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路遥知马力啊，他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一颗多么非凡的灵魂。这正是一颗有着信仰支撑的灵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正是他们这样的人。翁文灏以后能够以学者入政，正是因为他有着这样的情怀和精神，以及由此而百炼成钢的卓越能力。
临危受命，仿佛这就是翁文灏的命运，而现在，仅仅是刚刚拉开了序幕。这一段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很难再现的辉煌，就是这样，在一步一步的考察途中慢慢写就。
都说中国地大物博，究竟博在哪里，当时谁也拿不出一个数据，谁也铺不开一张地图，首先填补这项空白的，正是丁文江和翁文灏。中国的第一张着色地质图，就是在翁文灏手里完成的。以实地调查为宗，室内研究为辅，这是地质调查所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地质调查所的同事还记得，翁文灏甚至希望“所有搞地质的人都要下矿井看一看”。在他的主持下，地址调查员们背着经纬仪和无线电收报机，一点点测绘地质图。那是怎么样地拓荒者的意义啊。要知道，他们必须走遍中国大地，才能够画出这样的地图。而经费少到何种地步，几乎令人瞠目结舌。翁文灏不得不把差旅费减到每人每天5元。他的团队里，同事们出差时可谓各显其招，有人像阿凡提一般骑一头小毛驴走遍天下，有人连小毛驴也雇不起，便用独轮车取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地质调查所完成了中国最早按国际分幅从事正规区测填图工作。
而作为地质学家的翁文灏，他的科学生涯，多半是在路上。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这个来自浙江的小个子经常手足并用，爬过那从没有路的路。他在野外考察时，不是步行，就是骑毛驴。在人烟稀少的矿区考察，随身背的柳条包里还总带着凿子和矿石当时的知识分子。担斧入山，披荆斩棘！这八个字似乎成为了他一生的座右铭。他不但要担负起开路的职责，连开路的工具也得自己来承担。许多人埋头于书斋做学问，而翁文灏却把在大地上奔走丈量当成地质科学研究者的本分。就这样，他和同时代的一批先行者，将这一传统深深植入当时的中国科学界。
正是在这样的艰辛中，翁文灏和丁文江领导全所，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调查，为实业发展寻找到了矿产能源。其时，恰逢农商部总长张謇提倡“棉铁政策”，与翁文灏的思想不谋而合。1919年，翁文灏写成巨著《中国矿产志略》，这是他在国内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中国当时最全面的矿产资源报告。而翁文灏对中国地震学的开拓性贡献，亦随之而同时跟上。
母亲，2008年我们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地震灾害，触目惊心的劫难和拔地而起的爱心交织在我们的心中。您可知晓，九十年前的中国，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大灾难。这场天崩地裂的人间惨剧就发生在旧中国的上世纪20年代。
1920年12月16日19时，甘肃发生8.5级特大地震，死亡者达二十万人。当时的北洋政府派身在北京的翁文灏带队前往灾区。旧中国的交通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您我都是可以想见的，临危受命的翁文灏一路上忧心似焚，日夜兼程，千难万险，饥寒交迫，翁文灏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到达震区后，他已经病得不能走路了。别人要他先把病养好了再说，他反问：“我千辛万苦地从北平赶来甘肃，难道是为养病吗？”
就这样，坐着骡车，拖着带病的身体，饥一顿，饱一顿，坚持实地调查，小个子的江南人翁文灏终于在大西北完成了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返京后写出了《甘肃地震》等一系列论文，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到现在看来还是十分合理的中国地震的分布图。正是这次现场考察，使翁文灏把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从矿床学转向从未涉足的地震学。接着，翁文灏画出了中国第一张《中国地震区分布图》，写出了论文《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在布鲁塞尔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宣读，获得广泛好评，他本人也被当选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
也正是出于对地震学的研究，翁文灏开始考虑建立地震观察台，这一愿望，在大律师林行规先生的支持下得以实现，地点就在今天的京西鹫峰山。1930年，中国自建的第一个现代地震台就此成立，名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而两名青年亦因中国地震的研究关系，进入了翁文灏的团队，一名叫李善邦，另一名便是翁文灏的堂弟翁文波（1912-1995）。翁文波比堂哥整整小了13岁，颇有长兄如父之感。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由导师叶企荪推荐去了鹫峰地震台。几十年之后，他为中国地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为后话。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章鸿钊出任首任会长，翁文灏、李四光当选为副会长，当年8月，便开始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大会。与此同时，翁文灏着手兴建、扩充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和陈列馆。
在他的主持下，1933年，《中华民国新地图》于8月正式出版。
真令人不可思议，翁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海边，而翁文灏关注地恰恰是崇山峻岭，苍茫的云海，连绵的山峦，他竟然给了小个子的江南人翁文灏如此之大的科研空间。192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提出《中国东部中生代之造山运动》论文。
在此之前，国外根据欧洲地质学家的考察结论，普遍认为造山运动时期有三：一为加里多尼安运动，一为海西宁运动，一为阿尔帕安运动。翁文灏对中国东部造山运动进行观察，得出结论，认为归之于海西宁期则太早，归之于阿尔帕安期则迟，故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命名为“燕山运动”。
“燕山运动”，多么美丽的名字，象诗一样令人遐想，却又严谨得尤如岩石，一经问世，立刻受到与会各国地质学家的极大重视。“燕山运动”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并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地质特征。这个理论，是翁文灏对世界造山运动研究的一大贡献。
