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应该全面调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与中国“核心与战略利益攸关国家”结成不同形式的战准略同盟，包括安全防务同盟，为“反包围圈”注入机制力量。这里所说的“准战略同盟”仍然不是同盟关系，但如果现在不及早未雨绸缪，等中美真的形成军事抗争，可能再临时抱佛脚就为时已晚。
第二、加大对有关国家的军事援助，并在信息共享、联合指挥等方面形成统一标准，加大联合演练力度，增强联合行动能力。
第三、实行“有差别”的合作政策。属于中国的“同盟”国家，在关税、投资、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最大优惠；属于“反华同盟国家”，中国应该降低合作水平，少提供甚至拒绝提供经济援助，必要的情况下，还要予以惩罚。中国对在南海黄岩岛不断搅局菲律宾实施经济制裁，让它的大批香蕉烂掉，阻止香蕉进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举动。中国未来在经济上将一直处于强势，周边包括美国许多国家都有求于中国，柔性用好经济这张王牌是中国未来制胜的法宝。
第四、拉拢韩国。中国地区问题是缺少邻国信的任，其盟友朝鲜和缅甸又太弱。最佳途径是争取像样的盟友打破包围圈。韩国是环中国遏制圈的一个中心环节，而中国对其又握有大量筹码，中韩文化上也接近。不管有多少日美学者挑唆，韩国人都不会说中国是韩国的主要敌人；相反，日本甚至美国则被韩国人视为更大威胁。韩国还有反美传统。许多韩国人觉得，美国是造成他们国家分裂的罪魁祸首，美国欺负韩领导人，不必要地挑衅朝鲜，强迫韩签订不公平贸易协议，等等。这些看法不论对错，都给中国制造了机会。朝鲜现在十分依赖中国。由中国支持的统一将震动整个地区，拿掉包围圈的重要一环，并产生孤立日本和搞乱美国的效果。鉴于上述，中国应将韩国作为主要劝说对象，防止它在与美日的军事关系中越走越远，也不应对这些明显含有遏制中国意图的进程听之任之，袖手旁观。例如韩国舆论于2012年6月阻止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但该协定最终过关的可能性很大。这些年韩日在政治军事上不断走近，很多时候都绕过了韩国民意的反对。中国有不少可以影响韩国的手段，当韩国内部力量阻止不了李明博政府对中国的不友好之举时，中国应考虑使出其中的一些手段，以表明中国的立场。中国不应威胁韩国，但也不应过于含蓄。中国应当真实表达自我。
第五、缓和与印度的关系。漫长的边界冲突历史使中印关系艰难。但美印关系也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好，媒体认为，过去3年奥巴马所谓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被“过度宣传”了，美印合作其实没有那么紧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事务主任沃尔特·洛曼认为，印度在安理会的表现，不太像美国的“全球伙伴”所为。2010年在安理会有关美方提案的投票中，印度共投了44次反对票，仅比古巴略少。在减少对伊朗石油进口问题上，印度公开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伊朗。希拉里2012年5月访问印度，游说印度减少从伊大量石油进口。为了避免金融机构遭受美制裁，印度后来承诺减少11%，这与美希望的20%相去甚远。在2012年6月，美国防长访问印度，但在美印战略对话中可以看出，印度虽然希望获得美国先进军事技术，但同时也不愿失去自身独立性。印驻美大使妮鲁帕玛更是明言，印度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美印关系不针对中国。她表示，中国是印度近邻，中印双方一直以来在稳定、持续地发展关系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印度不希望这种趋势中断，不愿与中国“走向对抗性关系”。只要印度不彻底加入美国阵营，中国就会得到好处。印度对美国是有防范的，西方的“保护责任”、利比亚的政权更迭，在新德里看来像新殖民主义。鉴于印度仍易倒向美国，对中国来说，放下身段进行魅力攻势将是明智的。
第六、联手欧洲。欧洲国家对美国的霸道不满意不是一天两天了，欧洲同时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日益增加。中欧关系搞顺畅了，中国在美国得不到的东西，比如高新技术，比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或许都可以在欧洲得到，这就大大减少了美国对华的制约力度。中欧关系的契机是当前欧洲冰冷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国帮助欧洲度过债务危机，同样也将进一步敦促欧洲向中国开放市场，让欧洲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扩大对华高科技出口。更重要的是，中国将通过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来制衡美国对华事务的影响力。
