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学双兼的事功学派
现在，翁文灏来到了他的人生中途，1930年，翁文灏的专著《锥指集》出版，四十不惑，前半生研究成果，可用辉煌二字形容。他人生的又一个阶段，悄悄地似乎是不动声色的转轨开始了。
一年之后，翁文灏受命，暂行代理清华大学校务。这是在两位好友陈布雷、钱昌照的一再敦请下出山的，翁文灏自己开出的条件是半年为限。代理校务期间，他一概不曾享受校长待遇，却在这承上启下的接骨眼上做了两件有深远影响的事情：一是创造条件，让一个家境清贫的学生进校读书，这就是三十年后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又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另一件事情是慧眼识英雄，推荐梅贻琦聘任清华大学校长；正是在梅贻琦手里，清华跻身进入了世界名校。
1931年12月3日，不折不扣的半年之后，翁文灏半年任期已满，当即向当局提出辞呈告别。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中国的大好河山，已经快要放不下一张读书人的桌子了。
清华掌校虽为半年，对翁文灏一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因为正是在清华的半年之中，他得以有机会进入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化名人圈。翁文灏告别清华之际，这十来位北大、清华的教授决定办一个杂志，起名为《独立周刊》。
在《独立周刊》上翁文灏发表的文章，已经显现出今后的政治主张。他说：讲到政治，我对于各种深奥的主义从未用心研究，各种特别的制度也不十分明白，当然只好老实的守愚暗的态度，请学生们不必问我。我只相信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或采取什么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政者正也。
瞧，他就是那么低调，好象真的不懂政治，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可最后却来了一句：政者正也。他对政治的全部认识，就都在这四个字里面了。而前面那一句：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正是他后半生对政治的态度。大科学家的话就是那么朴素，又是那么一以贯之。
翁文灏对南京政府的政治态度也非常明确，他反对拆台，主张补台，因为在他看来，拆来拆去，政府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倒霉的到头来永远还是老百姓。他的这一立场，无疑是当局希望看到的，他被纳入蒋介石的视野，应该说就此便开始了。
中青年时代的大学者翁文灏埋头建设，并不关心当时的武人政治，但政治却在这国难当头的历史时刻，分外地关心起翁文灏来。当书生意气独立评论之际，武人也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政治活动，一个蒋介石亲自掌控的高层智囊团——国防设计委员正在筹划当中，它的策划者正是翁文灏的朋友钱昌照。在草拟这个委员会的名单之际，翁文灏是首选人物。而蒋介石最看中的，亦正是他的宁波大同乡翁文灏。
翁文灏与蒋介石，一文一武，翁在鄞州，蒋在奉化，两县比邻，虽同为宁波人，但从无交往。1932年夏天，蒋介石数电邀翁文灏上庐山策问，说要用三天时间听翁文灏讲学理。从蒋介石而言，这的确是难得的躬虚前席之态；而对翁文灏而言，这的确又是让他颇生士遇知已之感的人生遭遇。
尽管如此，翁文灏作为一介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传统中国儒生的感激涕零。翁文灏是最讲建设的人，趁此机会进言老蒋，举国上下，不论政界异同，当此国难之际，都要团结，不要内战。而蒋介石此时正在对共产党进行反围剿，在这个问题上，他岂会听从翁文灏的一介书生之言。
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眼选中了翁文灏，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国士，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建设，亦是一个总理型的人才。因此，他向翁提出了一个建议：由蒋自己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由翁文灏出任秘书长。
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使当时的翁文灏大为吃惊：一个主持发现了周口店头盖骨的翁文灏，一个画出中国第一张地质图的翁文灏，竟然当了蒋委员长的秘书长。这之间的跨度，也实在是太大了。
