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之后，黄汲清院士说：“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首届院士，地学界占6人，其中出自兵马司9号的，就有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等四位。1949年后，曾先后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近50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如尹赞勋、裴文中、贾兰坡、李春昱等人的名字，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如今，“兵马司15号院”已经成了三栋筒子楼。尽管院门口挂的蓝色标牌上写着“保护院落”，但院子里看不出当年印记。自行车随意停放着，三栋楼外墙开裂，颜色深浅不一，其中南楼的坡顶变成了平顶，院落中一架隆冬季节的丝瓜架，挂着一些已经封干的丝瓜筋。面对正门，坐北朝南的那幢西式洋楼，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图书馆吧。虽然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岁月，楼房倒还依旧保留着其破而不败，衰而不颓的气势。院中几位老太太，正在晒衣，听说我是从遥远的江南翁文灏家乡来的，热情地请我自便上楼寻踪。
走上楼去，支离破碎的玻璃，咯吱作响的楼梯，蛛网横生的墙壁，还有在简易厨房里做饭的居民……图书室变成了杂物间，楼外楼内情景大相径庭。楼下住着72家房客，楼上已经成了仓库。整个楼房内部确实已经到了近乎于危房的地步了。
虽然，这三幢楼白天进入走廊无一不需要开灯方能看清。虽然，圣殿似乎看上去已经成了蜗居。然而，沿着那虽然衰败却还依旧结实的木楼梯拾级而上，我依然似乎还可以看到当年学界前辈们辛勤的身影，听到他们热烈的讨论。那感觉还完好地保留在尘封的夹道里。真的，不信你去走一走。
回到楼下，一位老先生恰巧出的门来，热情地给我指点墙上一块石刻铭碑，说这就是当年的故迹。这块石碑被杂物遮蔽，离我站的地方又较远，我怎么看也看不清楚，只知道这是一块当年出资者的名单。
回头问老人们，当年翁文灏的办公室在何处，他们指点我说，就在隔壁西楼。踏进西楼，楼道里充斥着一股发霉的味道。里面烟熏火燎，墙壁上积满灰尘，蛛网横生。这里住着30余户人家，不少居民就在楼道里搭起简易厨房，烧火做饭。虽然如此，那由红蓝二色构成的六角形图形拼成的马塞克的地板依旧还在，我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来到二楼。不到20米的木楼道里，昏黑一片，摆满了各种生活杂物。好在天窗很高，一束光射下来，一位老人从一扇门中出来，警惕地问我一个人站在楼道里干什么。我一说翁文灏三个字，他很客气地指了指他出来的那个房间，说这就是当年翁文灏的办公室，也是他现在的卧室。
老人姓杨，我走进他的屋子，他的老伴正坐在沙发上，家俱把屋子塞得满满，红漆地板已经被磨出了原色，白铁皮的暖气片和窗架也是当年的原物。老人指着窗口，告诉我，当年翁文灏就在这里放着办公桌办公。屋子不大，但有两扇门，一扇前门是让秘书出入的，带着一个袖珍型的门厅。另一扇后门是翁文灏的专用门，坐在窗前，可以看到窗外内敛而又萧索的北国的天空。
此时我的心被深深地暗涌激动了起来。1927年2月9日，由所长翁文灏任副会长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正是在这个院落中成立的。当时的学会聚集了跨部门的中国冶金、采矿冶金和地质行业的学者，他们笃信实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学会疏通了一脉活水，对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学术园地起了积极的作用。近80年之后的2004年6月，台湾矿冶工程学会学员藉来京开会之机，专程到兵马司9号寻根。老秘书长带着他们，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地走，并不断弯腰致敬。他们是一边鞠躬一边参观完这个破旧而又神圣的院落的。直到此时，我站在他们深深致意的地方，方能够理解这些来自宝岛的地质专家们的心境。
关于翁文灏，我好象再也找不到其余的蛛丝马迹了，依依不舍地走到大院门口，心里终究还是不甘，重新折了回去，再到那石碑上找。这块石碑，正是当年捐资者的功德碑。所谓树碑立传，意义全在后人矣。我踮起脚来，一遍一遍，伸出手去，抹去岁月的尘埃，突然我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在众多的捐资人名字中，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字，在鉴修人、技正丁文江名字的旁边是技正章鸿钊，在章鸿钊旁边的正是佥事翁文灏——我正是为这个名字而来的啊！
从兵马司胡同出来，我专程又去了地质博物馆。心里是抱有很大的希冀，想从中再多知道一些有关翁文灏等一代人的情况。地质博物馆离兵马司胡同不远，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且十分宏伟的建筑物。进了博物馆大院，正门迎头所见便是李四光的大型半身雕像。雕像后面则摆放着一些形状和色泽各异的岩石标本。走进博物馆，想了解一些地质学家的资料，问不出所以然，向工作人员问及兵马司胡同，倒是听说过数年前有关兵马司胡同9号展，不过早就撤展了。好消息也是有的，早就有20几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重修兵马司胡同9号，温家宝总理也有批示。早晚，这中国现代史上科学的圣殿会重现光芒。
