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盛垫的马家一样，翁家亦非世代鄞州土著。其祖藉原为闽北，初祖宗行公，相传为明末义军、民族英雄张苍水的部下，兵败后逃匿至鄞州石塘，从此便以撑船摆渡为生。
宗行公一口闽北音，遇到宁波人那一口石骨铁硬的方言，两下里硬碰硬，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头，总算为人忠厚老实，扶老携幼，照顾弱小，天长日久，乡人终于接纳了这个外姓人。从此落下根来，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死心踏地地在此长做了鄞州人。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接上，下一代总想比上一代过得更好一些。那闽北义军的后人虽也还在农余趁人摆渡，但稍带着便做起水上的贸易，将乡里酿的老酒、米醋、酱油运到城里，再从城里稍些日用百货，天长地久，蚂蚁垒窝，竟然也积下一份薄资，在石塘就开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当起小商贩来。
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高祖开字辈，那翁家的三兄弟开明（1786-1853）开忠、开阳，已无法同时在那小小的杂货店里容身了。按了宁波人的习俗，老大开明乘着一艘小船，就此别了故乡，去了尚未开埠的上海，从此跸衣篮缕，数十年奋斗，在上海滩竟然也就挣下了一份家业——一个名叫裕大酱园，另一个是酒米铺。而在家乡石塘，他还挣下了一座裕丰造酒坊，翁家殷实的底子，就此铺下。
翁开明的长子名叫翁景和（1823-1877），他自小就跟着父亲在沪上经商，耳闻目濡，心中盘算，是一把做生意的好手。鸦片战争之后，他看准了洋布生意好做，便抓住商机，投下血本。
1877年，对翁家，实乃是悲喜交集的一年，那一年，翁景和在今天的上海南京路开设了大丰洋布店，人称翁大丰；同样是那一年，他的父亲翁开明去世。他是带着对长子的无限希望和深切的祝愿闭上眼睛的。翁景和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是那么样的勤奋聪明，又是那么样的志向远大。不出几年，在上海、杭州、天津、宁波、衢州都开出了自家的分号，包括的产业五花八门，从打锡箔到开银楼，从南货店到养渔塘。翁家的财产积累到了200余万银两，而翁景和也由此成为早期宁波帮的代表人物。
中国人发财总是要衣锦还乡的，翁景和也不例外，就在石塘村大兴木土，在翁氏宗祠的西首建造了新宅，并由其已经当了内阁中书的长子翁运高题额：枕山居。这位翁运高（1839-1889），便是翁文灏的祖父。
原来这翁运高运气的确是高，因为几代人的经济积累，到他这一代，家族资产已经非常殷实，足以供他读书。这富贵二字，富虽在前，但中国人从来是“贵”字当头的，既然已经有了钱，自然便要去博得功名了。翁运高走了科举之路，1855年，他才16岁，便考取了举人。到1862年，又中了副贡，1865年，他获授了内阁中书。一个26岁的商人之子，就这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考上了朝廷的命官。
真是富也不过三代，也许是钱看多了，翁运高对金钱已无热情与欲望，当了朝廷命官，更觉“士农工商”里，商人钱虽最多，地位却是最低的，故绝不沾“铜臭”。如此，翁景和一死，翁家那下世的光景就显出来了，连大丰洋布店的招牌都让给了原本是布店经理的“通家之好”许春荣。上海滩上人，从前叫它翁大丰，现在叫它许大丰了。
许大丰冉冉升起，翁运高江河日下，到翁运高的长子翁传洙（1872-1961）时，家族的盛衰完全就维系在这个公子哥儿手里。这位翁传洙原本也是个极聪明之人，不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是从不知道什么叫治家理财过日子的。17岁那年，父亲才50岁，突然一病而亡，而他自己年方17，正是需有严父管教的年龄，却可以无法无天地行事。他学琴棋书画，但样样不精通，他买了一艘洋式小火轮，倒居然无师自通了。他是那么样的大方，驾着火轮在上海滩黄浦江头游玩，玩够了一挥手就送给了朋友。尽管分家时他得了20万两银子和一家上海滩的店铺，但一年几千两银子的收入，也还是禁不起他如此的折腾啊。
身逢末世的翁文灏（1889-1972），偏偏在这样的年代里出世了。在祖宅的枕山居里，他6岁开始发蒙，年方7岁，家中遭大不幸，与父亲同龄的母亲余宝珠（1872-1895）自尽，年方23岁。
翁文灏的外婆家，原本也属旅沪的“宁波帮”，翁、余二家有三代通好的历史，故儿女亲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余宝珠生了一对儿女，也算是安居乐业。谁知翁传洙为人花心，在城里又养了一个外室，这让年轻的余宝珠十分绝望。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余宝珠扔下一双小儿女，自弃于世。翁文灏幼小心灵，亲眼目睹这一人间惨象，在他一生中，从此烙下深深的创伤。晚年他曾有《感母》一诗，记录了他幼小心灵的冲击：七龄死母最堪怜，卧倒尘埃血泪溅。
看世难容悲自苦，望儿无靠恨长悬。
祸不单行，慈母前脚刚去，劫贼后脚跟进。翁文灏8岁那年，竟然有亡命之徒冲进枕山居入室抢劫，全家人不得不避难江北引仙桥，而后又迁至天封寺的三角地。
如此说来，翁文灏真正在石塘镇度过的岁月，童年时期也就是八年。但这八年或许甚至会超过某些人的八十年。因何而言？试想，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在八岁之前亲眼看到家庭破裂在眼前，母亲自杀在眼前，又有几个人亲历强盗的入室抢劫。人说小孩子似乎是没有命运的，但翁文灏的悲剧命运，从童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年少的他充分体会到一个封建大家族从盛极转衰的无奈和沧桑，这几乎就决定了翁文灏一生的走向和基调，因此，翁文灏的故居，是一个至关重要之地。