两年以后，翁文灏以国家首席代表资格，出席在万隆召开的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提出“中国之拉拉米特造山运动”。
1929年，他发表了《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揭示了中国人口过多而耕地不足的矛盾。翁文灏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注意人地关系并且大声疾呼的学者，惜哉，直到几十年之后，这一问题酿成后患，才被人注意。
而早在1925年，翁文灏就发表了《中国山考学》，他被公认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3月，翁文灏与竺可桢等人倡议组织的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宣告成立，他被无可争议地当选为首任会长。
大师的标志之一，便是必出高徒。翁文灏的诸多高徒之中，有一位今日名扬四海，他便是与中国猿人结下不解之缘的裴文中。
真的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与翁文灏之间的关系了。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本是由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步达生写信给翁文灏建议的，他还提出了愿意提供财力和人力的建议。而正是翁文灏，在提出了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学界尊严的情况、并得到全部满足的承诺之后，于1927年，亲笔签定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研究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协议书》。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斐文中才受命于翁文灏，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1927年接近年底之时，因为几无所获，众人皆散，工地清冷，北国雪飘，是撤还是继续，已经是个迫在眉梢的问题。翁文灏的个性此时又体现了出来。他坚持继续孤军奋战，而他忠实的弟子也不折不扣地坚持了他们共同的坚持。当年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终于挖掘出了山顶洞人头盖骨。
此一无价国宝的出土，让斐文中欣喜若狂。他先是连夜写信给翁文灏，报告此一人类学上的巨大发现。想想还是太慢，连夜又发一电报：“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12月6日，斐文中亲自捧着头盖骨送往地质调查所。
啊！“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这是多么令人狂喜不已的诗行，还有什么比这十个字更能让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热血沸腾呢！翁文灏的激动绝不下于他的弟子，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他一直认为亚洲是人类最适合聚集的地方之一。此时他欣然提笔，撰写了《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那年，翁文灏自己正当华年，年富力强的38岁。
弹指悠悠百年，在纪念翁文灏百年诞辰之际，黄汲清先生著文说：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自始至终，从宏观上组织领导周口店的发掘、科研工作、调动老中青专家的积极性、团结不同国籍、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长期相处，密切合作，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并为同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功劳并不在步达生、杨钟键、裴文中之下！然而在一般群众看来，他只能算是一位无名英雄。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地质学会的特别年会在地质调查所举行，翁文灏向全体与会地质学同仁报告了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喜讯。地质调查所随之声名远扬，得到了各方面的援助，从此走上了事业上一个新起点。
母亲，我喜欢翁文灏这样类型的人，我喜欢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人，我讨厌天花乱堕的空空道人。这些年来，见多了巧舌如簧的客里空者，就更推崇翁文灏这样的真正的大学者。他的学问做得从不掉书袋，知行合一从来就是他的作派。1927年他听说哈尔滨有一个穆棱煤矿，坚持去看这个煤矿，由此认识了江浙同乡孙越崎。孙越崎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奠基者之一，更是他翁文灏一生的挚友，当时正出任穆棱煤矿的中方代理人。他接听电话，告知有个北京地质所的领导要到他的矿上来，电话线路和对话说话的人口齿都不清，孙越崎听说有一个“汪汪汪”要到矿上来，没想到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翁文灏。孙越崎真是喜不自禁，连忙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孙越崎新娶的妻子王仪孟是大家小姐，不会做菜，幸好家里养了几只鸡，求人杀了一只煮了才算有了菜。然后，孙越崎又替翁文灏雇了一头毛驴，翁文灏跨上驴，高高兴兴地往山那边走去。他用了两天时间，在旷野中实地考察回来，还背了不少矿石标本。之后，翁文灏又为孙越崎的著书《吉林穆棱煤矿记实》写了序言。
母亲，您见过这样的科学家吗？一头毛驴就能让他高高兴兴一个人在山上考察两天，翁文灏有一颗多么忠厚纯洁的君子之心啊！
由于翁文灏对于中国地质学的卓越贡献，他于1922年和1937年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均被推举为大会副主席，并先后被选举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会员、德国哈勒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澳大利亚采矿冶金学会会员等荣誉职位。须知，包括翁文灏在内，有200年历史的伦敦地质学会，至今也只有过三位中国会员（此处要查核一下）。
人们惊异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地质学大师黄汲清先生则说：“地质调查所的成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科学事业中，确是一颗明珠，是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