耐用的纸也用在衣服、鞋子和武器的防护上。在中世纪时期，中国使用了纸币和墙纸，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而且早在公元590年，中国人就广泛地在厕所里使用纸了（Needham，1970.p.373）。印刷术大致起始于7世纪后期。中国人先是使用木刻印刷，这种技术使用一块反转镂刻的厚木板，被称为雕版印刷术。公元1045年，毕舁发明了由陶瓷制成的活字。金属活字大约于1240年在韩国使用。古腾堡是否了解这些发明尚有争议，不过证据和逻辑推理与之相反。然而，即使欧洲人独立地发明了纸，中国这项技术的非凡成就却是不可磨灭的。
十、体现中国早熟的其他很多例子出现在公元。700～1400年间。真正的瓷器出现在中国的唐朝（618~906年）。在15世纪早期，中国建成了著名的南京瓷器宝塔。宝塔高九层（超过260英尺），外墙装饰了极为精美的白色瓷砖。中国的化学工业生产油漆、炸药、药品、硫酸铜（用作杀虫剂）和金属盐类。把轮子装在担架上、再配备一名纤夫，这种想法在12世纪以前似乎从未发生在任何一个欧洲人身上，而在中国，从公元232年开始就使用独轮手推车了，或许还要更早一些。在四川省，中国人在地下挖了很深的洞（深达3000英尺）来提取盐水。在马尔梅斯伯里的艾默尔之前好几百年，中国人就使用鸢进行有人操纵的飞行。在军事领域，弩和投石机是中国军队的标准装备，其使用比西方早数百年。中国人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就发展了现代马颈轭，这项发明经过1000年以后才传播到欧洲（Need—ham，1965，pp.311—12）。在医学领域，中国人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其中一些（例如针灸）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在西方得到充分的认可。在日常用品方面，西方人应该把无数平凡而有用的思想归功于中国，例如火柴、伞、牙刷和扑克牌，这个名单很长很长。
可是，中国却像欧洲最终发展的那样发展。大约在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开始放缓，最后停下了脚步。诚然，中国的经济继续扩张，但是其增长主要属于斯密增长，依据的是国内商业、货币流通以及在南方诸省的殖民。某些为人所知的技术开始废弃不用，然后被遗忘了。还有一些技术开始的时候很成功，但是没有再接再厉、发挥其全部潜力。仔细想来，这其中蕴含的意义对于世界历史而言是可怕的。可以说，中国人一度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 “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琼斯（Jones，1981，D.160）写道。可是在1600年，对大多数来访者而言，中国人在技术上的落后历历在目；到19世纪，连中国人自己都发觉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的。
技术变革速度的放缓不应该被解读为经济停滞。直到19世纪，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还能够养活日渐增长的人口，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地下降。但是这种增长丝毫没有唐宋时期的技术活力。以某种准确度来确定中国技术进步逐渐衰竭的时间是困难的。必然发生了一个逐渐减速的过程，其结果是，到19世纪，中国相对于欧洲来说毋庸置疑地落后了。1769年，一名到广州的英国来访者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评论道，当他们向中国人展示采用欧洲技术有可能受益巨大的时候，中国人“泰然自若、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们的优势，接着称赞他们自己的习惯，‘一点儿也不假，这是中国的传统”’ （转引自Jones，1989，p.16）。关于中国技术和西方技术之间的差距，一个经常引用的例子是1842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当时，高超的技术让英国向这个傲慢的大帝国强加给中国许多可耻的条款。远在此前，意识到西方正超越自己定然会没完没了地折磨着明达的中国官僚。西波拉估计，他们面临的两难困境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疑惑：他们应该仿效西方还是置之不理呢？
几百年来中国人选择了置之不理。从明朝在1368年的崛起直至19世纪末期，中国经济主要通过人口增长、砍伐森林、商业扩张以及对农业的日渐强化来发展，而技术则日益停滞不前。对于波丝拉普·西蒙的“人口压力导致技术进步”的理论，中国的经历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中国很多技术确实被丢失或者被遗弃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由于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计时技术的例子最引人注目，机械钟据说被带到了欧洲。到16世纪，中国人已经把苏宋的杰作忘得一干二净。他们也不曾设法开发同欧洲钟的重力驱动机构相近的任何东西。在16世纪80年代抵达中国的耶稣会士汇报说，中国的计时装置较原始，为了进入中国，他们狡猾地用欧洲钟为诱饵献给中国的权力机构。
在海运方面，中国相对西方的衰退比较突然。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不到一个世纪，中国就关闭了船坞，禁止适于海上航行的平底帆船超过两根桅杆，建造适于航海、能够长途航行的大型平底帆船的技术就此从中国消失了。在炼铁业，中国技术衰退的直接证据比较少。1690年，存在用来炼钢的冷风炉的证据，这种冷风炉类似于原始的酸I生转炉。然而，即便像李约瑟博士这样对中国赞誉有加的人也被迫做出让步，认为“现代人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建立在竹子和木头上的文化” （Needham，1964，p.19）。虽然中国早在公元1090年就使用了缫车（Needham，1965，pp.2，105—8），但是到19世纪中叶，约占中国出口35％的生丝却完全是由手工制作的，结果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生丝运到欧洲后不得不重新缫丝（Btown，1979，p.553）。再看一看煤炭。中国自中世纪时期就开始采矿，据说让马可·波罗吃惊不小。到19世纪，中国煤炭采掘技术仍很原始，只用在浅层煤矿，完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用于通风、抽水和升降（Brown and wright，1981）。显然，中世纪时期至现代，中国遗失了某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