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大写的家国之书是红色的，那是席卷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激烈革命，有着鲜血般的颜色，由一批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坚定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在大地上写就。而在他们用鲜血浇灌的地方，今天，终于开出了理想之花。
一：十八年前的革命行
母亲，还记得十八年前我的那次在浙江大地上的壮行吗？因为撰写电视纪录片浙江共产党史的解说词，1991至1993年之间，我曾以“革命”为主题，走过了浙江的五十多个县市地区。那时候，您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正在整理烈士资料。记得那次出发前，我还在您的联系下，参观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在浙江诸多牺牲的共产党重要领袖人物中，我瞻仰了一位名叫卓兰芳的地下党省委书记的照片，这位被共产党内称之为“暴动专家”的早期中共党员，竟然是我外婆的娘家人——奉化松岙人，而我的外婆，恰恰就姓卓。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土地革命时期的浙江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那时候我就接触过卓兰芳的有关史料，还因此接触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家族——沙氏家族。土地革命时期，卓兰芳和沙氏兄弟有着极其密切的革命行动。正是出于这样一份特殊的情感关系，我对这位担任过浙江省地下党省委书记的卓兰芳多了一份更深了解的欲望。母亲，正是在那次的壮行之中，我第一次去了您的外婆家，奉化松岙。也正是在那一次，我寻访了卓兰芳的战友沙氏兄弟故里，我去了奉化的邻县鄞州塘溪沙村。沙村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了沙氏兄弟的革命往事，并深切认识到了沙氏兄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意义。回杭后，我写就了我平生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革命行》。
而今天，我要发给您的第三封信，正是在重访寻访沙氏家族的过程中完成的。为此，我又翻箱倒柜，找出了多年前发表在《江南》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我被我十八年前的寻觅再次感动了：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一年秋，中国南方杭州少雨多晴天高云淡，人民安居乐业。是时，娃哈哈食品公司尚未兼并杭州罐头厂；日趋破败然又不失繁华的狭长的老青年街更没有被拍卖的迹象；离杭城四十里处的农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的祖辈称之为乡与村的热土将摇身一变为宏福山庄，中国人民尚未象一年后的今天超常规跳跃式启动时，颇有南宋遗风的杭州人依赖天时地利，在“桂子月中落”和“天香云外飘”的西子湖畔流连忘返，悠哉徜徉，其中有我。虽然苏维埃联邦一眨眼不见了曾使我大吃一惊，但遥远的西伯利亚寒风毕竟吹不凉西子湖畔的暖意。世界各地都有枪声和血，1991年的中国南方没有，杭州人民很幸福。
那个上午我刚刚写完“无味之味至味也”，一个不经意的电话取走了我手中温香的茶杯。大学同学F参与了浙江党史（1919-1949年）电视专题片的拍摄，想让我为其撰稿。“可以啊”，我想，哈！浙江省能有什么了不起的革命！纯粹一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温柔富贵乡罢了。
孰料革命扑面而来，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挟我而走。本世纪初一代中国普罗米修士，经世纪末人们轻轻一唤，便从岁月的厚幔中呼之而出。浙江！浙江！思想者的摇篮，盗火者的故乡，叛逆者的天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革命先声的地方。中国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者为浙江义乌陈望道；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二分之一出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十九人，浙人占七；中国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发生在钱塘江南岸——萧山衙前；中国第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人，为浙江东阳邵飘萍；而第一个在1927年4﹒12政变中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浙江诸暨人汪寿华。
受文化与传统影响，浙江革命史呈现出特别复杂的格局和极为错综的关系。1927年初，一个名叫王任叔的奉化共产党人，还是他的同乡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蒋介石密谋背叛革命的电文正是他亲自译出后报告给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而此时，后来成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慈溪人陈布雷方踏入蒋家王朝的门槛。不久以后，曾经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的沈玄庐主持浙江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时，曾与他同在一幅画上吟诗作书的密友共产党人叶天底却在他所管辖的陆军监狱就义。当蒋介石的老师、老同盟会员、奉化人庄嵩甫暴跳如雷大骂国民党、于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时，曾经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国民党右派领袖、吴兴人戴季陶，却正在“举起你的左手打到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到共产党”呢。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别的区域的早期革命，很少有竟如浙江一般丰富多彩、瞬息万变，波澜起伏而又光怪陆离。有充分理由需要我们回过头去寻找一些东西，比如寻找二十世纪末已经被历史夜空包容的世纪初的理想主义星辰——那些以燃烧方式短暂炽热地划过时代长空的生命，由于他们中某些人的大默如雷，以至于人们以为他们已经消失在忘川之中。我还想说，世纪末对世纪初的追寻于我们个人命运的重要。我们这些由于风云变幻而不免陷入迷茫的灵魂，实际上太需要信仰的支撑。于是，我便背起行囊，随摄制组出发。历时经年，行程二万，踏遍浙江山水，遂成《革命行》。