第七、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在美国后院--拉美打入桩子。结合上面温家宝总理访问拉美四国，我们在这里需要稍微详尽一些的分析，而这一层关系如果运用得当，会在中国反包围战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上世纪末起，在全球左翼思潮发展背景下，拉美各国左翼政党开始崛起，拉美出现了全面“向左转”的政治格局，左翼政党实现了由“点”到“面”的跨越。委内瑞拉、智利、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秘鲁、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相继实现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上台执政。这些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后，基本上都是坚持反对美国，致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防务的本地化。在政治上，成立南美洲国家联盟，标志着南美国家从此将以一个共同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经济上，筹建南方银行，一些国家开始在双边贸易中逐步弃用美元；在军事上，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积极推动建立地区性防务组织“南方防务委员会”，完全抛开美国协调南美国家的防务政策。与此同时，厄瓜多尔等国则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
特别是在年初的美洲国家峰会上，拉美的左翼力量与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有两个问题分歧最大，一个是关于古巴重返峰会的问题，一个是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显然，美国已走到了拉美国家的对立面，几乎所有国家均对美国的立场表示反对，一些国家不是退出这次峰会就是宣布今后不再参会。同时，拉美国家已经开始联合以“公开”挑战美国，已经成立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实现排除美国的共同发展。
目前，美国在中东推行的强硬政策，也使得拉美国家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拉美国家密切关注叙利亚和伊朗形势的发展，在叙利亚的胡拉镇大屠杀真相还没有弄清楚之前，西方国家就要迫不及待的动武，显然，他们需要的不是事件的真相，而是借口。而拉美国家知道代表全球权力的北约在控制中东能源进程上每前进一步，未来拉美受到干涉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因为拉美地区蕴藏的自然资源一点也不比中东少。而以美国为首的针对拉美国家的负面宣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年前西方主导的全球舆论执着于报道卡斯特罗的死亡与古巴的权利更替，现在舆论导向又开始指向查韦斯和委内瑞拉。这一切，使得人们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有没有公理，而拉美国家有理由与其他力量联合起来，以做好反对美国今后对其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
因此，从政治上来看，拉美国家与中俄一样，均有一致反对美国的需要。而且，拉美国家均与美国同处美洲大陆，在地理上和美国更接近，是美国所谓“后花园”。
在美国“重返亚洲”，在中国周边结集力量围堵和遏制之际，中国理应将战线也拉向对手周边。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南美洲存在着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中国可以纵横捭阖。如果中国的力量能够介入，对美国的刺激更大，就像美军进驻南海周边对中国的刺激一样，是有很强的触痛感的。即便不可能与拉美所有国家结盟，至少也应该与一部分国家实现某种军事合作，或者直接承认并与南美“南方防务委员会”建立安全合作，并与其进行联合军事或反海盗的演习。如此一来，将会令美国“重返亚洲”有所顾忌，不致使其全力把军事力量调整到亚太地区，以减少对中国的压力。
写到这里，不禁让我想到一部著名国产电视连续剧--《亮剑》，一部曾经让军旅题材红遍全中国的电视剧。这部军旅电视剧除了给国人上了一节生动的革命历史课外，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社会送来了罕有的“尚武”精神。剧中主角李云龙有一句著名的话：“狭路相逢，勇者胜！逢敌必亮剑。”这是何等的气魄。中国军人的骨气被解读的淋漓尽致。
中国历史上一向不缺乏一团团英气逼人的“尚武精神”：春秋时贵族弟子学“六艺”中，“御”与“射”均与军事有关；汉唐之所以为“盛世”，很大程度源于勇武的风气。再看看民间偶像，关公、岳飞、秦琼具是忠义两全的猛将。而相反，“尚武精神”弱的朝代，大多边务废弛乃至丧权辱国，魏晋的颓废、宋的积贫积弱，恐怕都与之不无关系。而眼下，中国却处在了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时代。最近的例子，黄岩岛中菲对峙，菲律宾一个“蛮夷小国”都敢公然挑衅泱泱大国的中国主权，视中国军力、国威如无物。虽然在千变万化的当代世界格局里，民族主义愤慨固然不能作为国家行为准则，可是一味强调理智、梦想权衡周详，以致连主权都无法捍卫，这个国家还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么？