母亲，我想您多少比我更应该知晓这位大人物的。1948年秋天，当您从鄞州正始中学刚刚毕业时，这位同样也是鄞州人氏的翁文灏先生，也恰恰经历了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危机，从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位置上辞职下台。六十年前的金融券风暴，我只是听说，您想必却是经历过的。而此刻，要想真正了解那个把理想的家国之书写在蔚蓝色天空上的翁文灏，还是先从你们共同的故乡东海之滨的宁波开始吧。
二：从鄞州石塘驶向海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又相信另一句话，叫做“落叶归根”。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他的根究竟在哪条河边，哪座山下，哪株树旁呢？正是凭着这样强烈的寻根意识，我前往翁文灏的生地——鄞州高桥镇石塘村。
行前阅读翁文灏的诗集，知晓晚年居住在北京的翁文灏对故乡有着浓浓思念，他写于1965年的诗行《山下庄》此时就在我的心里反复吟诵：邻集地名山下庄，农村仙境美无双；
濒河田富凭耕耘，足食人耕种稻粮。
坡不峻高风物丽，水能浸灌获收良；
至今尚忆乡居趣，转眼迁移劫后桑。
而他写于1966年的另一首诗、也是翁文灏在77岁时写的《石塘》里的诗句，完全正面描写故乡，抒发他对出生之地的无比思念：鄞西秀丽石塘村，临水倚山生地存。
灌稻清波桥碶保，映窗霁色景光吞
登科兄弟祖留额，隔户乡农旧有痕。
初学之乎亲训导，得承教养沐深恩。
如果以鄞州的区政府所在地钟公庙为中心，那么，翁、马二家正好就在中心的两翼。如若我坐北朝南，那么，鄞州就象一只展翅的蝴蝶，石塘正在鄞州的右翅，鄞州的西北面。此处位于鄞西北四明山麓，属于半山区，西南依山，北傍姚江，距宁波市10公里，从前陆路不便的时候，行船便可直达。今天已经没有人舟行石塘了，我们坐车近半小时就到了目的地。
从市区驱车往鄞西方向行驶，依石塘河曲折前行，直奔翁家，至一晒谷场前停车，抬头所见，正是翁文灏出生的故居。
高桥镇石塘村翁文灏故居前，是一条碧波荡漾的河流，而故居背后，则是山势不高却清秀葱郁的石塘山。依山傍水，人杰地灵，石塘翁氏在当地是商贸世家，从开设销售酱醋、酒米的店铺，一点点将家业壮大，到翁文灏高祖及曾祖父期间，达到鼎盛，翁氏家族遂以经商致富而崛起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以来，传统的绅商世家与时俱进，形成崇尚科学文化的现代家族之风，涌现出一个科技人才群体，其中辈出教授、学者、医生、银行家、技术专家……等高级科技专家，其层次和密度之高，举世罕见。
屈指一算，现当代史上，翁氏家族中出现了中国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地震学创始人之一的翁文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勘探之父”、自然灾害预测大师翁文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控烟之父”医学家翁心植；曾任石油部工程师、“中国输油第一人”的翁心源；曾任美国总统顾问、著名钛金属专家的翁心梓等。
而在翁氏家族从绅商人家进入科技人家的关键时刻，实行现代转型的核心人物，毫无疑问，非翁文灏莫属。正是翁文灏，以他的辉煌成就和献身精神，将其科教救国、实业救国、文人从政的思想，纳入了其家族成员的人生轨道，构成了翁氏家族的传统精神。
翁文灏出生时的晚清，石塘翁家的风光已今非昔比，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翁氏故居，气势依然不弱，总面积达800平方米，四周围墙高大，起防火、防盗的作用。整个庭院坐北朝南，正屋和后屋均为面阔五间的两弄楼房，前后有过街楼相通，左右有经堂、花园等附属建筑，房子是砖木结构。而一些石雕、木雕等，至今依然保存得比较完整。庭院的石板地干干净净的，整个院落很开阔，这个大院里如今居住着约20户村民，过着各自柴米油盐的生活。而翁文灏这一脉的人，早就离开石塘，一些后人如今都旅居海外。大门口一块院牌端端正正地写着：翁文灏故居。这正是目前翁文灏在故乡的唯一故居。
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找不到翁文灏曾经在此出生、居住的蛛丝马迹。一位周姓老伯对我们讲述了翁文灏旧居往事，多少描绘了上世纪翁家的景况。旧居依托石塘河而建，近处是一座碶闸，潺潺流水经久不息，翁文灏的青少年时代就在这浆声灯影的江南水乡度过。故居1949年之后经历了土改，分给了当地村民居住，一度又成为公社所在地。我绕楼参观，登楼眺望，住房既已分给村民，自然不便进入，所幸那位周姓大伯乃烈士家属，专门在此迎候我们，他做为厅堂的屋子墙上挂着一张青年军人的遗照，这位海军战士名叫周文良，是在国防前线牺牲的烈士。遗像的旁边写着一幅对联：日月共辉功臣府，春光永驻军人门。
我瞻仰着遗容，想起了翁文灏，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是他这个白发人送的黑发人。大儿子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小儿子和这位周文良一样是位烈士，作为抗日军人，国军飞行员，牺牲在抗战前线中国的天空。但是母亲，我要告诉您，在这幢院落里，我最想了解的是另一个人，那个给予翁文灏生命的女人，那个年轻的母亲。我楼下楼下地寻觅，明知不可能有这个只活了23岁的女人的踪影，依旧不甘心就放弃了寻觅。且用这种方式来凭吊那因绝望在这幢院落里自杀而亡的女人吧。她被迎进这幢翁家大院，欢乐与幸福却是如此的短暂，八年之后，她就死在这里，和她的大孙子一样的终结，一样的命运。
1889年7月26日，一个男孩子出生在石塘枕山居的翁家。翁氏大家族第十一代长孙呱呱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