由一位中国当时顶尖级的大科学家、大学者来出任位置如此之高、责任如此之重、事务如此之庞大的国之要位，也足见蒋介石的用人之道。可以说，当年的翁文灏给蒋介石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正是那种让蒋介石最欣赏的以朴拙坚毅的精神，勤劳刻苦的功夫，从学问和经验中艰难磨炼出来的人。想来翁文灏绝非单纯书生，他的治国理念一定是建立在蒋介石以为可操作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宁波老乡最初的相会看样子比较成功，彼此亦较为认可，翁文灏对蒋介石亦已经留下较好的印象。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突然从天上掉下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实现自己的经国抱负，翁文灏已经动心了。但他又不愿意离开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之本，因此提出，自己留在北京遥控，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坐阵。蒋介石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翁文灏的人生就此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就象坐了火箭似地一下子就被发射到了中国政坛的天空，不过两个月，他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又过一个月，他就出任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可是，这样一步登天，平步青云，让一直筚路蓝缕的翁文灏实在是不能接受，他决定赶到南京去辞推教育部长。恰在此时，他的继母猝然而亡，翁文灏以“丁忧”之名通电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同意了，但秘书长一职他还是应承了下来。
我们可以从翁文灏的知已和朋友们对他的从政态度中，看出他们对他能够从政的欣慰心情，他们无疑是把翁文灏作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的代表性人物来认可的。翁文灏的好朋友胡适1932年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有关翁文灏的：“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他老人家指出中华民国的改造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统一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国军人联合通电奉还政权（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容纳”（《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76页）。
按照胡适对翁文灏玩笑般的政治设计，到1948年，翁文灏就当上总统了，再过20年是1968年，当了20年总统的翁文灏已经完成了对中华民国的初期阶段性改造。胡适的这一梦想虽然口吻调侃，但此调侃却是深深寄托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真诚希望的。
翁文灏属于实业救国派的知识分子，他既然担任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便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就在他担任秘书长的第二年，孙越崎留学从国外回来。虽然在穆棱一别，至今已5年了，但是翁文灏对他在穆棱煤矿所表现的卓越才能和实干精神记忆犹新。他立刻把这个难得的人才推荐给国防设计委员会。孙越崎听后连连推辞说：南京我不去，那是个当官的地方，我是去做什么？
翁文灏解释说：我不是让你去做官，我自己都不肯做官。我是只肯做教授和所长，不肯做官的，所以你放心。我是要你去找石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石油，怎么在世界上自立呢？又怎么能够外抗敌侮呢？
孙越崎刚从欧美回来，深知石油对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多么重要，找石油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他答应了翁文灏的要求，从此做了翁文灏最有力的助手。
命运啊命运，翁文灏并非一个戏剧化的秀场人物，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戏剧化了。1934年元月，翁文灏在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地质调查所做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中国石油地质问题》，然后便赶往浙江长兴，了解长兴地下有否石油。谁知车过武康，出了车祸，翁文灏严重受伤。这时，翁文灏的好朋友、也是宁波老乡、被称之为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正在浙江省担任教育厅厅长，听闻此讯，火速派人星夜把翁文灏接到杭州，他的好友丁文江亦赶往杭州。蒋介石紧急下令，一定要救活翁文灏，同时又派宋子文到杭州专门抢救，还从北平、上海请了三名专家来杭会诊。翁文灏数次死里逃生，大报小报追踪报道，这个如沙漠骆驼般工作的书生一时被抄得如当红明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受到中国一号人物严重关注的知识分子，其生死攸关之际每日被人放到报上爆炒的情景，想不遭人非议，难上加难。
为了廓清大众的误解，丁文江专门写了一文《我所知道的翁咏霓》，并说：青年的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反证。
翁文灏整整昏迷了一个月，终于苏醒复原，在家人陪同下返回北平。车祸一周年之后，翁文灏写了一诗《追记京杭公路之行》：艰难崖石落深陂，振作方能判险夷。
海不扬波赖障护，途多坦荡仗良规。
