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触目惊心的是，中国人没有在他们离取得突破咫尺之遥的技术领域奋力前进。例如，活字印刷没有在中国流行开来，反而是木刻印刷继续大行其道。一个似乎有理的解释是，相对于西方世界更简单的字母表，表意文字不那么适合采用活字印刷。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解释中国纺纱工没有开发出来一种纺纱的珍妮机呢？正如曹（Chao，1977）所指出的，在苎麻上采用的多纺锤纺纱技术从来没有在棉织品中找到用武之地，小型手纺车只能纺三到四支纱，但从来没有纺更多支纱。在哈格里夫发明的珍妮机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装置是在中国棉纺技术中没有发现的，这就是拉杆，这个装置模仿人手，在同一时刻可以抽出大量的粗纱。这样一种简单的装置从来没有被某个具有创造才能的中国人想到过似乎难以置信，但是，即使有人想到过，也丝毫没有这种迹象。与此相似，中国人在明朝（1368~1644年）发明了脚踏织机，但是在此之后和19世纪以前，纺织技术从来没有改变过。飞梭能够极大地提高纺织的生产力，但是，类似于这样一种简单装置的东西，中国人却也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
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国人也未能往前推进他们的优势。例如，考虑一下军事技术。在公元10世纪，中国人在火箭和炸弹中使用了黑色火药。尽管拥有炸药知识和高超的炼铁术，中国人显然不得不向西方人学习如何使用大炮（14世纪中叶），而且他们没有把西方的军事技术作进一步的发展。当葡萄牙人在1514年抵达中国时，中国人深深地被葡萄牙人的步枪（“法兰克人的装置”）和旋转海炮震惊了，并欣然予以采用（Needham，1981，p.44）。不过，中国人没有跟上西方火器技术所取得的持续进步的步伐。在17世纪，明朝皇帝不得不恳请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帮助他们从澳门采购大炮，以保卫国家对付满族人。在17世纪20年代，中国官员一再建议中国军队采用西方大炮。可是迟至1850年，中国军队仍然在使用16世纪的过时武器，只是在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期间内战的紧迫压力下，才被迫从西方购买现代火器（Hacker，1977）。‘虽然中国水力技术的进步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但是其成就“没法同欧洲人的成就相媲美，尤其在11世纪到16世纪这段时期” （Reynolds，1983，p.116）。在农业方面，中国人终于通过葡萄牙商人和定居在菲律宾的华人接触到了来自美洲的新作物。在采种这些作物方面，其记录各式各样：有些作物，例如甘薯和花生，在不太肥沃的土壤上长势良好，从而得到了广泛种植。而适于干旱土地的大宗出产的作物，例如土豆和玉米，虽然拥有作物上的优势，却只得到缓慢的采用（Perkins，1969，p.47，BLav。1984，D.458）。一位生态史专家（Jones，1981，p.171）断定，中国的农业进步“同欧洲关于技术成就的记录有天壤之别”。一位研究中国农业的历史学家（（]hao，1986，p.195）直言： “中国农业上的发明速度在1300年之后急剧下降，在1700年后则最终完全中止了。”改进的良机错失了。欧洲的活塞式水泵被带到中国，本来会在华北的灌溉农业区具有巨大的价值，例如河南和山西省。但是它们没怎么被使用，推测起来不外乎铜价太高。还有，阿基米德螺杆泵是由耶稣会士带到中国的，而且中国人在刚开始采用时表现了某种独创性，但是连此类简单的装置也由于金属价格的高企而少有采用（Elvin，1973，p.303）。一个曾经在中世纪时期开创了冶金技术的社会，竟然由于金属价格的高昂而落到必须使用简单实用的小玩艺的地步，这仍是一个不解之谜。甚至在技术知识的传播领域，中国也显现出退步的势头。例如，（“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于1637年所著的技术大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对从纺织到水利再到玉器加工等中国技术进行了极好的总结，但是这部作品或许是由于作者的政治观点而被完全毁灭，只是由于存在一个日本重印本才保存了下来。再如，王祯的大作《农书》出版于1313年，但是到1530年，只有一部幸存下来的手抄本。
