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落后存在一个流行的解释：中国人的心境不知何故不适合科学和技术进步。1922年，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表了一篇随笔，题目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他在文中辩论道，中国哲学具有固有的内省性（inwm.d looking）。中国人想要征服的是“心（soul）”而不是“物”。冯友兰写道， “[中国]智慧的内涵不是智力知识，其功能不是增加外在物品” （转引自Needham，1969，p.115）。儒家哲学把学问和公共行政管理的目的视为维持社会内部的和谐关系，保持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但是这种粗略形式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在1400年以前，中国不仅拥有科学，而且其科学和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高级。中国人将其发明投入使用时从来没有犹豫不决，他们创造的免费午餐和西方在中世纪所学会创造的属于同种类型。即便在1400年以后，似乎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国人不愿意改造他们的环境。在18世纪，森林被大规模地砍伐以及向南方林地大规模地殖民，从而导致土壤侵蚀、环境破坏，这典型地同工业和快速扩张有关联。在这个领域，人们可能犯下的最糟糕的错误是，在尝试解释的时候把中国看做好像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实体。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中国不同于欧洲，而在于为什么1800年的中国与1300年的中国不同。
一个极端是，由于讨厌操纵和开发自然，所以中国的技术是落后的。另一个极端是，中国和西方没有区别。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可能采取一个中间立场。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差异是程度上的，其差异在1400年之后增加了。在1400年，欧洲对物质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倾向于开发它。这两种文明都相信人类有权利用自然来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改善人类的命运。但是技术史不只是利用机会的历史，它还是创造机会的历史。在这一点上，西方人的闯劲以及他们拥有不受约束和信马由缰式的进步的信念，都非常不同于东方人更为温和的见解。李约瑟（1975，D.38）在征得同意后引用了林恩的文章“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转载于white，1968）。怀特在文章中把生态危机直接归咎于西方宗教。中国缺乏这样一种人神信仰：持有“无情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态度是得到批准的。相反，中国人（主要是道家）的自然哲学试图在人类和大自然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中国人盛行的是，人类既不屈从于自然的力量，人类对自然也不具有毋庸置疑的支配权，而在西方文明所持有的人类中心观中，人类对自然拥有毋庸置疑的支配权。更确切地说，最理想的莫过于保持一种稳定状态，在这种稳定状态中，大自然和人类之间普遍存在一种共同的和谐的关系。 “关键词永远是和谐，”李约瑟（1975，pp.35—37）写道，“要利用自然，就必须与大自然同行……纵观中国历史，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人是一个比人要大得多的有机体的一邵分。”
这种改头换面了的形式没有冯友兰先生的观点那么极端，但即使在这种观点中，自然哲学对技术影响的重要性尚存争议。啦一个可能的设想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大约在1400年以后逐渐发生变化。有些学者相信，一种“定型的缺乏创造力的新儒家学说”的崛起可能导致唐宋时期的活力被一种内省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了无生气所取代。这种了无生气反映在科学和技术的各个分支上（Rnan and Needham，1986，p.147；Gille，1978，pp.466—67）。这——学派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王阳明。王阳明是16世纪的哲学家，他教导人们，大自然不过是“心”的衍生物，“心”外不仅无“理”，而且无“物”。这种理论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它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科学减速的原因，虽然王阳明还教导人们，除非“知行合一”，把知识付之实践，否则一无是处（HalTison，1972，p.336）。无论如何，超自然的唯心论从来没有在中国思想中占统治地位，它对于解释中世纪以后中国技术的放缓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
中西思想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别与逻辑有关。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形式逻辑系统。尽管中国人在数学上成就斐然，但是他们似乎对严格的逻辑结果没有兴趣，例如“某物要么是A要么不是相反，他们被吸引到我们今天称之为“模糊逻辑”的东西，这是数学的一个新分支，这个分支承认诸如“或许”或“稍微”这样的概念。李约瑟（1975，pp.31—33）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思想中的这个特性对科学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他赞成弗朗西斯·培根的话， “逻辑在科学进步中没有任何助益”。然而很显然，这段话是培根不希望人们由此联想起他本人的一段话。他对数学作为科学探索工具的异议，被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以及他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一流的科学家置之不理。哈特维尔（Hartwell，1971）循着相似的脉络论证道，中国的逻辑学依据的是历史类推法，而不是基于西方的假说一演绎法。他承认，类比推理和归纳能够导致成功的工程技术发现，但是如果运用归纳的方法，现代世界的转变应该花上“数千年”而不是“三四百年” （同上，pp.722—23）。
