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溯家国与革命
沙村的银杏树，又多出了十八圈的年轮。重访革命故地，又会生出怎么样的感触？重读《革命行》，我依然为我自己当年的激情感动，我也深切地意识到十八年岁月的意义。
母亲，前往沙村之前，我特地去了一趟宁波的鼓楼，我怀着来自血缘的冲动，要从高处眺望浙东的锦绣家园。这大海的故乡，让我再一次领略到从宁波三江口吹来的那苍凉而又豪迈的海风。
千年弹指间，后人再登临，唐长庆元年（821年），一位名叫韩察的明州刺史，将州治从今天鄞州的小溪镇迁出，并以现在的宁波中山广场到鼓楼这一带为中心，建起官置，立木栅为城，又以那巨大的城砖石筑成了城墙，建起了子城。子城的南城门设有报时的刻漏和更鼓，日常击鼓报时，战时侦察瞭望，还负有保城池，抵外侮的使命。南城门，正是我此刻登临的鼓楼。
而明州这座散放着强烈的大海气息的蔚蓝色的港城，从此便有了州治和城市的标志。
从鼓楼往西南而眺，便是那素有“浙东邹鲁”之美誉的月湖。宋王朝的整体南迁，带来了月湖的文化盛世。千年文明，叹为观止。当此时，文人士大夫多会聚于此，他们退隐里居，读书讲学，世家宅第林立，书楼讲舍遍布，庙堂寺院众多，园林泉石独幽。明、清以降，月湖人文传统相继，名人辈出，书香袭人。
我站在鼓楼凭栏远眺，祥和热闹的中山花园旁，则是大默如雷的苍水街。张苍水(1620—1664)，这位明末浙东抗清名将、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毕生致力于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他四入长江、三下闽海、两遭飓风，不屈不挠地在海上孤军抗清达19年之久。因叛徒出卖，牺牲于杭州，行刑间遥望南山，一声赞叹，留下三个字——好山色！从此葬在杭州南屏山麓，与岳飞、于谦共享日月山河之辉。而他的故居，此刻就在我不远处的视线中、那因他光荣的名字而命名的街道上。
再一次正视前方，江北岸最高的建筑物，正是那幢具有典型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钟楼高达30米，由1872年的法国籍苏主教建造。百多年前信仰的传播者们有着与上帝那谦卑的子民完全相反的趾高气扬，自新江桥到老外滩码头一带水岸线和水面，都算作了教堂的产业。法国人还在这个天主教堂的三江口上设卡收费，中国人的船只在中国自己的水面上行驶还需要给外国人交钱。那个担任宁波主教的法国人赵保禄势大盖天，时人说：宁波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
近代以来，三江口的老外滩，则是浙江唯一现存的能反映中国近代港口文化的外滩。这百年家国的重要见证地，东临甬江，北接码头，座落在三江口北岸。清国初年，大英帝国曾屡屡觊觎宁波港口，用于鸦片交易的“飞箭船”出没其间海面。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1844年１月１日正式开埠，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宁波在中国版图上真正举世震惊举足轻重的历史，正是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中国近现代史开始的。
1860年之后，驻甬英、美、法三国领事订立协议，甬江北岸发展成英、法、美三国侨民居留区域。有多少事物两千年来闻所未闻，如今突然冒现在钟楼与鼓楼之间：领事馆、巡捕房、银行，洋行、码头，轮船公司、夜总会、饭庄、戏院……我眼前的这座标志性建筑，则正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母亲，此刻我面对三江口，重新审视沙氏兄弟家族的革命史，反躬自问，此番我的家国之旅，对沙氏兄弟的认识，和十八年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又会如何下笔呢？
今天再度面对沙氏兄弟，我以为，沙氏兄弟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们是在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背景下，经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醺陶和较为完整的西方现代人文与科学教育、同时又是在大时代思潮冲击下，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自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代表。我在感受着他们的革命往事时，不由得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十年革命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他们的革命生涯，充满着那种类似于古希腊悲剧审美意义的革命；而且，他们的革命，也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文化感的革命。
革命救国，是在中国有识之士“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求索之途上，选择的一条必经之路，而沙氏兄弟投入中国革命的文化背景究竟如何，正是今天的我比十八年前更热切希望梳理清楚的。
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对革命黄钟大吕般的歌唱，是从邹容的《革命军》开始的。邹容在《革命军》中一开头就给出了革命的定义：“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这里的“革命”，是天道进步和彻底变革，在政治上则意味中华共和国的建立。它体现在个人身上是一种全新的道德，对于全人类则呈现出民族平等与独立。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个百年，是人类历史上风云激荡的百年，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论述《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对身处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写到：“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沙氏兄弟正是具有非凡能力与勇气的革命之子，是那个革命的大时代中最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革命的，亦是文化的，母亲，我正是怀着对沙氏弟兄这样的认识，在冬日的寒风里，重访沙村。
