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美双方要承认和理解各自的核心和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尊重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心理需要，乐见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保护全球环境等国际事务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坚决支持美国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的反恐行动，打击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防止其全球蔓延。中国从心底里希望看到美国，凭借自己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先进的体制，美国人民辛勤的奋斗和努力，在21世纪，仍然在世界上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人民幸福，国家繁荣。中国认为，21世界的世界，需要一个强盛的美国。而在整个21世纪中，中国即使富裕和强盛了，也决不在世界上当头。
而需要美国理解和尊重的是，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中国的首要利益是需要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反对西藏和新疆等独立势力，维护南海和东海等属于中国岛礁海域的主权，保持港澳政治社会稳定，长远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是其核心利益，美国应当保持中立，不应当介入，甚至干涉中国这些切身的利益。特别是对相关国家，在中国岛礁海域等主权方面，不能发出偏颇的信号，误导这些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在世界资源和环境方面，中美双方应当既考虑各自的发展利益，又要顾及世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及减排降温保护环境，进行双边和多边协商，既平衡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差异，又避免世界环境灾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世界共同发展和富裕中保护我们共同的利益。
三是中美双方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重大的问题方面，而不应当在非合作博弈中消耗各自的财力物力。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特别是军力的60%部署在亚太，并且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其实在美国国内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很高，以及社保等福利缺口很大的状况下，将财力用于围堵中国方面，这是不值得的。而对于中国来讲，应对美国的军事围堵，中国不得不将很大的财力投入于国防科研、装备、人员和演习等方面，也需要将本来可用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财力物力消耗在与美国的非合作型的军事博弈方面。这加剧了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既消耗两国的实力，也给世界和平形成较大的战争动荡风险。因此，中美双方，都应当停止这种无益的消耗，将财力投入对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减少税负，鼓励创业，保持和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创造就业，减少失业，增加人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平衡地区发展，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加大民生投入，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稳定社会。特别是，美国需要更多的精力，提振经济，使国民经济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速度，避免迅速下落衰弱。
四是美国应当针对确实会发生的威胁部署地区军事战略，而根据获得经济利益的未来来源，部署地区经济战略。从安全战略上看，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重点，应当是防止核扩散和威胁，遏制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应当在世界各地采取针对美国确实可能发生安全威胁地区的军事部署战略，而不是集中对付“幻觉中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威胁美国”方面；而全球经济战略，应当放在经济上行的亚太区域，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在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和交易中，获得美国的利益。在亚太区域，对于美国来说，经济合作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军事对抗给美国带来的利益。
五是作为两个未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国家，中美双方应当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型博弈，互相促进，合作共赢。双方进行协商，都不对对方进行非合作型的经济博弈，特别是双方之间发生经济战争。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经济政策上互通信息，协调两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一，避免给对方的货币稳定、汇率、出口等形成负面影响；第二，在稳定世界经济和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增长方面发挥合力。中国保护美国投资者在华的利益，包括知识产权、其他财产，以及在不影响中国产业安全的情况下，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向美国开放越来越多的市场，提供准入、人员来往、通关、结算等方面的便利。中国许多学生到美国留学，我们认为，这是一件促进中美交流的益事。美国也应当以同等姿态向中国开放投资等市场，放宽民用技术的出口。实际上，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且在经济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将是抑制中美双方发生军事对抗最好的共同利益机制。
六是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多方面沟通对话机制，特别是保持国家首脑之间信息的畅通，对一些重大的事件，进行双边及时协商，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形成战略误判，造成紧张局势。
七是中美双方需要理性地判断、评估和考虑双方非合作性博弈的成本和收益，防止利益局部化、短期化和厂商及少数人化来制定对外政策。避免军事冲突和经济等其他方式的战争在双边和多边爆发。一个国家的整体意识表达和治理结构是错综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往往导致非合作性的冲突发生并造成灾难。
因此，中美双方都需要管控各类战争的风险来源：（1）对极端主义学者的研究进行大讨论，在宣传和报道上，抑制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如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人民需要提高斗志，聚民族精神，在失去俄罗斯为敌对国后，需要重新找一个对手——中国。一个民族，非得要在世界上找一个敌手，彼此之间进行战争，才能凝聚这个国家的人民吗？从中国学者的角度看，这种建立在与别的民族打仗基础上的振兴民族精神，近乎不可理喻。（2）防止一些政治家为了选举，或者转移内部矛盾，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多得选票，铤而走险，对外发动战争。可以利用民族情绪多得选票，但是，战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问题，还会使状况更加恶化。政府领导真正执政后，为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能轻易真发动战争，将国家拖入战争泥潭。在美国，国会和反对党，以及各种政策智库，需要发挥制衡作用。而在中国，党和军方领导，也需要慎重考虑民族情绪，防止战争爆发。（3）中美双方都要防止军火商，为了厂商利益，在国会和决策层进行游说，鼓吹进行战争，这样其可以扩大军事销售，获得战争利益。美国一些军火商，在选举时，明着或者暗地出资支持选举，并游说国会两院议员；政府和国会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中国也要慎重评估一些军火工业支持的国际战略研究等，评估风险，谨慎决策。（4）中美双方，在人民—政府—军方之间，需要形成一种制衡，避免军方，特别是军方的主战派出于自己的利益，强力影响对外决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在美国围堵中国、东海南海局势紧张、核武格局严峻、西南印度崛起的战略背景下，需要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平衡，以保护自己的安全。美国军方，也有自己预算、规模，包括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利益；中国军方也有着自己各方面的实际存在的利益。政党、国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等，对双方军方可能存在的内在的冲动，需要进行制衡。
总之，中美双方，为了各自民族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不应当发生军事战争，不应当发生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非合作型的博弈，即不造成激烈的非军事型战争。21世纪中美两个国家在各方面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进行非合作型的博弈，避免两败俱伤，防止渔翁得利，将竞争控制在合作型博弈的方式之中，使这种竞争促进各自民族的成长，并且使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最大化。
然而，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也会发生突发的对抗性事件，中美双方之间，也许会有军事冲突和战争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从美国将军力的60%部署在亚太，并围堵中国的势头来看，确实存在着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中国必须做好准备和应对，并且，在战争爆发时，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中国不希望战争，也不主动发动战争，同样也不怕别人对我们发动战争。
（执笔：周天勇）
参考文献：
1.[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加里·M·沃尔顿、休·罗考夫：《美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陆南泉、左凤荣等：《苏东剧变之后》，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4.霍纳·约尔格·基普、罗尔夫·莫里恩：《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