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大写的家国之书是蔚蓝色的，那是科技与实业救国的强国梦，有着设计构图般质地的线条，由一批科技界和实业界的精英沾着现代文明的墨水，将蓝图亲手书画在中国的天空。
一：兵马司胡同15号院的小楼
母亲，这封信是在北京我的家中给您起的头。小家迁往北京时，我知道您并不放心，然而天长日久，有谁熬得过时间呢，您已开始面对现实，我却依旧两头不舍，北京与江南并举，来回穿梭。说起来，我接着要寻找的这个家族，亦是近百年前举家从月湖畔迁往北京的，我与这个家族唯有在北迁这一事件上，尚有着些许的相通。
其实从南方迁往北方的家族并不少见，北京就有我母系家族的一些亲戚，比如多年来，您的堂弟就在北京脚踏实地地发展着事业。但我现在要寻找的这个人的足迹，却是我搜遍我家族的任何一个角落，也不可能找到的。
这个人太独一无二了，以至于我竟然找不出任何人可以与他类比；这个人博得了我极大的敬仰，以至于我进入新年的第一篇博客写的就是他；这个人对我心灵的冲击是近年来少有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把他定位为我这封信的主角。并且，就在此刻，就在这遥远的北国的隆冬，在没有任何人指点的情况下，我怀揣着这个人的名字，开始寻找他的踪迹。
我是从北京沙滩的红楼开始出发的，红楼大铁门右侧高大的大宣传板上，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名字赫然在目。八十年前，这个人的名声曾经和他们平起平坐，后来他渐渐成为前尘往事，供后人探索研究，或赞叹一番，或叹息数声。此刻，我路过北海，我路过故宫后门，我路过北京东四，我路过羊肉胡同，板砖胡同，领赏胡同，大院胡同，我路过七匹狼鞋业店，沙锅居饭店，阿米尼电动自行车铺，苏氏牛肉店，永康口腔医院，我路过罗威、薇薇和蒙娜丽莎婚纱店——我终于找到了兵马司胡同。
巷口人来车往，一派现世尘埃，我站在小豆腐家常菜的鸡毛小店的门口，心突然就大热了起来，我想往着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地质学家，这位后来一度曾被视为“罪重当诛”的通辑战犯，这位后来的被赦免的回归祖国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位最终在十年浩劫中沉默死去的老人，这位今天重新被定位认识的先贤。当我不了解其人之时，他在我眼中，不过是吴越大地上一位科学名人兼前朝旧臣；当我开始了解他，走近他的命运时，我不止一次泪洒衣襟，仰天叹息，感慨不已。而当我走进他的心灵，了解他全部的命运之后，他成为我心目中深为敬重、视为楷模的前辈。
此刻，我把他的名字和他心中曾经绘制的蓝图，一并画在蔚蓝色的天空上，乃是因为他虽然曾经把理想的宏业建立在中国的黄土高坡，并深陷二十世纪上半叶复杂的政治漩涡，但他依然是那一代飘扬出海的、接受蔚蓝色文明的、勇于担当的、自由而又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
翁文灏先生（1889—1971），他有太多的第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
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
中国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
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
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
中国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
中国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
中国现当代史上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
中国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
中国“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
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田的开发组织领导者；
而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翁文灏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以及对家国的极度思念之后，他选择了新中国。1951年，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
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对翁文灏这样一个人特别地心有独钟？是因为他一定经历过我也经历着的那些困惑吗？可他又是怎么样冲破茧壳，化蛹为蝶的呢？
或者，也许他并不曾真正的化蛹为蝶，他在中国现代史这个无与伦比的大舞台上，在无比艰辛的幻变过程中被卡住了。他已经看到了蓝天，却依旧身陷黑屋，好不容易挣脱，却时不再来，他的美丽的翅膀并没有真正舒展。他的一切终结在门槛之外，却给我们留下无尽的仰望与遐想。
我想寻找翁文灏，是想与他的灵魂对话。我的对话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命题来归纳，那就是：一个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安身立命，究竟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为我们的家国奉献赤子之心？
这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思考过它，而翁文灏却在中国最大的历史舞台上实践过它。
此时的翁文灏，他的依稀踪影，究竟又在哪里呢？
翁文灏与北京兵马司胡同的关系，我还是在网上查到的，然后，就带着朝圣般的心情，从杭州直奔北京，直奔兵马司胡同。
兵马司其实并无一兵一马，明朝末年，笑笑生写的《金瓶梅词话》，引用了许多当年流行的俗语、谚语、歇后语，其中有“兵马司倒了墙———贼走了”一语，形象地反映了明代北京的一些史实，细究起来，倒十分有意思。
