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男耕女织生活，遂造成了农村衣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曹魏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曾下令除亩收田租四升外，每户当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时规定每年每户应纳绢三匹，绵三斤，可见魏晋时代的家庭纺织工业已相当发达。
上述时期之纺织工业主要是丝织业。其发展较蓬勃的地区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四川、浙江等地。左思《魏都赋》云：“锦绣襄邑，罗绮朝歌，锦绩房子，缣总清河。”
又《蜀都赋》云：“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赢金所过。”曹操曾说：“吾前遣人到蜀买锦。”①《隋书》亦云：“蜀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足见四川地区织锦事业之发达。
此一时期对纺织工业亦有所改进。如《三国志·魏志》记载马钧对绫机的改进，缩短了纺织的工时。
南北朝时有描写织妇诗曰：“调丝时绕腕，易镊乍牵衣；鸣梭逐动钏，红妆映落晖。”①
当时的纺织工业，即使是家庭的手工业，亦有所改进，至于织工精巧的丝织物，乃由北方传播至南方。
丝织物可说是当时政府财政上的重要收入之一。如蜀汉败亡时，有锦绮彩绢各20万匹为邓艾军中所搜去，此种贵重丝织物数量之巨，原为对外输出的蜀锦，实为蜀汉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②。
此一时期，除丝织物外，亦产麻布，如江南人喜用麻布；新疆省的吐鲁番一带，却盛产棉织物，产量亦巨。
5.西晋藤纸通行全国
自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以后，至魏晋南北朝对造纸业已有所改进。如东晋时用大麻造纸，纸色洁白，纸质坚韧。1500年前晋安帝时用大麻造成的纸抄写佛经，至今不黄不脆，当时长时期使用麻造的纸，由于古时已认识到麻造的纸纤维特佳。
西晋时又有用藤造纸。张华《博物志》云：“剡溪③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至东晋时，藤纸产量大增，制纸成本亦降低，当时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谢安向他求纸作信笺文书等用途，王羲之即将库存藤纸九万张，悉数赠之④，因当时土纸不及藤纸质佳。当时藤纸一直营销到长安、洛阳等地。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曰：“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洎东雒（洛阳）西雍（长安），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当时桓玄①曾下令：凡一向用简帛者，一律改用黄纸②。可见当时纸已普遍使用。
西晋时候尚有一种“苔纸”（又名发笺），纸浆加入一种绿色苔纹或如黑色发菜一般的纤维物质，使纸面带有黑色或浅绿色的纹理。晋武帝曾赐赠张华此类纸张，为独特之艺术造纸。
南北朝时，中国新疆、内蒙古及东北等地出产椴树皮所造之纸，纸质较粗。但此时期河北亦产精美之纸。正如徐陵《玉台新咏》所记：“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代萧绎《咏纸》诗曰：“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当时很多书艺家，即能自己造纸。此时造纸术进步，已有五色纸出现。
中国南方，竹为造纸的主要原料。晋代王羲之献之父子同为中国大书法家，主要是用会稽竖纹竹纸。到了唐宋，南方各省已普遍用竹造纸。
6.产盐业多为官管
三国时代，盐亦以官卖为主。魏、蜀、吴三国均有司盐之官。以司盐都尉、司盐校尉官职较高；司盐监丞则较低。
晋代沿袭魏制，将盐务隶于度支尚书③，以后唐代盐务隶属于尚书省，亦秉承此意。自东汉末年至西晋，一直以专卖制为主。东晋至南朝则为征税制。北朝的东魏与齐则仍行专卖制。
南朝宋、齐、梁各代准人民制盐，因此煮盐业甚发达。至陈文帝（公元6世纪中）时，将盐收归官营。当时产盐最盛者，江南为吴郡、浙江海盐等地；所谓“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即指江南多产盐④。江北产盐最多之地，厥为江苏盐县，当地有盐亭123所，当地人民“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①。
四川产井盐亦有名。朐忍县有盐井100所，使巴川食盐足以自给。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当时又有岩盐，谓：“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可见四川产盐之丰盛。
北朝制盐业由官府主持，河东郡有盐池，《水经注》曰：“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七十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此盐池已早有官府管理。