我走出翁家故居，走向村口，村口给我们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中国村落中常见的大树，而是一座正在修复的古庙。大门紧闭，一打听，是座清代就有的石塘古庙。想到这座古庙一定曾经留下儿童时期的小翁文灏的身影笑声，不禁意上心头，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真是心诚则灵，庙旁竟然还有虚掩的边门，进去方才发现，是座修建一新的庙宇，庙里供着的则是石塘的地方之神，原来却是唐时鄮县令王元瑋。
我们知道，在中国泱泱两千年封建王朝中，曾出现过众多优秀的清官能吏，光是在鄞州一地，就有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册。因此上，同为王姓的王元瑋就在国史上排不上号了。然而一方百姓自有一方百姓心中的丰碑，鄞州的百姓之所以把这块丰碑树给了王元瑋，正是因为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建造了它山堰。
它山堰位于鄞江镇西南，樟溪集山区七百里之水迤东而来。魏岘在他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说：“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酾泄出海，泻卤之水冲接入溪，来则沟浍皆盈，去则河港俱涸。”当时的鄞州还叫鄮县，县治设置在光溪，也就是今天的鄞江镇，县令王元瑋为了改变治内“田不可稼，人渴于饮”的局面，主持兴建了它山堰水利工程。作为阻咸引淡的渠首工程，它山堰建成后，江河终于始得分流，樟溪也因此“涝得七分入江，三分入溪，以泄暴流，旱则七分入溪，三分入江，有供灌溉（《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后来的人，称王元瑋的这一功绩“功俟鬼神”。为此，石塘的百姓们为他建造了此庙。
相传庙前的这条石塘河，实乃一条神龙经过之地，神龙欲奔东海，却又舍不得离开江河，一路奔去，一路回头，竟然回了九次，每回一次，留下一个滩头。而这个石塘村，正是它回头的地方。
庙宇很新，楹联也尚未挂满，有一条联撰得很有情怀：有目登高桥莫论春秋冬夏，是风入石塘不分南北东西。
我在重修此石塘庙的碑记中了解了这座庙的修庙过程，原来该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座落在石塘山月塘湾处，光绪34年重修，确定每年十月初十为神诞。这位神正是王元瑋，因王元瑋造福百姓，故当地百姓造庙为他祭祀。
每个幼小的心灵，都会有他愿意追随的成人世界的榜样或楷模吧，我想，这位唐代的王县令或许正是翁文灏童年时代第一个崇拜对象。翁文灏以一代大学者的身份，最后同意从政，甚至当到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行政院长之位，不能不说是与他童年时代接受的事功思想有着深切关系的。
翁文灏离开故乡，来到了不远的宁波城中，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他一生中影响非常重大的人物。一个是他的继母叶秀芬（1872-1932），后来的人们都称乎她为二师母。叶秀芬出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礼，视翁文灏如同己出，也为翁文灏以后的人生之路做出了很大的铺垫。另一个是比他大8岁的表哥大才子李思浩（1881-1969）。表哥十分器重这位小表弟，对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点帮助，效果惊人。1902年，鄞县开童子试，翁文灏一炮打响，成为13岁的小秀才。可惜第二年到杭州去考举人时就不行了，那一年，李思浩高中，翁文灏落第。
家中诸人张罗着翁文灏再考，翁文灏心却已不在此。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多少孔乙已从此走上绝路一条，少年翁文灏全无此念。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15岁的小大人此时已奉父母大人之命，和同县的比他大二岁的林韵秋小姐结成连理。1906年，他心无旁鹜地考上了上海震旦学院。临行前，17岁的翁文灏登上了家门前的天封塔。
天封塔，就在今天的海曙区大沙泥街。因为是公元695年至696年间建造的，正是唐武后“天册万岁”和“万岁登封”之际，所以命名为“天封”。
天封塔为我国江南特有典型的仿宋阁楼式砖木结构塔，具有宋塔玲珑精巧、古朴庄重之特点，是古代明州港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港城的重要标志。唐以来，明州港崛起并成为中国著名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外国使节、留学生与商旅由明州港入口岸，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直达京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升教授讲到法国人在中国的贸易行为时，在《中国出口贸易实地考察》中描述到：“中国最美的宁波城……具有大量的历史古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名为敕封塔（即天封塔）……在塔壁上发现了法国三帆阿尔克梅纳号上多名海员题画的名字，该船曾于前一年访问过宁波。”因此，天封塔是历史的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
翁文灏是个小个子，身高不过一米六零，可是他一口气会当临绝顶，放眼宁波城，江流滔滔，海波在前。正是在此故乡的高塔之上，翁文灏下了发出了这样感怀：我虽少年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心。
17岁的少年就已经立下了“须扶衰弱佐中心”的远大志向，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他是有经世致用情怀的，因此一遇机会，他便脱颖而出，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