问题不在于中国数学的畸形发展是否阻碍了现代科学，而在于它是否对技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数学在17世纪开始渗透到工程师的工作之中，但是把东西方技术的趋异全都归咎于它似乎言过其实了。因此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双重失当的。中国过去有科学，但是最终“陷入一种过时的传统主义，变得进退两难” （Gille，1978，p.467）。中国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曾是技术领头羊，但在1400年以后把领先地位拱手让给了西方。然而，技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要比早期学者所设想的要微妙得多。李约瑟博士和其他研究中国的作家过高地估计了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科学对西方技术的影响。 “西方拥有现代科学因而拥有高超技术”的推理是无凭无据、站不住脚的。我们只是不知道，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若干世纪里促进了技术发展的不知名的男女采用了什么样的逻辑。
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暗示因果关系。促进西方科学成长的因素同样也是造成技术进步的原因。冯友兰先生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丧失了其科学的领先位置，而不是为什么中国根本没有科学。不过，对此问题的解答，虽然本身很重要，却不一定与下述问题的答案相同：为什么中国失去了其技术领先地位。这才是我在这里所关心的。
于是，大家似乎全都毫不犹豫地假定，中国相对于欧洲的技术落后可归咎于欧洲科学在1500年后相对于中国科学的无可辩驳的进步。唐（1979年）相信，在缺乏科学突破的情况下，中国技术陷入了报酬递减的境地。但是，科学完全解释不了1750~1850年这一百年里欧洲农业产量的提高，同期人口增长了将近100％却没有出现任何报酬递减的迹象。唐（同上，p.9）坚持认为： “中国人经由反复试验所进行的修补、实验和发现获得了早期技术的飞跃，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积累不可能打下系统的知识基础，由此亦不能促使本身前进、保持无止境的递进式应用的潮流。”可是，这种反复试验性的修修补补恰恰是1500。1800年间欧洲如何成就了超越中国技术领先地位的方法。欧洲和中国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并不是势不可挡的。李约瑟（Needham，1959，p.154n）评论道，有些人指出，中国从来没有涌现出像伽利略和笛卡尔之类的人物，但这些人忘记了中国确实出现过阿格里科拉和塔塔格利亚类型的人物。
在社会因素上的解释方面，人们还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阐释。李约瑟博士曾计划出版《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八卷，许诺第八卷将探讨决定技术变革的社会因素，遗憾的是，第八卷没有面世。在最早发表于1946年的一篇短文中，李约瑟（Needham，1959，p.166—68；1970，p.82）曾提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的技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商人没有崛起到掌握政治权力的地步。李约瑟博士主张，欧洲的技术同商人密切相关，他们为了发展新形式的生产和贸易向研究提供资助。而中国社会是由朝廷官僚机构支配的，在中国社会里，私人部门从机械学、弹道学、水利流体静力学、泵或者其他形式的应用性知识中所得到的益处很少甚至没有。像罗斯托夫（Rostow，1975，pp.19—21）这样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这种观点不可接受。现代研究表明，李约瑟博士的前提是不正确的。梅特洋格（Metzger，1979）指出，在明清时期，平民群体的社会状况得到了改善，其中商人最有影响力。此外，中国的贸易和商业得到了发展，甚至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欧洲，不论商业资本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如何，欧洲商人的政治地位大体上是否比中国商人的政治地位高得多仍不清楚。
在近期的著作中，李约瑟博士似乎更倾向于采纳那些接近琼斯等人的观点（请参考Needham，1969，pp.120—22）。中国一直是一个帝国，处于官僚政治严密的控制之下。欧洲战争主要发生在内部政治体之间，而在中国，这种类型的战争在公元960年以后就较为罕见了。缺乏政治竞争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不可能发生，不过确实意味着一个决策制定者可能对技术进步给予致命的一击。有兴趣的明君鼓励技术进步，而明朝后期的反动统治者显然宁愿选择一个可控制的稳定环境。外国思想的发明者和传播者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因而受到了查禁和镇压。这样的统治者在欧洲也存在，不过，由于没有一个人曾经控制了整个大陆，这些统治者只不过使经济重心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
对于处于退步状态的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最好的例子或许不是出自技术变革，而是来自中国的地理探险。由于朝廷的一项决策，中国地理探险在1430年以后就完全中断了。而在欧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阻止探险活动：当葡萄牙政府在1580年以后对海外君权失去进取心的时候，荷兰人和英国人大喜过望，接过了这副担子。不过， “涉水者”更多了。欧洲人对新领土的勘探和开发是私人企业和公众企业之间的联合冒险活动。为什么中国在1430年以后没有创建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组织呢，比如西欧公司？答案不仅仅在于政府禁止建造大型船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缺乏对外国物品的需求。欧洲人总是想要只有东方才能生产的东西；东方诸国却对欧洲人及其产品没有什么兴趣。当日本和中国在19世纪发现了西方武器的威力时，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尽管如此，日本人迅速全盘地采用了欧洲技术，而中国虽然花了几十年时间设法引进了欧洲的武器，却保留了其古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Hacker，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