北魏孝文帝曾“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但为豪强垄断，贫民受害，遂再改为官营。
东魏北齐时期，海盐增产，《魏书》曰：“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②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③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于是海盐的收入成为当时主要财政来源。北周制盐业仍由官营，有海盐、池盐、形盐（掘地而得）及饴盐，民众取之，皆须纳税④。
7.造船业及制茶业均盛
江南多水泽，因此南朝的造船业颇发达；且较前朝有较大发展。陶季直《京邦记》记载：“宋孝武度六合，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足见刘宋时造战船极盛。陈朝时华皎亦在湘州造金翅大舰200艘。当时民间造船业亦甚发达，因此隋文帝恐吴越之间私造的大船因势力结众而造成乱事，遂下令江南凡有三丈以上之船，悉由官府没收①。
隋代前后的船，载重量达万斛至二万斛。据《唐御览》所记，孙吴时外来之船可载六七百人，载物可万斛。《颜氏家训》中说明南朝已有载重二万斛之大船。当时船速亦甚快，每船棹手有100余人者，《梁书》载“捷如风电”云。
南北朝时，战船之装备已相当完整。当时另造火舫、火车，以加强海战军力。此时之战船上已装拍竿，以攻击敌船。故隋灭陈以前，杨素所造大船，各船装置六枝拍竿，其技艺乃袭用南朝。
南齐祖冲之乃当时大发明家，他发明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其法今已失传。此外，又发明水碓磨，可用水力推动碓和磨。他又创制指南车。《南齐书·祖冲之传》云：“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
南朝制造漆器也相当流行。南齐时有刺史崔庆绪者，死后“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②。可见漆器之多。
南方产茶亦盛，唐代陆羽《茶经》中亦提到茶为南方之佳木。所谓茶者，槚、蔎、茗、荈，都是茶的别称。古代亦有宴饮时以茶代酒者。如吴主孙皓“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③。
晋代士人饮茶甚为流行，《刘琨致弟书》说：“吾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至南朝，饮茶更为盛行，制茶业亦随之而发达。《齐民要术》中已有详述。
七、魏晋南北朝的黄金使用情况
1.金银饰物手工制作精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矿银矿亦多。北方的金银矿藏，以山东、陕西、山西为主。如山东的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凿而得金”①。陕西郑（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②。《魏书》又载：“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水经注》载陕西临潼一带“其阴多金”。《魏书》载：“（山西大同）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
至于南方的金、银矿藏，主要产于云南、四川、江西及江苏四省。如《水经注》载：“兰仓水③出金沙，越人收以为黄金。”又四川绵县的潺山，水源有金银矿，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银。又如江西德兴亦“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所得，大如豆，小如粟米”④。又江苏吴县地区，“晋宋间凿石得金”⑤。可见当时金银产区分布之广。
当时用金量亦颇多，尤以铸造佛像及有关佛教器物，颇为耗金。如《魏书》载，当时“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⑥十万斤，黄金六百斤”⑦。不但耗铜量大，耗金亦多。又如“铸铜为大鼓，飞帘、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⑧。
魏晋南北朝时以金银制造赐赠大臣者亦多。在书中有赐金100斤的记载。豆代田“以战功获赐奴婢十五口，黄金百斤，银百斤”⑨。又《隋书》载：“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南史·武陵王纪传》载：“武陵王纪镇蜀，既东下，以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可见当时金银器物制造和赐与的普遍。
当时黄金之用途，除了铸造佛像及佛寺饰物及金银器物赐赠外，尚有铸造货币及打制装饰品。如《说郛》中记及的各种金饰物如灯钩锁、交刀、镜、环钮等；又如《邺中记》载有镶嵌金银的斗帐、香炉、屏风等。上述所制作的金银器物极为精巧，如当时的“薄打纯金如蝉翼，二面彩漆，画列仙、奇鸟、异兽”。一面显现出当时工艺的卓越，同时表示皇家豪富的奢靡铺张。
2.金饰的货币用途
魏晋南北朝，战乱的频繁，产金量随之减少。由于此一时期金银的使用开始兴盛，主要是南方为交、广之地，是为中国海上贸易集中之区，北方则为河西地区，是为中国的陆路贸易大门，因此黄金仍有生产。
东汉以后，帝王赐与黄金给臣民虽已减少，但掘金者仍多。如汉中有金户千余家，常以汉水之沙淘金，生产不断①。