把1400年以后中国技术的衰退解释成纯属技术的相对变化似乎是很有诱惑力的。中国技术变革减速的时间碰巧同欧洲人学会铸造铁器、印刷图书、建造海运船只的那个世纪大体一致。有些历史学家（例如，HuekeI.，1975，p.356）试图对中国在现代时期的落后进行解释。他们论证道，中国在1400年之后的技术减速相当自然，恰恰是欧洲波澜壮阔的快速前进反而必须加以解释。但是这种对中国历史的相对主义观点并不完全能令人满意。首先，中国在1400年以后的进步之缺乏让人触目惊心，这不仅仅是参照欧洲的成就而言，而且相比于中国在前面几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亦如此。其次，这种比较方法其实是回避问题，只会使问题往后推。欧洲的经历似乎提醒我们，任何成功都不是最后的成功：在中世纪早期缓慢而不懈的进步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们奠定了进一步取得成就的基础，进而为工业革命的发明者以及全面的技术优势——欧洲在1914年取得了这种优势——铺平了道路。那么，为什么这种积累式的路径依赖模型对中国不起作用呢？毕竟，这两大文明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似乎是相似的：如何确保可耕种农业得到必要的肥料，如何生产纺织品、如何利用动能和热能，如何确保工具和建筑得到所需的高质量的原材料供应。解决方法实际上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李约瑟博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新技术新方法是从领头羊（中国）向追随者（欧洲）传播的。
布雷（Bray，1986）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脉络。她主张，中国在技术上的明显衰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在劳动力密集型经济中，技术变革所采取的形式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劳动节约型的发明。人口的增长采用多种作物耕作法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技术，从而导致了农业的强化。布雷批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技术变革模型，认为它对东方所发生的技术变革类型存有偏见。她的观点有一定的价值。在中国，每亩水稻所达到的产量远远超过西方任何一种作物。可是其人均产量——经济成就的最后仲裁者，在1800年以前至多保持稳定，而在1800年之后，由于人口压力，人均产量下降了。欧洲和中国经历的不同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验证：从1750~1950年，欧洲人口增长了3.5倍，而同期中国人口只增长了2.6倍。可是，欧洲却轻而易举地养活了其人口，在生存之外，还设法创造了巨额剩余，提高了生活水平，其程度是较早时代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在以大米为主的各经济体及其种植小麦的亚洲邻国中，贫穷和营养不良变得越来越严重。欧洲和中国之所以不同，不是由于前者是资本主义而后者不是，也不是因为前者已经发展了大规模的谷物和家畜农场，从而可以比小规模水稻种植更好地进行机械化耕作。真正的不同在于，西方（至少大部）具有技术创造力，并设法维持这种创造力，其时间比任何其他社会都要长。欧洲人不像中国人，他们不只是节约土地和资本、使劳动力程度越来越密集。欧洲的发明有时节约劳动力，有时节约土地，有时二者兼具。其主要特征是，它们生产了更多更好的产品。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落后呢？这个问题的艰巨性被前述某些阐释中的明显缺陷所例证。为了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某些具体发明，人们提出了许多臆测。曹（chao，1977，ch.III）在解释中国没有在棉织业中采用类似珍妮机的纺纱机时主张，这种装置要求3个人同时工作，使之不适合家庭生产。这个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即使它是正确的，也只不过解释了一个大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相似地，有人把远洋航运的衰落归咎于1430年之后反海军派系在帝国朝廷上的政治胜利。在农业方面，肥料的缺乏被视为中国相对于欧洲生产力停滞的一个原因。可是，这样一种臆测只是回避问题，因为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欧洲那样通过种植饲料作物提高家畜产量，或者为什么中国人采种玉米或土豆的速度如此缓慢。布雷在其论述中国农业的不朽著作中指出，水稻种植本身不适合机械化，这是因为，最优生产规模较小，而且在不降低产量的情况下，开发那些用来取代水田里干活的劳工的机器难度很大（Bray，1984，p.613）。但是，这个理论如何解释中国旱地谷物经济中农业的进步也乏善可陈呢？琼斯（Jones，1981，p.221）强调内部移民的重要性，这种移民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安全阀。南方雨林土地蕴含的机会使企业家从宋朝时期的技术前沿抽身而去， “使明清两朝开始了一个静态扩张的进程”。但是在西方，外部殖民和内部移民似乎并没有妨碍技术革新。在12和13世纪，当西欧人向易北河以东地区殖民时，技术进步似乎像往常一样迅速。
