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转型期执政党的整合功能
15001700000016

第16章 转型期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着力点(2)

就我国乡村内部而言,农民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获益差距悬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同部门、不同行业间农民收入差距悬殊。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之间收入差距为1-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比,相差2-5倍;与从事个体运输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相比,相差5-8倍。另一种是雇工与雇主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明显,通常而言,雇工规模越悬殊,收入差距越扩大。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1)》和李实、罗楚亮历次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1上升到2010年的0.38,10年中上升了整整7个百分点。[88]可见,我国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不容忽视。

就我国城镇内部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市居民收入获得了普遍增加,就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5年的10493元,再到2012年的24565元,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5%-6%。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城镇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1)》和李实、罗楚亮历次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3上升到2010年的0.34,10年中竟然上升了11个百分点。[89]由此可见,我国乡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分化不可谓不严重。

(二)阶层利益出现分化

利益分化的第二种表现,就是阶层利益出现分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工农阶层内部分化,异质性增强。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已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等若干群体。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也使工人阶级分化为企业家、管理者、普通工人、低收入职工、下岗职工、退休职工和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特点。工人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化和农民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化都呈现出了这种特点。

工人阶层内部利益的分化。这里的工人阶层即直接从事第二产业的体力劳动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工人数量和规模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乡镇企业的职工增加最快。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国营企业的改革,以及破产企业的不断出现,工人自主流动和下岗的增多了。这些下岗职工有的进入了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有的变成了个体工商户,有的成了企业老板,更多的则成了下岗失业者和低收入阶层,转为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利益分化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收入差距扩大,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行业职工的收入;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外企职工的工资往往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职工的几倍,甚至更高;三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职工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我们80年代国有企业进行内部分配改革的时候,经营者和普通工人的收入从1987年的一开始就拉大到7倍,1997年可能到17倍,2007年可能到了170倍(有的央企领导甚至说都到了300倍)。”[90]

农民阶层内部利益的分化。农民阶层是我国社会变动最大的阶层。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流动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这场浩浩荡荡的、大规模的民工潮,是对传统的、封闭的农业社会的冲击,是对传统的、固定的阶层结构的冲击,是对城市化提出的新要求,是现代化痛苦的起点。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农民将加入到城市的其他阶层之中。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大致分为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在农民阶层内部,农民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新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些社会新阶层之间及阶层内部之间的利益分化程度也较高。如私营企业主与个体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再如由于企业规模及企业性质的不同,各个不同企业的私营企业主之间的收入参差不齐,甚至差距甚远。

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社会上层,所占比例为2.1%)、经理人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1.5%)、私营企业主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0.6%)、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5.1%)、办事人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4.8%)、个体工商户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4.2%)、商业服务员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12%)、产业工人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22.6%)、农业劳动者阶层(社会中层,所占比例为44%)、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社会下层,所占比例为3.1%)。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心态特点也不同,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利益获取上也就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社会新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却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阶层利益分化问题不容忽视。

(三)区域利益出现分化

利益分化的第三种表现,就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以及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势、政策优惠、历史基础等因素,发展步伐日益加快,被国人公认为“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近几年我国虽然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但中西部地区相比之下在发展速度上依然显得过于缓慢,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目前,我国有500多个贫困县,80%以上集中在西部,约占贫困人口的90%。中国西部的10省市区加上内蒙古、广西两区,国土面积约占全国71%,但GDP占全国总量不到18%,而经济发达的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上海五省市的GDP就占全国总量的45%左右。据统计,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23622.73元,最低的是甘肃省,为10012.34元,两者相差近2.36倍;而农村的差距则更大,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10144.6元),最低的是贵州省(2373.99元),两者相差近4.27倍。[91]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市为66115元,最低的黑龙江省为27735元,最高最低之比为2.38∶1。1990年我国地区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比为1.84∶1。

东西部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高于群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而东西部农村的生活消费差距又高于收入差距。以北京、安徽、贵州三个地区的三个代表性省份的农民人均收入为例,1990年北京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1297.0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686.31元的1.89倍;2010年北京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是13262.29元,则为全国平均水平5919.01元的2.24倍;安徽和贵州作为中西部的两个大省,1990年其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39.16元和435.14元,2010年为5285.17元和3471.93元,越来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2]这些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拉大。

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上海与北京人均GDP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两地占全国总人口的2.2%。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与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东北、河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农村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约6.3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93]区域利益分化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四)行业利益出现分化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这是利益整合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考验。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垄断性行业、高科技行业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大幅度上涨,与传统行业职工收入拉开差距。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而且位次变化大,如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行业收入,远高于机械、纺织、煤炭等行业。

20世纪80年代,全社会总体收入都不高,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不太明显。中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之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管理业、地质勘查业和建筑业为高收入行业;而这一时期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行业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高收入行业转变为煤气、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以及房地产行业。紧接着,科学研究、金融保险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开始加入到高收入行业。2002年,上述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高出全国平均工资约5000元,最高人均工资水平与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为2.99∶1。[94]“2005年,石油、烟草、电信、水电气供应、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总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其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且收入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垄断。”[95]2003-2007年间,高收入行业集中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四大行业。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已扩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96]而国际上公认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与此同时,行业内部效益不同的企业之间,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经营者、管理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明显。据统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2010年为66.8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多。而部分私营企业、简单劳动者的工资偏低。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中的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收入在1461元以下,不到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的一半。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可见,中国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二、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的原因探析

面对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面对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局面忧心忡忡,对于贫困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忧心忡忡。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利益分化的呢?利益分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