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不久又回湖南长沙，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的湖南地方党组织，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委员名义指导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1924年4月，组织了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1925年10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并且真正实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的合作。上述是共产党方面的情况，现在，再来谈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情况。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以民主主义政纲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虽英勇奋斗，但屡遭失败。正如他在《国民党的旨趣》中说的：“大抵我们革命，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领导的斗争接二连三地夭折，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出广州、避居上海，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似乎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孙中山重新振奋起来。正如毛泽东说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派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交朋友，帮助他克服困难，出谋划策。苏联代表越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积极地帮助孙中山。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成立了专门机构起草国民党宣言、党纲及党章。次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纲领。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正式确定了在联俄政策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2、3月间，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了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政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也应孙中山的邀请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当时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也有共产党员参加并任中央委员，聘请鲍罗廷为顾问。11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早在1923年4月，他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论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主体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
在这时，在国共合作的大半年前，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高瞻远瞩，预见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其必然合作的根源和动向。
1923年12月初，毛泽东再次到达上海，准备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1924年1月20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会议，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有些发言是很重要的。如1月20日下午，大会讨论组织国民政府的必要性时，毛泽东作说明。他说：“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还不是说明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是待议问题。因此，表决也仅限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
大会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顺利地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大会围绕国共合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2日上午，毛泽东等19人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说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规定写进章程。国民党右派分子冯自由起来叫嚷反对国共合作。气氛顿时紧张，李大钊在大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了方瑞麟的观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也发言反驳方的主张。坐在39号席位上的毛泽东，审时度势，看见当时赞成国共合作的呼声高涨，方瑞麟一时孤立，立刻抓住时机，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从而保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
这样，就便利于把改组前的政治方向不明确、内部非常复杂、组织不够统一的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改造成有核心领导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公开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议案破产后，一些实力派人物又企图通过“比例选举制”的办法孤立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比例选举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之一，比利时、德国、法国都曾用过。这种制度根据各政党在选区所得选票，按其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的议员席位名额，有叫它为“比例代表制”的，也有称它为“哈尔投票法”的。在国民党“一大”选举前，有人提出“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并在大会上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知识渊博、多谋善断的毛泽东听完发言，当即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赞成比例制的实力派人物说，比例制通行于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在野时都曾赞成这个制度。
毛泽东接着辩论，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这样，由于毛泽东等代表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博得了许多代表的尊重。1月25日上午，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毛泽东受代表们的委托，就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并“请主席以审查结果全文付表决”，“众谓无异议”。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其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在组织上克服国民党过去组织松散、没有中央组织的状态。规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情况下，把国民党的个人领导制度改为基本上的民主集中制，设立中央机构。毛泽东等代表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比例选举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著名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之现状”，批评了国内反动的、改良的各个政派（包括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等）的错误主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唤起民众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规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并且把它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样，就使三民主义有了崭新的内容、革命的灵魂和革命的方法。
大会开会期间，收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大会决定：
（1）电唁苏联志哀；（2）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之事业；（3）休会三日，以示哀悼。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个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孙中山亲手书列的人名之一，会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工人部的领导。
这样，经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组织形式、革命活动，和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是大体吻合的。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中，讲到了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
斯大林指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
斯大林还特别指出：“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施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部分不完全符合实际，后边另谈），因而被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逐渐接受，从而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谈历史比较全面，既注意中国的特点，又看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的帮助。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力促国共合作。1922年4月3日，俄共（布）党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以后，斯大林一直热情地关心、帮助中国革命，力促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1922年8月，马林肩负着共产国际的重大使命再次来华，苏俄政府的新任驻华代表越飞，也同马林一起到达北京。
马林在北京停了几天，就到上海做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中共派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已经归来，传达了大会的精神。这次会议向中共指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先要把革命的性质弄清。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接受了这个思想，并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仔细分析了中国的各种力量，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开明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只有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革命迅速成功。因此，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
马林根据这些情况和共产国际的方针，同孙中山谈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并转交了苏俄代表越飞给孙中山的信件。当时，孙中山因受陈炯明叛乱的沉重打击和军事失败，正陷入窘迫和危难之中，欢迎与中共合作，但不同意实行党与党之间的合作形式，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条件和方式。
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经过两天激烈的辩论，虽然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只同意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而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所以会后，只有很少的几个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
马林带着中共中央的决定，再次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说，他现在极其需要同苏俄建立亲密的联系。马林劝告孙先生不要用单纯的军事方法去夺回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争取群众，并说共产国际已决定要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合作。经过国际代表的多次晤谈，孙中山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并马上决定吸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这样，国共合作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