埃尔文（Elvin，1973）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衰退。他设法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停滞，使用的术语是“高水平”的均衡陷阱。埃尔文的理论模型假定，在农业中，技术变革的机会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长促使需求从非农产品向农产品转移。此外，他还暗示，人口压力削减了不可或缺的原料的供给，例如木材和金属制品，从而减少了技术变革的机会。我们有趣地注意到，这种方法直接同以下理论相对立：在这些理论中，技术变革被认为是对必需品和短缺的“挑战”所作出的反应。相反，在这个观点中，短缺阻碍了技术变革。然而，埃尔文的理论难以与一些事实相符。在1580~1650年间，时疫肆虐，中国损失惨重，人口急剧下降。据埃尔文本人的估计，人口减少了35％～40％（同上，p.311），不过据其它出处估计，人口减少没那么多。他还假设，人口增长导致了盈余和人均收入下降，从而引发产品需求的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原因（同上，p.314）。帕金斯（Pei.kins，1969）和杰内特（cernet，1982）认为，埃尔文所声称的收入或者农业产量的显著下降并没有发生。而且，埃尔文的论点涉及循环论证，因为成功的发明本来就会提高真实收入，从而使发明本身有利可图。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埃尔文把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混为一谈：市场人均收入和市场总收入都是市场需求的决定因素。至少根据后者的计算，成功的发明在中国必然比埃尔文所想象的更为有利可图，因为人口从l 400年的7500万增长到1800年的3.2亿。最后，埃尔文认为，需求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农业部门，而技术机会却在制造业中，这个论点忽视了非农业技术和食物供给之间的联系，这两者通过改进了的运输手段和工业生产的工具联系起来。它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民采用钢制犁尖的犁或者活塞式水泵，以及为什么中国农民不愿意种植土豆之类的劳动密集型高产量作物。
这个问题看来太难回答了。所以，求助于某种相对简单的外源性理论来解释众多人口的社会行为变化颇为诱人。这样一来，除了社会因素上的解释之外，生理或饮食因素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另类解释。中国以大米为主食，它对大米不断增长的需求可以同蛋白质缺乏挂上关系，尤其考虑到肉类的使用量较低，且奶制品完全不足。随着中国的重心向南方转移，主食从小麦转移到大米上，这种转移也许同平均营养水平有关联。旅行者有一个生动的评论，南方人比北方人矮，而北方人的食物不怎么依赖大米。对大米的日益依赖是否可能同蛋白质的越发不足相关仍然不清楚，但是这种可能性似乎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营养不良不一定局限于儿童，有可能中国部分地区的整个粮食生产水平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虽然没有导致大面积饥荒，但是人们普遍存在着营养不足所特有的没精打采、缺乏活力。琼斯（Jones，1981，pp.6—7）提出（却没有继续研究）了一个相关的有趣观点。他注意到，当中国的人口重心向南方转移的时候，大量农活是在温暖、不流动的水中完成的，中国人使用人粪作为肥料，这导致寄生虫病大面积发生，其影响范围是欧洲所没有的。体内寄生虫传染病使人虚弱，尤其是血吸虫病，这种疾病同水稻种植密切相关。这些传染病可能破坏了维持技术变革所需要的精力充沛和适应性强的劳动力。基于人的生理来解释大的历史事件可能显得牵强附会，纯属推测。不过，对于人的生理变化和经济史之间的联系，人们只是在近期才开始探索，未来的研究必须详尽地考察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