百年光阴弹指间，今天，还是那些遛早的老人、那些为生计奔波的商贩、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从光影交错的兵马司胡同口掠过。我漫步在这条古老的胡同，清幽与娟秀相伴，一尺之外，已成静土，古老的槐树与灰色的墙壁，让我们恍然于往昔与现实。胡同中目前还有若干四合院存在，更多的是诸如国家档案局的宿舍楼、联合大学的分校、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存在。相比而言，我要找的地方，太无声无息了。
终于找到了兵马司胡同15号，这正是当年的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门口立了一块石条，石条斜面上刻着“民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字样。此处离当年繁华的西四牌楼不远，闹中取静，1916年初，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搬到了这里，是至今留存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旧址。
一项科学的重大发现，一项科学的理论和学说的诞生，或者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和一个名人或者和一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又往往是和一个历史的遗存联系在一起的。芦沟桥因此意味着七、七事变和后来的抗日战争，北大的红楼就几乎是五四运动的象征。而站在兵马司胡同9号前，我们则看到了一座近百年前中国现代史上科学的圣殿。
当时的中国战乱频仍，政治混乱，经济衰敝，一方面科学研究难以维计，另一方面，新式教育刚刚起步，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地质学的概念。近代科学在中国缺乏文化基础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地质调查所从这里艰难起步。它占地4亩零8厘，有三座靠募捐建的小楼。院落沉淀了中国地质事业的一部艰难的创业史。“兵马司9号”成为一个多学科开拓的科学机构，是当时中国地质学，包括矿床学、石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学术中心。
来寻访之前我已经查阅了有关资料，知道了这三幢楼的来龙去脉。
第一座楼为座北朝南的南楼，是1920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会同农商部矿政司司长邢端发起募捐、筹建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共募集捐款3万9千余元。当时的黎元洪大总统捐资1千元。图书馆工程由德国雷虎公司承建。藏书4千余册，并已经具备较完善的图书服务基本功能。号称是东亚第一地质图书馆。那时一战刚结束不久，丁文江为敌国建筑师承接工程一事，专门呈文请农商并外交部批准。图书馆在一片旧瓦房中鹤立鸡群，是20世纪初的德国民居样式。
1921年9月，图书馆落成揭幕时，胡适在《努力周刊》一周大事点评中作过这样的评论：“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这座西洋小楼里有丁文江的办公室，图书馆一层会议室里更是群英荟萃，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酝酿仿照伦敦地质学会的样子，办个团体，1922年初，拥有26名创立会员的中国地质学会在此成立，并长期在这里组织学术报告会。
第二座楼便是翁文灏的办公楼。1928年冬，地质调查所的核心办公楼在兵马司9号落成使用。这是一幢德国样式的二层精致小楼，是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叔祖贝寿同设计监修的，此人乃为由中国到西方学习建筑的第一人。说到盖办公楼的钱是哪来的，亦有一段掌故。当时政府无钱，盖办公楼要靠多方募捐，结果楼虽盖好了，还有不少亏空。所长翁文灏一面挪用学术刊物的印刷费应付建筑商，一面呈文农矿部要钱。钱下来了，区区500元，尚不足建筑师贝寿同的设计费。当今院士王恒升那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翁文灏带着他去矿厂“化缘”。矿主正陪来客躺着抽大烟。王恒升拿着化缘簿子，毕恭毕敬站在一旁，堂堂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急得满地打转。好不容易矿主抽完了，问来者何为，两位书生好言相求，总算矿主心情好，在簿子上签了钱数后，王恒升赶紧去柜上支取银票。几十年后，两位去“化缘”的学者先后成了院士。后人提起往事，这样盖起的楼，这样难堪的知识分子，至今让人扼腕叹息。
兵马司胡同的第三座楼为沁园燃料研究室，它是一个人独捐的——金绍基——丁文江和翁文灏的好朋友。金绍基以父亲金焘的字“沁园”命名了这座三层楼。金绍基早年留学英国，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在北大兼过化学课，黄汲清、李春昱、朱森都是他的学生。金沁园的后人中有三位名人：长子金绍城，1920年与周肇祥等人发起和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孙子金开英，中国石油界的老前辈；外孙王世襄，学贯中西的文物大家。
1930年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地质调查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丁文江和翁文灏对国际地学界的水平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他们重视寻求国际合作和聘请高水准的专家，为中国的地质工作制定了高标准和高起点，以期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翁文灏执掌地质调查所以后，一直在试图创造一个中国式的地学大家庭，为学者营造一个适宜发展和能够交流学术的环境，以推动学科的迅速发展。地质调查所成为颇有影响的地质学学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