东晋产金以梁州（陕西、西川）、益州（四川）及宁州（云南）三地为主。取金之法除了沙中淘洗外，尚有火熔法。陶宏景《重修政和证类本草》言：“金之所生，处处皆有。梁、益、宁三州多有，出水沙中。建平、晋安亦有金沙，出石中。”建平与晋安均在今福建省，可见除上述三州外，福建亦产金，《魏书》中亦有提及。
五胡十六国中，产金较为积极而技术也有所提高的是前秦世祖苻坚时期，苻坚允许民间可以自由开采黄金白银。前秦灭前燕、前凉及代国，疆域扩展至陕、甘、冀、鲁、豫、蜀、黔、苏、皖、鄂各省，且均为古产金之地。
除前秦外，尚有夏国世祖的赫连勃勃，他曾设将作大匠，制作黄金装饰物，并曾用铜铸造大鼓、铜驼、龙兽等物，对于炼铜业和黄金加工技术均有发展。总的来说，两晋南北朝时，黄金仍保持了当作货币的作用，但用器饰的形式来流通。如南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时，帝赠周盘龙金钗20枚②。上述金钗的器饰即是当作货币之用。
白银在汉代，除汉武帝与王莽时曾当作货币外，民间仅当作宝藏。魏晋以后，因黄金供应不足，遂用白银补充之，故用银者渐多。
汉代金银的形式，除武帝的麟趾裹蹄外，就是圆形的饼，如《三国志·魏志》中所载的“赐银千饼，绢千匹”等记载甚多。南北朝时多为模仿笏的铤形，为长方形的板，故后代称白银一铤为一笏，当时也有将金银铸成饼形的，亦有铸成钱形的。
如北魏孝文帝之子汝南王悦曾有散银钱的故事。如近代在六朝墓中曾掘出银铸的五铢钱。可见当时的金银饼、金银铤及金银钱，均具有货币的作用。
3.佛教用黄金最多
魏晋南北朝时产金量较汉代为少。因此黄金的计算单位已由“斤”而改为“两”，如《晋书·食货志》记“愍皇时斗米二金”，即《愍帝纪》所记的“斗米值金二两”。当时帝王赏赐臣下已不用黄金，而改用铜钱、布帛、绢、谷米等。如《北史·高昂传》云：“西魏赏斩昂首者，布绢万段，岁岁稍与之。”可见当时已不用黄金，且是分期付给。
汉代帝王婚嫁用金，如“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但到了曹魏，王娶妃时已改用绢190匹。晋则用绢300匹。到东晋时，康帝纳褚皇后，孝武纳皇后，亦只有白雁、白羊、酒米、马、绢、钱等物，不用黄金。此因为产金量少之故。
魏晋南北朝时，黄金之主要用途，一是用于佛教方面。自东汉明帝时，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至魏晋，民间信佛者众，至南北朝而极盛。因此耗金甚多，如修寺庙、铸佛像、修石窟、写佛经，在在需金。如《南齐书·萧颖冑传》：“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又如《梁书》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当时用黄金铸佛像，耗金极多。如《魏书》记载用黄金600斤铸天宫寺释迦立像。一般佛像用鎏金或贴金，费金量亦巨大。如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丈八铜像；魏孝明帝为河南洛阳永宁寺造丈八金像一座及普通金像十座。又如用泥金①写佛经。
如从《魏书·释老志》所记，自魏文成帝兴光年间至魏孝文帝，京城内新旧佛寺凡100所，僧尼2000余人。四方诸寺等6478所，僧尼77258人。20余年间，佛教即有如此之盛，其他朝代通算在内，其影响巨大可知。
此一时代黄金之另一主要用途是私人穿金戴玉的个人享受，如晋武帝时石崇之富有，连室内、台阶均贴以金箔。此时期之黄金已大量流入民间富豪及士大夫手上。如梁武帝时，临川王萧宏宅中，搜出藏金银之库房有30间之多。
4.两广地区金银使用情况
曹魏时期由中央政府的大司农和少府掌管金帛钱财。到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沿袭旧制。梁代时，大司农改名为司农卿；少府改为少府卿，各官皆冠以“卿”字，以示划一。北齐时则由司农寺、太府寺卿及少卿等大臣掌管金帛府库。
魏晋南北朝时，朝中大臣占有山林水泽的极多。有多种措施如帝王的“赐田”；本身向朝廷请求的“求田”；或用放高利贷逼穷民用山泽抵押的“悬券”。当时刁协、萧宏、萧子良等都占有大量山泽的出产物，包括金银矿藏①。当时政府虽有禁令，但不能禁。
当时产金量虽较汉代为低，但黄金制成品却极为精致，此乃由于加工技艺有进步。同时由于此时期的人重享受，讲奢侈，求精巧。如《北史·薛灯传》记：“文帝又造二欹器②，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香气，一仙人又持金缾（缾同瓶）以临器上，倾水灌山，则出于缾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凫雁蟾蜍以饰之……”文中说明金瓶是黄金制品，由于王室所用，可能全为金制，无疑是金制器皿的精品。此一时期的黄金制成饰物器具有三个特色：
一是可用金丝编缀成器物的手工业兴起；
二是用宝石、珍珠、琥珀等镶嵌在金饰中已增多；
三是造型比前朝更加优美。
但在南齐时，高帝却贱视黄金。他说：“使我临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于是“器物免用黄金”①。
这一时期，由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国家如大月氏、安息、大秦、南天竺、扶南等国均重视使用金银，同中国的交、广地区②全用金银交易。
《隋书·食货志》记曰：“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因而促成当时之开发黄金及黄金制品手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