……
燕赵多慷慨悲凉之士，越地有倾城倾国佳人。追溯佳人与国事的关系，春秋时自然是西施。本世纪初的革命，却当从一位石破天惊的女侠说起，“吾自庚子以来，已置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越中儿女，向有卧薪尝胆、复仇雪耻之士，大英雄比比皆是，剑与酒，是浙江革命史的文化背景。酒由鉴湖水酿，剑为欧冶子铸，均为女侠所钟爱。秋瑾好酒，一顿能饮五斤。某次在周恩来姑父王子余家欢饮，喝到兴起，竟一跃而坐桌上，滔滔不绝，四座男人俱惊。又作《宝刀歌》：“主人曾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在日本留学，宣传革命，上台演讲，未曾开口，先从靴筒里取出倭刀往讲台一插，说:“如有人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女侠就义前有绝命词，曰：“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贲，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愈，中原回首肠堪断。”读来惊心动魄，热血沸腾，当有剑酒相待。
酒是诗意的、浪漫的、叛逆的。若无剑来外化、来凝聚，来逼刺大黑暗，酒便成弥漫而消极的了。“五花鸟，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庚子以后的浙江知识分子，把酒持剑，再不甘于“借酒消愁愁更愁”了。
百年亡国恨，痛心自浙始。恩格斯曾说英国占领舟山的目的“在于侵入横贯中部的大江——扬子江，并沿着扬子江上驶直达离江口约有二百英里的南京”。如果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就把南京占了，今天的中国又会是怎样的格局？
1840年7月中国尚无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所以英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定海，知县姚怀祥乃戊寅科举人，虽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胸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亲登敌舰，口诛笔伐，斥责曰：“何故涉吾土？”但英国人不理你那个“之乎者也”的茬。“何故涉吾土？”你若不是地大物博，战略重镇我又何必涉尔土？7月6日英军杀进县城，知县姚怀祥与“吾土”共存亡，他呕血一升后，跳到了北郊普慈寺中梵宫池以身殉国。他手下又有一些典史、书记之类的书生也纷纷跳河的跳河，殉节的殉节。没有强大的国力，没有剑在手，在外族的凌辱侵略面前，中国的正直文人只有投河上吊以示节气的份。
三总兵——定海总兵葛云飞、处州总兵王锡朋、寿春总兵郑国鸿，正是在此后统兵三千渡海接收了舟山。从稍有近代史知识始，我便知晓了1841年9月鸦片战争中最壮怀激烈的反侵略定海保卫战：王锡朋左冲右杀、手刃数敌，终因寡不敌众，被炮弹打断一腿阵亡；郑国鸿随之亦中炮殉国。最壮烈的是葛云飞，浙江绍兴人氏，与敌肉搏，连毙数十人，左眼弹穿，右手骨碎，被敌劈面一刀，顿时鲜血淋漓，身受40多处创伤，坠崖身亡。
六天六夜的浴血苦战，竟等不来腐败的清政府增援一兵一弹。英勇的士兵们宁与敌人同归于尽亦不投降。高地上，旗手始终保持着中国将士宁死不屈的精神。他选一个最显著的位置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炮弹。他被击中倒下，另一个士兵赶紧取其位而代之，直到全部牺牲。
武士的利剑，就这样不得不同样握在东海之滨的文人手中了。一朝剑在手，思想先锋、革命先锋，舍我其谁。纵观浙江历史，自王充、自黄藜洲，自朱舜水，自龚自珍，直至当代，浙江从来就是思想的刀光剑影之地。剑是酒之魂，剑再也不满足在形而上学的思辨领域里战斗了。剑非以血祭酒，以示革命不可了。吴山越水之间，行者匆匆，弥天黑夜中奔走着复仇雪耻和排满革命理想溶于胸腔的独行侠。彼时，共产主义幽灵尚未在中华大地登陆，浙江大地便星散着众多以暗杀来实践革命的志士。“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皇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母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煌煌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英雄豪杰聚集湖山，歃血为盟，台州有伏虎会；严州有白布会；衢州有终南会；金华有龙华会；嵊县有乌带党；温州有私贩党。绍兴一个名叫陶成章的“浙江革命党魁”（周恩来评价）往来穿梭其间，组织革命。与此同时，他的同乡——天下第一革命大刺客徐锡麟，因枪击安徽巡抚恩铭而遭杀头剜心之刑。刑前端坐凳上，著其妻手缝官纱背心，双手合掌抵于胸前，做凤凰涅槃之状，怀悲欣交集之心，吐大义凛然之气。尝有人叙述其容颜说：“烈士身材短小精悍，广颡高颧，颌以下微削，貌不惊人而心雄万夫。”我想当是描绘平时的徐锡麟，而非就义时那使凡夫俗子一见而怵目惊心的容颜。史载烈士腿部受伤，审讯时盘膝坐地，滔滔不绝道：“我本革命党大首领……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斩了，全身砍碎了，均可。”
四座均被他一腔豪气震得张口结舌。
临刑前摄影，拍了一张，徐锡麟不满意，以为不带笑容，须再摄一张。他慨然笑谈：倡大义者，以色相示人，使后世当知有所从也。
四年之后，嵊县王金发、尹锐志姊妹及张佰歧以光复军敢死队旗号率先杀入杭州，以张佰歧为首功。
话说张佰歧，十七岁时抱打不平。打死两个恶少，逃案在外时加入光复会，立下了“大丈夫应以铁血光复国土”的决心。后被捕，以杀人罪判以极刑，解归故乡，“正法”途中遇救。1908年持一支手枪三粒子弹赴沪上暗杀上海道。其中两粒归敌，如不遂，一粒归自己，最后如愿毙敌，从此短枪匕首威震江河。再加上陈伯平、马宗汉等一千豪侠，如此细细算来，实在是可以为绍兴单写一部革命刺客列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