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每天读点曾国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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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曾国藩的进退有度绝学(3)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目的在于要回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但是他没有直接这么说,而是很委婉地向朝廷提出的。他首先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武昌已经收复,连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同时,他还大力宣扬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为湘军涂脂抹粉。这还不算,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意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虽然曾国藩的目的是要回水陆师,但是没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按道理说,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统帅,要回支援出去的军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面对上级,面对同僚,他深知这样做的效果绝不会太好。因此,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更为稳妥。而胡林翼也是一个有眼色的人,他对曾国藩的用意心知肚明。于是,他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而自己并没有随军指挥。这就等于给了曾国藩一个暗示,曾国藩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即赶来会晤李杨二将,顺势将部队接收了回来。这也是模糊对策的成功应用,它对于军心的稳定和团结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只讲原则,会被人看作是呆板,但只讲灵活,又会被看成是圆滑。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既讲原则又讲灵活,但是要把握好火候,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太平军如何平定这个问题上,曾国藩和朝廷是有分歧的,而且这个分歧还不小。朝廷认为重点在于北防,这也不难理解,所以催促湘军北上。但是曾国藩认为,要想阻止太平军北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攻其老巢--天京,还有重要的根据地安庆,来个围魏救赵,这样他们就会回援这两个地方,不可能北上了。他说:“自古办窃号之匪,与办流寇不同。剿办流寇,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匪,则应剪其枝叶,并捣老巢。”因为“窃号之匪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在曾国藩进驻安庆20余里外的高桥时,清政府的江南大屏障江南大营溃败,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前去增援,但是曾国藩苦于分身乏术并没有听命。清政府想复苏保浙,但是曾国藩认为必须以上游为立足的根木,江南大营就是因为未占据上游而失败的,那么攻取安庆就显得尤为重要。苏常已失,再去花大力气已经没有必要,湘军以两湖为根本,如果大举东援,那就失去了依托,这是很危险的。而太平军东线获胜后,必然西征,来争夺上游,这样湘军东援,丢失了上游的战略要地,即使保浙复苏成功也没有意义了。

当然,曾国藩处在那样的高位,他自然不能和朝廷对着干,为此,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先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上表朝廷立即组建新军,作出数月后将大举东援的表象。实际上还是以攻取上游为主要的战略目标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做法是正确的。

曾国藩没有和朝廷激烈争论或者消极抵抗,而是不断寻求共识,同时照顾朝廷的面子,在战略部署上做模糊的处理。这样不但坚持了自己的既定方针,又避免和朝廷发生正面的冲突。而事实也证明朝廷的看法是缺乏远见的,所以只好让曾国藩灵活指挥了。

曾国藩这样做是首先是以自保为目的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自己处于明显的弱势,去硬碰硬是没有好下场的。

一日一心得

曾国藩善用迂回曲折藏巧于拙的处事手段。这里的巧可以理解为真实的目的、意图,拙可以理解为所采用的委婉、曲折的办法。掩藏起自己的真实目的,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实现它,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碍,即使遇到同样的阻碍,但是阻力也要小很多,这样成功的几率就要大很多。

自强但别逞强

曾国藩语录: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

一个人当在自我修炼中强固才能,但不可在逞能斗狠上逞强;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事业成败,靠人谋,也赖机遇,不可强求。

关于自强和逞强,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他说:“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强,就是要体现一种强毅之气,即由内而外、心平气和、安重深沉、刚强柔韧的一种气势,犹如孟子笔下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至强,充塞于天地之间。所谓强毅,强就是刚强、坚强;毅就是弘毅、柔韧。而逞强也是一种强,却是一种刚愎自用,是舍弃了坚强、柔韧的品德,而想用气势去胜别人,完全是一种虚张声势,夸张敷衍而已。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毅与刚愎,二者形似,其实质却有天壤之别。

强毅是一种美德,而刚愎则是人性中最大的败德之一,它集中了许多恶劣的习惯和性格,如自满、无知、嫉妒等,是为人处世致败取祸的一大主因。倔强得过了头,就变成了一种刚愎。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在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的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有时候过于“刚”了,就变得倔强,达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也因此吃过亏。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兵困祁门就是自己固执、刚愎自用的结果。

祁门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南北两面全是大山,南为怀王山山脉,北为黄山山脉。从形势上看,祁门似乎十分安全。于是曾国藩将大营扎于此处,以为进可以东出山路,攻取芜湖,威逼南京,打开皖南局势,退也可立于不败之地,与天京外围的曾国荃互相策应。当他选定这里时,曾国荃、李元度都极力反对,当时在他帐下充当幕僚的李鸿章更加反对,他认为祁门是兵书中所谓的“绝地”,绝不可扎营。曾国藩执意不听,七月三日,他自宿松启程,调总兵鲍超部五千人,朱品隆、唐义训部三千人,共近万人,七月二十八日,抵祁门扎营。

