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缺点和短处，同样的，每个人也都有优点和长处。不要以偏概全，光盯着别人的缺点，更要看到别人的优点，进而利用别人的长处成就自己。曾国藩用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用人以长，而忽略其小节。这首先得益于他对人才的清晰分类和深刻的认识。
他把人才分为了以下十种，而且分析了各自的优劣：
一是节清之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对社会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众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文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文章千古，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由此可见，无论是怎么的人才，无论在哪个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和高深的造诣，也都不是样样精通的，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些缺陷并不妨碍有识之士让他们一展才华。于是，曾国藩强调了在使用上述的人才时，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扬长避短。
曾国藩在用人上一直坚持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是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推荐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将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多次出国学习考察，就让其负责操办对外贸易事务；他深知李瀚章、郭嵩焘等有理财之能，便任命他们担任财物部长，负责筹集工资粮饷之责；他深知赵烈文、薛福成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担任文书工作；他深知李善兰、华蘅芳等熟悉工程技术，就聘任他们负责产品研发。
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容闳后来评述说：“当时聚于曾文正之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如此众多的各方面的专家，就是他用人以长的结果。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都有比我们强的方面。我们要学会把这些长处用在对自己有帮助的地方，而千万不要妒贤嫉能，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心里不舒服，那是成不了大事的。
用人以长，首先要了解人之长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物尽其用。相反，如果因为某人有缺点而故意疏远，或者干脆不用他，那就有“因噎废食”之嫌了。有缺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他的长处是不是你需要的，能不能为你所用。
一日一心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圣人，也一样有不知道的事情，也一样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所以，使用人才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专长在什么方面，然后将他安排到最能够发挥其专长的岗位上，用他的专长帮助你完成事情。而不要因为他身上有某个缺点，就否定他的全部，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曾国藩语录：若佳人人建言，参互质怔，岂不更为核实乎？
“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是我们现代人才管理中常说的一句话。很多人并不是没有才能，很可能是待错了位置，才导致自己的才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因此，要想人尽其才，就得先才尽其用，这就需要领导者能够做到知人善任，量才器使。这样才能保证把合适的人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也才能保证每个位置上的人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才能。
知人善任的例子，历史上有很多，比如：曹操让作风正派、清正廉明的崔琰和毛玠去主持选拔官员的工作，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都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任劳任怨的枣祗和任峻两个人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曹操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其中，大将张辽独当一面，曾经在逍遥津大败孙权，差点就活捉孙权。
毛主席也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领袖。他发现了罗荣桓是个人才，经他的介绍，罗荣桓被破格提升为红四军政委。当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是林彪。林彪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打起仗来比较灵活，但个性很强，性格古怪，刚愎自用，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别人很难与之共事。在物色红四军政委的人选时，毛泽东考虑到这个人除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外，还必须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在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经过他的慎重考虑，选中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毛泽东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已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罗荣桓上任后，在红四军开展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罗荣桓把军事训练、后勤工作也抓得井井有条。性格偏狭的林彪也感到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
知人善任，当然首先得有人才，广纳贤才只是使用人才的第一步。其次，让人才在合适的位置上各尽所长。如果你招纳的贤才很多，却不能让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还是等于没有人才。知人善任，包括知人与善任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为政之本，在于选贤”，选贤务必知人善任。知人就是要了解人，善任就是要用好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通过知人以达到善任，又在善任中进一步知人识人。
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曾国藩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也就是在“广收”的基础上要“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这里的“慎用”就是知人善任。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
曾国藩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深刻认识及对人才的重视和善用，在当时是有名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曾说：“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左宗棠对此也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足以说明曾国藩知人善任，他最早培养提拔的“干部”，大多都官至高位，封疆大吏也有多人。
曾国藩喜欢读《史记·高祖本记》，特别是欣赏刘邦赞称萧何、张良、韩信三人的一段话，刘邦文武平平，后得天下，可以说全在于使用这三个人，而使这三人各尽其才，便是刘邦的本事。曾国藩以文人身份带兵，深知自己打仗既无才，又无经验，所以，他时刻不忘像刘邦那样，选好人，用好人。
要真正做到知人善任，量才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曾国藩主张“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因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时加以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
曾国藩幕府人才众多，但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个个都有真才实学。在量才录用的基础上，曾国藩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他幕府中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水师将领的，有操办对外贸易的，有担任财物部长的，有担任秘书工作的，有负责产品开发的。各种人才各展所长都是曾国藩推荐提拔的结果。
一日一心得
知人善任，知人要做到“五不”：不以好恶而取才；不以妒谤而毁才；不以卑微而轻才；不以恭顺而选才；不以小过而舍才。善任要做到“五坚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重用人才；坚持用人所长；坚持注重实绩；坚持明责授权。
选对继承人很重要
曾国藩语录：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
古语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父一辈花几十年时间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等到了下一代手里，往往几年时间就衰败了。虽然世事的变化是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选好接班人，或者说所选的接班人并不具备管理的才能。所以说，要想使基业保持长青，选对继承人很关键。
曾国藩曾经说过：“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他常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在曾国藩看来，办事离不开人，善用人者，虽弱必强，虽衰必兴，不善用人者，虽强必败，虽盛必亡。
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减弱，相反还被继承了下来，并且支撑了晚清摇摇欲坠的危局。而继承了曾国藩思想的就是李鸿章。
清末学者夏震武这样评价曾李的一脉相承，他说：“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李鸿章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权倾朝野，主持清廷内政外交达数十年之久，固然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识有着密切关系。但曾国藩对其精心培育、着意栽培提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李鸿章本人也自称不仅为曾国藩门下“传教习教之人”。而且是曾氏“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
李鸿章于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这期间，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天国起义后，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李鸿章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由于两个人有师生之谊，李鸿章以为事情会很顺利，但是没想到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把李鸿章晾了一个月。后来在陈鼐的劝说下，李鸿章才进了曾国藩幕府。原来，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他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打磨他的棱角。此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