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中，毛泽东率领工人代表公开揭露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民主”伪装，又运用“省宪法”的条文，进行合法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了一些合法权益。逼使赵恒惕及其政府承认了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承认了工会有代表工人向政府交涉的权利，并就势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劳资纠纷问题，大大地鼓舞了工人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3年5月，参加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工会已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已达5万多人。所以，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十六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路总罢工。2月7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10000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7人，打伤200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复的！”
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壮烈牺牲。工人们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先后被杀者40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者达1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或称“二七惨案”。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继续发展。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发表宣言，决心与京汉铁路工人共同战斗到底！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了“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派讲演团到各地介绍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的英雄事迹，揭露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发动各工团募捐，救济烈士家属和受伤工人；并在长沙举行2万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先后发出四次通电，指出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是“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强烈表示省工团联合会“当率潇湘数万劳动之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势必复此万世之仇雠，肃此人种之公敌”。电文还呼吁全国各工团和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众志成城，伸张民权，打倒军阀！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耐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
第一章莫洛托夫奉命探察底细，毛泽东谈历史借史论今那是个多雪的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铺天盖地。皑皑的白雪，罩住了大地，覆盖着屋顶，压弯了树枝。
毛泽东喜欢赏雪。饭后，他常要走出暖融融的屋子，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孔策沃别墅的林子里散步。鹅毛似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脸上，他不抖也不擦，舒心地微笑着。有时他抬起头来，举目远眺，欣赏那寥廓壮美的北国风光；有时又低头凝思，触景生情，审视那雪压冰坠的条条嫩枝……几辆小轿车来到了别墅的厅前。莫洛托夫来了。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又是斯大林十分器重的苏联著名外交家，受斯大林的委托前来看望毛主席。毛泽东迎上前去，热情地和莫洛托夫握手问好。莫洛托夫说，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专程前来拜访毛主席，看望毛主席的。他说莫斯科气候寒冷，希望毛主席多多保重，注意休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陪同莫洛托夫进入客厅，亲切交谈。
寒暄之后，莫洛托夫委婉地表示，毛主席这次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加深了苏中两党、两国的了解和友谊，斯大林和他本人都十分感激。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请提出来，不仅他本人愿意尽心尽力，斯大林同志也表示愿意出面出力，加深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毛泽东笑着表示，这里招待周到、热情、友好，没有什么困难。要办的事情，那天和斯大林同志当面谈过了，最好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办。至于什么事情？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方面有经验，既然想帮助中国，就应该主动提出，以示友好；如果不提，没有诚意，我们提也无济于事，反而落个乞求的口实。他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帮助；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接着，谈起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等等。
莫洛托夫只是点头聆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这也难怪，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忙于外交方面的具体事务，很少研究中国革命，更缺乏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思考，因而对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任务是探听毛泽东的底细。听着听着，他突然问：“你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毛泽东坦然地答：“没有。”莫洛托夫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后来，莫洛托夫在他的《忆旧》中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时请我喝过茶，谈到要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更方便。斯大林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当时，毛泽东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斯大林对我说：‘你上他那儿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回忆说：我同毛泽东谈完后对斯大林说，此人值得一见，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毛泽东向我承认，他没有读过《资本论》。莫洛托夫的《忆旧》；证实了斯大林当时的怀疑和冷淡态度。
毛泽东对莫洛托夫强调，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说自己在湖南搞过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比较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他们1923年曾经发动二七大罢工，震惊中外。那次大罢工，虽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血腥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确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具有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革命性特别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觉悟程度较高；人数虽不大多，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容易组织和发动革命斗争，所以，一举震惊中外。二七大罢工，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革命品质。
事实上，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壮怀激烈，心情沉重。他在组织慰勉烈士家属的同时，也看清了中国严酷的现实，记取了血的教训——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是讲暴力不讲道理的；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武装的反动派。
1923年4月初，毛泽东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当时，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绕道上海，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由沪赴粤，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
6月12日至20日，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到会代表有毛泽东、李大钊、陈潭秋、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早在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接见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时，热情地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又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详见本书第三章的叙述）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张国焘传达了列宁的指示，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尊重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多数人只同意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却疑虑很大，不太赞成。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大会在讨论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原则时，意见一致，都表赞成，但在具体合作的政策上，发生了争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观点，认为既然以民主革命作为党的现阶段工作，就应该集中全力于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必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得不到别的什么，所以只能消极帮助，不能站在领导地位。只有等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后，无产阶级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大会发言中，陈独秀以二七罢工的失败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太薄弱，甚至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认为国民党不能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强烈表示“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运用自己在湖南领导工人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错误观点。
大会讨论二七大罢工问题时，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悲观论点，指出二七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总工会成为指挥成千上万工人行动的司令部，工会的决议、命令成为工人自己的法律，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斗争中牺牲的许多烈士，像林祥谦、施洋等人面对屠刀，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了，怎么能以此来证明“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呢？毛泽东建议党要尽快组织营救被捕工人，救济失业工人和烈士家属。
多数代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劳工运动决议案》，决定选举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工人救济委员会，设法迫使军阀吴佩孚释放被捕工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报告，说明了工农结合的重要性。在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取得胜利的经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一些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组织发展革命的力量，发展工农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1月12日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这个“秘书”职务，根据三大制定的《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纪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毛泽东按照《组织法》规定，协助委员长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大会后，陈独秀、毛泽东联合签署了《中国共产党致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及经费开支情况。毛泽东常抽空到孙中山元帅府建设部长谭延的住所去联系。当时，谭延已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毛泽东通过谭加强和国民党的联系，同时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联谭倒赵的决策做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