救时誓作终身志，拼死愿回旧国危。
自古和平凭奋斗，决心用力莫迟疑。
后来的人们评说翁文灏时，说翁文灏之所以入蒋介石之阁，正是因为蒋对翁有救命之恩。这当然是不全面的，但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有谁会不感谢救命恩人呢？有谁逃得过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呢？哪怕是翁文灏这样的理性而智慧的大学者。
死里逃生的翁文灏此后的功绩，在中华民国的建设史上实谓可圈可点。1934年8月，蒋介石再点他的名，让他二上庐山，命他出任在河南焦作中英联合开发的中福煤矿公司整理专员，要他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大型煤矿在短短两年中整理出新。
蒋介石这一举措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1934年7月，英国中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专程从伦敦来到中国，在英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登上庐山去见蒋介石，恳请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中福公司，对中福公开进行彻底整顿。吴德罗夫为了表示诚意，甚至提出“自愿放弃特权，对整理矿务不加干涉。”他们的要求，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当时他正想借助英美的势力来牵制日本，英大使的请求恰好给了他一个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的机会。蒋介石马上答应下来，下令中福公司由国防设计委员会煤业部主抓，而首先想到的挂帅之人，正是翁文灏。
翁文灏也由此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真正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翁文灏受命于危难之中，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此次行动如果失败便当自请辞职，开出的条件则是请派孙越崎为中福煤矿总工程师，在他不在矿上的时候，由孙越崎代理整理专员。
翁文灏果然大有王安石作风，他一到煤矿就召开了高中级职员会议，宣布解散原来的公司董事部，停止总经理、协理和中原公司董、监各员的职权和待遇，对原来聘请的那些什么“参议”、“咨议”、“顾问”等一律裁汰，停发薪水。
这番开场白话刚一落地，在座的中高级人员全被震住了，顿时就对小个子的翁文灏肃然起敬。中福董事会得以恢复、并还政于中福公司股东，董事们一定要聘孙越崎为中福公司总经理，推翁文灏为董事长，其实他们俩人都没有一文钱的股票。
翁文灏另外一个举措也足以让在座中国人陡生志气，那就是明确了中方和外方在公司里的关系：由中方主持全公司的业务。翁文灏的第三个举措是稳定人心，以公司财产做抵押借了30万大洋，给职工发放拖欠已久的工资。
如此，翁文灏的治理能力立刻就显现了出来。其中万千苦辛，不为人道。两年之后的1936年，公司盈利即达170万元。中福公司的洋人原先看不起中国人，总顾问道格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半年后真诚地对翁文灏说：“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工程师，我可以回去了。”他果然就回去了。
中福公司的发展不但在国内引起了注意，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详细地报道了中福公司整理的情况，介绍了翁文灏和孙越崎治矿有方，特别赞扬了他们在防止贪污上做出的成绩，使中福煤矿的管理水平达到了以往从未达到的高度。这篇文章一发，出现了数十年所未有的现象，中福公司的股票在伦敦股票市场上大涨，创下历史新高。
六：受命于民族存亡的危难之秋
1935年，翁文灏46岁了，那一年他的人生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磨难。他最好的莫逆之交，知已丁文江突然去世了。而自己亦面临着再一次的人生抉择：蒋介石再次命他从政。
翁、蒋二人的政治生涯，非常奇特地与他们个人的命运转折发生着重大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1935年1月，没有爱国志士对汪精卫的突然暗杀行动，那么蒋介石也就不可能在此时取代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长。而他如果没有担当行政院长，那么也就不可能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对翁文灏说：日本内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随时面商。这一次，翁文灏坦然接受了秘书长之职，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再兼一段时间的地质调查所所长，将他看中的地质学家黄汲清扶上马再送一程。蒋介石当然答应了，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找到了最合适最得力的秘书长，亦是政府的最好的门面。故当时有友人陈毓华赋诗一首相赠：第一人居第一官，倚霄梧竹翥朝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