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曾国藩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对自己的短处要勇于向别人承认。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曾国藩始终不放松对自己的检点，常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要着手去改变、去完善。曾国藩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开始注意结交名家，向名家多学习，使自己向他们看齐。他当时比较推崇的有两位，都是当时的理学重要代表人物。一位是大理寺卿唐鉴，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鉴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的门径”；“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另一位是著名理学家倭仁。倭仁每天从早到晚，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为了学习倭仁，曾国藩也效仿对方：每天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检点自己；他还为自己规定了12门课程，每天照着执行；将所写笔记定期送倭仁批阅。
另外，曾国藩还与当时的一些京师名流学者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使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曾国藩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绝不换读他集。”
在这些人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学习下，曾国藩无论是性格还是行事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他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可见，一个人只有深入地了解自我，才能有正确判断其他事物的基础。所以先深刻地认识自己才是进步与修身的基石。
国画大师张大千很有自知之明。徐悲鸿曾经称赞他可以领五百年画坛之风骚，然而张大千说了一番话：“当代的我国画坛，人才辈出，我侧身其中，常感得益良多。真的，不是说客气话，能把山水竹石画得清逸绝尘，我不及吴湖帆；论气韵的刚柔相济，我不及潘心畲；明媚软美，我不及郑午昌；画瀑布山岚，我不及黄君碧；论寓意深远，我不及陈定山、谢玉岑；画荷菱梅兰，我不及郑曼玉、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方寸所囿，我不及钱瘦铁；画花鸟虫鱼，我不及于非闇、谢稚柳；画人物仕女，我不及徐燕荪；画鸟鸣猿跃，能满纸生风，我不及王梦白、王慎生；画马，则当数你徐悲鸿先生，赵望云当然也是佼佼者；还有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道兄无一不在我之上。徐先生说我能领五百年画坛的风骚，我哪里担当得起啊！”张大千一口气能说出二十多个画家的名字和他们的艺术特点、风格，一连都说“我不及”，想必一定是对自己、对他人有了深刻认识才能做到，而绝非虚情假意的自谦。
因此，儒家认为，能够客观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不看低自我，更不看高自我，发挥自己之能又不强己之难，便是一种明白、一种聪明、一种精明。
一日一心得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改变、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知之明是修身养性的前提和基础。
可以有傲骨，不可以有傲气
曾国藩语录：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于此字致于颠覆。
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交勉之。”
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和曾国荃时常有骄傲的姿态，特别是曾国荃，他在为朝廷建立功勋之后，几乎是目中无人了。这样的处事态度让曾国藩十分担心，于是多次借由书信训勉告诫曾国荃，期望他能有所省悟改进。
关于懒惰、骄傲的告诫，在曾国藩的整部家书中俯拾即是。曾国藩曾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又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更多的则是自我检讨：“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
孔子曾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更把“骄乐”归于损者三乐之一。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做人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气”和“傲骨”虽一字之差，实际上却相去千万里。傲骨，是不动声色，“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的真实写照；傲气，则是哗众取宠、盛气凌人的绝妙表演，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最好注释。傲气是人心浮气躁的表现，而傲骨则是人品性顽强坚毅的反映。
“介子推傲骨拒晋公”、“张良傲骨归山隐”传为美谈；“项羽傲气失江山”、“罗成傲气命不长”让人惋惜。人应该有傲骨，而不应该有傲气，因傲而致败的例子，真实不胜枚举，很多事情都坏在“傲气”上。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
“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核查，果然如宇文融所说。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等待着朝廷给他的处分。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并没有另加惩处。
一个最得宠的大臣，他的傲慢在人际关系中主要体现为三点：对上司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曾国藩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作法，这样一来势必树敌太多，使自己陷于孤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位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谦逊是医治“傲慢”的良药。曾国藩不仅自己“谦逊”，还常常以此来告诫、约束部下。有一次，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曾国藩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在心。”他还经常以“谦逊”二字教导鲍超说：“观古今以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专以刑幕为重，公事繁琐，不如专心论兵。阅历较实，名望亦隆。文移体制，外任与京秩不同，自宜以谦。”
此外，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谦逊并非自我贬低、自我否定，而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自我肯定。只有那些肤浅而又短见的人，才喜欢在大家面前粉饰、吹嘘自己。他们总是陶醉在自我营造的一种浅薄、自命不凡的感觉中。这样的人即使得势也不会长久的。
