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人以类聚，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有志之士。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此二人皆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在京经由郭嵩焘引见，曾国藩认识了江忠源。江忠源因为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干将，官至巡抚，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罗泽南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是宋儒，时人非常推重他的道德学问。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结为师友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你拜人而人不受，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曾国藩曾引用韩愈的话：“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就是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只要有心向学，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曾国藩深知学问事业受师友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平生对于访师择友，极为留心。他曾说过：“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由此我们看到，结交好的朋友不但是一种感情的慰藉，还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在事业上共同进步。朋友之间，无论是志趣还是品德上都会互相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自己的命运。
一日一心得
朋友有很多种，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的人才是你的真朋友。所以，选择朋友最主要的是要看他的品德。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他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可见，朋友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另外，朋友之间也需要经常联系以维持良好的关系，避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给人留面子，自己更有面子
曾国藩语录：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两分面子。伤人一分面子，人必损十分面子。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
古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失节事大”，其实是面子事大。还有句俗语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人们尤其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问题，而打脸和揭人短处都是最伤人面子的事情。虽然这面子看不见摸不着，却代表着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们儿到京城找他。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昔日共同受罪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认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有一位朱元璋儿时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好友，千里迢迢从老家凤阳赶到南京，几经周折总算进了皇宫。一见面，这位老兄便当着文武百官大叫大嚷起来：“哎呀，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呀！还认得我吗！当年咱俩可是一块儿光着屁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是让我替你挨打。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把瓦罐都打烂了，豆子撒了一地。你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嗓子眼儿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怎么，不记得啦！”
这位老兄还在那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宝座上的朱元璋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处，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脸往哪儿搁。盛怒之下，朱元璋下令把这个穷哥们儿杀了。这就是戳人痛处的下场。
为人处世不能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定要知道哪些话是不该说的，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别人不愿提及的事时就必须“绕道而行”，否则必会自食其果。
有一位姑娘交友不慎，被初恋的男友伤得很深，姑娘为此难过了好一段时间。朋友们和她在一起时都会避讳这一话题，怕引得她伤心。偏偏有位同事口无遮拦，在聚餐时，就感叹道：“我觉得你挺优秀的呀，人品好，长相不错，为人处世也大方得体……”这本是句好话，却没想到酒过三巡的同事没经大脑又加了一句“我真不明白当初你那个男友为什么会弃你而去呢？”姑娘本来听了前半句赞扬很是高兴，但听完后半句立刻沉下了脸，回敬了一句：“这关你什么事呀？”同事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支支吾吾地想道歉，却是越抹越黑，结果举座不欢，以尴尬收场。
不揭人短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做人的涵养，是一种对人的爱护之心，体现的是宽和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曾国藩说：“说人之短，乃护己之短。夸己之长，乃忌人之长。皆由存心不厚，识量太狭耳。能去此弊，可以进德，可以远怨。”
早年的曾国藩也是个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欢交往的人，也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还经常和别人争口舌之胜。结果，因为“多言”而得罪人的事时有发生。
一次，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他的朋友小珊也前来，席间两人观点不和，争论不休，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给别人面子，自己才有面子。你给了别人面子，一是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二是为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别人给你面子，这样就会让许多难处的关系变得容易，让许多难办的事情变得顺利，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
一日一心得
有的人把自己的面子看得贵如金，却把别人的面子看得贱如纸。他们为了自显高明，无视他人的尊严，甚至将对方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其结果，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在人际交往中，只要维持住双方的面子，则一切争端都有回旋的余地；一旦撕破面皮，就极可能转入火星四溅、双方都无力控制的局面。
选对人才，选择成功
曾国藩语录：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
所谓选对人才，就是首先要求选人者具备伯乐的眼光，能够准确地识别人才。这是选对人才的前提和关键。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可以说是高人一等的。他习惯凭感觉识人，他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这个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与抉择。
一天，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来拜见曾国藩，请曾国藩给他们分派职务。恰巧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那三个人在厅外等候。不久，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禀明来意，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摇手笑言：“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谨慎，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一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大有作为，应予重用。”
李鸿章很是惊奇，问：“还没用他们，大人您如何看出来的呢？”
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在厅外见到了这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态度温顺，目光低垂，拘谨有余，小心翼翼，可见是一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供应一类只需踏实肯干，无需多少开创精神和机敏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神色不端，可见是个阳奉阴违，机巧狡诈之辈，断断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气宇轩昂，目光凛然，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将来成就不在你我之下。”
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日后立下赫赫战功并官至台湾巡抚的淮军勇将刘铭传。
可见，只有准确地识人，看出他的性格、性情，才能有针对地使用他们。
曾国藩在选人方面坚持三个原则：要求不能过高；首选血性忠义之人；德才兼备，以德为重。
第一个原则：要求不能过高。
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一样。每个人必有所长，也必有所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因为他自己就是有所长也有所短的一个人。比如统领将帅规划战略他很在行，但是亲自指挥作战他可以说是屡遭败绩。因此，他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就看怎么去发现和识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阁下眼界太高，将来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程子曾经对司马光说：愿相公宁愿受一百个人的欺骗，也没有使好贤之心从此而没。阁下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降低取才的标准，获取的人才也渐一天比一天多了。
曾国藩认为，挑选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拘一格，评判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他说：“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特地提醒下属不要因资历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说：“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所以，他因奉旨在家乡组建团练起家，湘军自然以湘人为多，但他确实网罗人才不分地域。其幕府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求才，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兴起更离不开他的扶植。
选才不拘一格不只是不受地域的限制，还要不受出身、资历等的限制。他手下的大将，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第二个原则：首选血性忠义之人。
曾国藩提倡的是不拘一格选人才，这并不是说他选拔人才是没有标准的。相反，曾国藩在选拔人才上有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而有血性够忠义，是选人的最核心标准。他说：“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缺乏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
曾国藩强调血性，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湘军训练成一支“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部队。
《中兴将帅别传》一书中描述说，曾国藩“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然一败再败，但斗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当作战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战场上居然表现得如此凶悍，完全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都有一股所谓的“忠义血性”。
第三个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重。
司马光从德和才两方面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曾国藩曾说：“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这段话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
曾国藩所谓的“德”，含义很广泛，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属于“德”的范畴。对“心眼太多，好说大话”的浮滑之辈，曾国藩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一直强调“崇尚朴实，杜绝浮华”，厌恶油嘴滑舌的夸夸其谈。他认为“湘军的优点，全在于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如果官气增加一分，那么血性就必然要减掉一分”。“湘军向来不喜欢用花言巧语的将领”，“凡是不经过深入的思索，就信口开河的，我从来不跟他们说长短。”
到了晚年，多年的经历让曾国藩发现，德才兼备者没有几个，大凡愿意出来做事的，大多都好名、贪财，因此，他在选才标准的认识上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变。他总结说：“对有才无德的人，应当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需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就可以了。”显然，这时他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上已有所让步。
一日一心得
选对人才就是选择成功，得力的人能够给你巨大的帮助，而不得力的不但不能给你帮助还会坏你的事。所谓得力的，就是有德行，有血性，对事业够忠诚，又有才能的人；所谓不得力的，肯定是没有德行的，至于其他的，才能也许很高，但是会不会帮助你，会不会用在正途上，则很难说。当然，首先，你必须能够发现你需要的人，这是前提。
用人以长，不计小节
曾国藩语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也应用其长。
清代思想家魏源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人都是各有所长的，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要想成就大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必须借助有才之人的帮助才可以，所以，他很善于使用人才，让人才为自己的成功助力。曾国藩认为，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面的缺点就有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把能否“得人”即解决人才问题，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一再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