皖南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天京的北面屏障。李秀成见曾国藩向皖南移动兵力,知有企图,于是与陈玉成会商,八月份,率大军分五路向祁门攻来。曾国藩兵势单薄,自处绝地,险些丧命。这正是他刚愎自用导致的后果。所幸左宗棠、鲍超率兵拼力抵抗,兼之李秀成并未摸清曾国藩的真正底细,没有全力攻打,曾国藩才侥幸逃脱。

另外,在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现了非常固执的一面。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至交,他与彭玉麟是曾国藩的两大知己。曾国藩从军后,经历多番磨难,许多部下都有反复,惟有李元度与彭玉麟始终追随他,为之效力奔走。但李元度不善用兵,不能为将。祁门一败失利时,李元度被调守徽州,当时他已成孤军,因此李鸿章主张弃守,曾国藩却执意坚壁死守。结果李元度一时兴起,擅自出城接战,一战即溃,兵败城失,他无颜回见曾国藩,私自离开守地。曾国藩找了他好久,开始还以为他阵亡了,很是悲痛了一阵子。后来得知他竟然没死。他不由得勃然大怒,决定弹劾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由于他与李元度的关系非同一般,尽人皆知,所以,大家一致反对弹劾的决定。

李鸿章率领众幕僚前去求情,曾国藩则固执己见:“我自有道理,你们就不用管了。”

李鸿章非常冲动说:“既如此,那我就告辞了,此地不可久留。”

没想到曾国藩说:“悉听尊便。”

曾国藩最终弹劾了李元度。李鸿章觉得曾国藩如此固执,很难共事,就愤然辞去了幕僚之职。

“刚”是曾国藩的性格本色,但是,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的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但好在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自省的人,也是一个很善于积极改进的人。虽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曾国藩来说,只要认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那么就会持之以恒地改掉它。并且,他勤奋读书,书里的真知灼见确实能令他时时惊醒,事事警惕,只要他坚持,性格无疑是可以改变的,理想性格无疑也可以锤炼而得。

曾国藩的固执、倔强、刚愎自用让自己吃了亏,得到了教训,因此他认识到必须改变这一点。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通过不断的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理想性格特征。可以说,曾国藩性格中的“柔”就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刚一柔,柔中显刚,主静藏锋,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诚如曾国藩这样的“圣人”、“完人”也是有性格弱点的,这种性格弱点也会让他身陷困境、逆境,但是,他们懂得及时汲取教训,积极改变,从而完善自己的性格。

一日一心得

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因此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性格弱点,乃至缺陷。但是那些腰缠万贯、权高位重、声名显赫者被金钱地位撑起了气势,于是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就被掩盖了。平常也许并不那么显现,但往往在关键时刻,这种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就变成了致命的短板,让他们身陷漩涡,却怎么也靠不了岸。

该出手时果断出手

曾国藩语录:敢言定要负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在中国历史上,唐初宰相魏徵以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著称。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唐太宗有不对的地方,魏徵就会据理力争,进行劝说,即使唐太宗因此而大发脾气,他也毫不畏惧,照旧慷慨陈词。

唐太宗对魏徵是既赏识又敬畏的。魏徵病逝后,唐太宗悲伤地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与不对。现在魏徵死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面镜子。”

一个英明的皇帝是愿意接受忠心的大臣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因为这些意见和建议会让自己的声望更高,更得人心,更加稳固自己的统治。而面对英明的君主,臣子们也是敢于进谏的。但是如果面对一个不那么英明的君主,如果还去直言进谏,直陈时弊,甚至是指出君主的失当之处,这不仅仅需要忠心,还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和长远的眼光。

曾国藩一生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谨行慎思。但是,再胆小的人也有胆子大一回的时候。曾国藩虽然处世稳妥,以致以“忍”成事,但是并不能说他就没有果断出手的时候。

有的人做事优柔寡断,结果就是屡屡错失良机,每每事后痛悔不已;有的人做事容易冲动,往往感情用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曾国藩处事就不会走这两个极端,他的稳不是优柔寡断,而是三思、慎思,考虑周全;他的小心也不是胆小怕事,而是提前避开危险。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他不同于这几点的果敢之举。虽然体现得不多,但是都很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关键时刻要敢于出手,也要果断出手。

清朝的政治风气,自道光以后萎靡之风盛行,人才严重匮乏。这和皇帝的好恶和执政者们的行事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道光朝的大学士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却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而据《瞑庵杂识》记载:“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还有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孑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风气是怎样的了。但是,就是这样人人“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曾国藩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斗胆直言时弊,并直接指出要改变当前的政治风气全在皇帝的态度,可谓忠心可鉴、勇气可嘉。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当时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直陈时务的奏疏。

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地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想想看,这种矛头直指皇帝的上奏将意味着什么,而且敢这么直言批评皇帝的作为,这在封建社会是要被杀头的。而且当时的政治风气已经形成日久,人人自保,谁还愿意去出这个风头。但是一向为官小心谨慎的曾国藩出了这个风头,而且还出了个大风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