还能在国际事务、地区事务中说话算数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将是中国最大的失败，将极大地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南海争端的背后站着的正是中国不愿正面抗衡的美国。在美国的身影下，菲律宾、越南等一些小国才会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对于当今世界的战略形势，相对于以往“两极”格局，我们往往用“一超多强”来加以界定。但从冷战后的情形看，尽管多极化在加快发展，但从整体上说，“多强”谁也取代不了“一超”，我们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单极”世界，是在实行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现如今，美国正在把维护这种“单极”世界的战略理念，逐步移植到它认为比大西洋地区更为重要的亚太地区，建构以美国为领导的亚太“地区架构”或地区秩序，其全部要义就在于此。
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将何去何从？如果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不仅无力同时更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过去所说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融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架构”，或者说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美在这方面虽有磨擦甚至冲突，但中国也尽可能弱化所谓的“挑战者”身份。然而，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情况会有不同。中国作为这一地区的大国，不仅利益攸关，而且也决不能让别人把自己边缘化。对于美国正在加速建构的“地区架构”或地区秩序，中国必须做出重大抉择，而这种抉择对未来中美关系和东亚的战略形势，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其实，在美国淡出亚太特别是东亚的这20年间，这一地区并非处于“无架构”或“无秩序”状态，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起，已经共同建立起一种新的地区秩序。诸如：在东南亚地区，以东盟为主导、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的地区政治秩序；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地区经济秩序；东北亚地区以中日韩对话与合作为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秩序；以及由中国倡导的“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以“六方会谈”为框架的朝核问题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等。可以说。东亚乃至亚太地区新秩序已经逐步走向成型。现在，美国借重返亚洲之机，要重构“地区架构”，重建“地区秩序”，这就使得中国20年来政治、经济和外交努力的成果，将面临严峻挑战和重大考验。是放弃这些成果，融入美国致力于建构的“地区架构”，或默认将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还是坚持维护已有的成果，通过坚决斗争和灵活的策略，争取中美共建地区新秩序的局面，其后果将完全不同。如果做出前一种抉择，中国将可能丧失地区大国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争端，参与处理地区事务，以及实现与亚太国家合作互利共赢方面，都将失去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20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中国的国家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因此，这样的抉择决无可能，也决不能考虑。
中国没有退路，也不能坐视美国在排挤甚至打压中国的前提下，放手建构“地区架构”或“地区秩序”。寻求中美共建亚太新秩序，这应成为中国必要的战略抉择，美国如有足够的明智，也应支持和鼓励中国的这种抉择。就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稳定发展而言，中美如能就此达成共识，将会是双赢和多赢的结果，反之亚太特别是东亚的前景将不堪设想。
诚然，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是“两头下注”，合作与打压两手并用，这种政策难免影响到中美共建地区新秩序的选择。但既然美国能够提出世界范围的“中美共治”，那也并非不能接受亚太地区的“中美共建”。对于“中美共治”，中国不赞成，因为中国无意去谋求世界“领导权”；但对于亚太地区的“中美共建”，则是中国现实的战略需要，因为中国是地区内大国，也为地区安全和发展做出了长期努力，中国并不谋求地区“领导权”，但决不能失去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对此，美国无疑需要慎重对待，也应当做出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