如果说傲骨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人格、一种素养、一种知识和道德综合后的存在，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那么傲气就是一种浅薄、一种庸俗、一种偏狭、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是人性中极为低劣的恶习。
让我们记住老子的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一日一心得
“骄傲使人落后”，当一个人被傲气支使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他失去的不光是已经拥有的名誉、地位，还可能是生命。只有彻底放弃这种庸俗、浅薄的恶习，才能放低姿态，放平心态，以谦逊的态度来督促自己学习，才会以不知为耻。
管住自己的嘴巴
曾国藩语录：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
《朱子家训》有言：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意思是说：居家过日子，禁止争斗诉讼，一旦争斗诉讼，无论胜败，结果都不吉祥。处世不可多说话，言多必失。《曾国藩家书》中说：“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满口大道理的人，不一定是亲身证得的。一个人做事要有头脑，而不是夸夸其谈。人，一口二手，所以，要少说多做。
言多必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古人尚且对此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交流渠道众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多加注意了。现时社会中言论虽然较之古时有较多自由了，但谨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至真的道理。多言，被曾国藩列为三戒之一。这是因为曾国藩年轻时候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经常因为言语刻薄而得罪人。有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不但自己遭到了别人的讥讽，还让他很是尴尬。还有一次，上早朝时，他随口说了几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引起了同僚们的纷纷猜忌，结果搞得大家都疏远他，让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决心戒除自己多言的毛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七日，曾国藩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他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习惯一旦养成，戒除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三天，好友冯卓怀来访，他们于是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席间曾国藩和友人交谈甚欢，忘记了谨言的决心，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感到非常的后悔，同时也对自己愤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在不断的修炼中，曾国藩认识总结出了多言的害处：
1.多言生厌。话太多了就容易让人讨厌，有事没事总在不停地说，好像自己什么都懂，别人都是傻瓜一样。
2.多言招祸。俗话说“祸从口出”，说得多了难免就有不该说的说了，不能说的说了，或者主观臆断，说出的话就好像挑拨离间一样。
3.多言致败。所谓“守口如瓶”，一个多言的人必然是缺乏警惕性，没有保密意识的人，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全图一时口舌之快，导致给自己埋下失败的伏笔。
4.多言无益。话多了伤气，说话太多，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由此可见，多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与其多言，还不如多行。我们常说“少说多做”，实干才能出成效，夸夸其谈永远是不可能有成绩的。
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是言语迟钝，结结巴巴，不善表达。“敏于行”则正好相反，敏是敏捷，手脚勤快，反应迅速。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要谨慎地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把思想化为行动，切忌空想，说空话，或说了，想了，却又不去做，不去行动。聪明的人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他们在说话前都会深思熟虑，才不至于流于胡言乱语而招惹是非。相反，他们做事却从来不会拖泥带水的，以养成雷厉风行的性格。所以，《曾子·修身》曰：“行欲先人，言欲后人。”
曾国藩谨言的效果是显著的，他多言的毛病也确实改掉了。他从中认识到了慎言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告诫身边的人也要慎言。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一开始，不懂得官场规律，总是多嘴多舌，言出无状。曾国藩看到这些后，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了是否北上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而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的话。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是高兴，在给两个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做文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很多时候，一个人说得越多，错误和漏洞就会越多。在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喜欢多说话，好像他们博古通今似的。这样的人，以为别人会很佩服自己，其实，只要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会不以为然。古希腊有一句谚语：“聪明的人，借助经验说话；而更聪明的人，根据经验不说话。”西方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雄辩是银，倾听是金。
一日一心得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说得多自然出问题的几率也就高，错误和漏洞也就多，给自己、他人带来的祸患也就更多。一个人只有一张嘴，却有两只耳朵、两只手，所以，我们要少说、多听、多做。成绩来自于实干，而不是夸夸其谈。
有先见之明才能抓得先机
曾国藩语录：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
做事有先见之明是很重要的，先见之明能够对事情的发展有预见性，能够提前判断事情发展的方向，从而即使采取应对措施。这样就可以减轻危害的程度，甚至避免危害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