沙村，在鄞州东南部的塘溪镇梅溪水库的东侧，三面环山，一边临水，依山势而建。
一路行来，早已没有十八年前的路途颠簸，东钱湖的山光水色，疏朗明丽，村而不野，沿着山路往前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沿山而筑的村庄，这便是著名的沙村。在梅溪水库建成之前，沙村村前有一条小溪叫梅溪，村民们世代以梅溪水作为饮用水，就是这条普通的溪水养育出了闻名中外的大科学家童第周，大昆虫学家周尧，以及革命的“沙氏五杰”。
据《沙氏家谱》记载，沙氏家族在南宋时由蜀迁移到宁波，已有800多年历史，沙村因村民多姓沙，故以沙村名之。
老山村看似普通，人也很少。从村口沿蜿蜒崎岖的小路拾阶而上，最高处呈北高南低的院落，便是沙氏故居。未到村居中心，先路过一幢楼房，二层楼一字排开，一看就是学校的制置。白墙上一溜的标语：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陪同我的村里人告诉说，这就是著名的沙村文求小学，是以烈士沙文求的名字命名的小学。沙村历来重教兴学成风，近代以来该村还出了二十几位教授。据粗略统计，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该村有六十余人考入大专院校。
再往前走几步路，便到了沙氏宗祠，这是我上回来时没有见到的。就是在这个宗祠里，成立了鄞州的第一个共产党的农村基层支部，沙文求担任了支部书记。1926年初，沙氏子弟沙文求奉党之命，回到故乡开展农运和建党活动，1926年4月，沙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沙文求在领导农会会员与恶霸和奸商开展斗争中，发展了五六名农会骨干入党。5月，中共宁波地委鄞县沙村支部建立，这是鄞州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由沙文求担任党支部书记。
我注意到挂在沙氏宗祠大门上的匾牌，“沙氏宗祠”这四个字，一看就是沙孟海的字体，果然旁边有落款为“孟海”。人们告诉我，沙孟海为沙氏宗族子弟，为宗祠题额时是不能写姓氏的。而他的兄弟们则在这所大门里引来了共产主义的幽灵，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就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了同样的血脉里。
十八年前去沙氏故居时，就被沙氏兄弟出生之地的气势震撼。这里地处梅岭山脉北麓，背倚青山，面临大溪，峰峦挺秀，溪流清洌。按理说这是一个小山村，沙家二楼是在被群山环抱之中的一处凹地上矗立的，是很容易产生逼仄感觉的地方。然而奇特的是，站在沙氏故居的天井里，只觉得天风浩荡，雄山振奋，天人交感，如此，山竟然产生海的感觉，唤人奋发有为，真不愧是英雄所居之地。
眼前看到的沙氏故居，和上一次我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沙氏故居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故居院墙以山石为基，青砖为墙。西墙的一侧有正门朝南而开，今天正门的门额上还保留着沙孟海书写的“沙文求烈士故居”匾额，门口嵌一块石牌，上写沙氏故居，定眼瞧，是鄞州人民政府所立。进门便是一幢二进四开砖木结构的旧式楼房，座北朝南，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平面布局由南而北第次升高。前面的一进原来有平屋，因白蚁侵蚀已经拆除改为天井，沙孟海亲书碑文嵌在围墙上，记述着平房改建的原委。
后进楼房是沙氏兄弟出生、居住、生活过的地方。故居共有二楼，楼下共有三间，堂屋正中间悬挂着一幅沙文求烈士的放大遗像。遗像下面的茶几上，放置着一尊沙文求塑像，出自沙氏宗弟沙耆之手。
中堂右侧的厢房为接待室，里面悬挂着沙耆亲手画的沙文求烈士油画像；廊柱上挂着沙孟海敬录的毛主席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士，敢于日月换青天”的楹联。还有市、区有关领导为故居所作的题字十余幅。中堂左侧的两厢房内设为陈列室，介绍了沙文求烈士的一生。橱窗内有沙文求烈士少年求学、工作时候的作业簿、笔记本；有他给兄弟以鼓励并自勉的亲笔信、书籍及农运起义时用过的工具、刀具等。
故居的楼上，东边一间陈列着沙文求烈士的遗孀王弥的遗像以及生平事迹介绍，还有一些旧式床、写字台、柜、橱等。西边的一间陈列着沙氏兄弟使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及家具十余件。二楼中间两间厢房陈列着大哥沙孟海、三弟沙文汉、四弟沙文威、五弟沙季同以及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的事迹，挂有沙文汉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橱窗里还陈列着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探望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的照片和沙文汉、陈修良选集以及他们读过的书籍等。
楼房后面有天井，天井紧挨后山，坡上竹影婆裟，繁花争艳，一株粗壮的银杏树高入云端，这是沙文求8岁那年亲手栽植的，如今已经干壮叶茂，苍翠葱茏。站在银杏树下，再一次想起了当年正在广州革命的老二沙文求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老大沙孟海写的信，信中道：“我们这次破家，实在是一个死沉沉的旧家庭之更新底纪元，使我们的兄弟脱离沉闷的家庭，而奔入社会的或历史的‘中流’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的意义上有重大价值，而且在诸兄弟生活的发展上也有长足的补助。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真是天助我也。”
多少年来，沙氏故居的许多印象已经模糊，但“出我幽谷，上我乔木”这八个字却深深印入我的心胸，成为我生活中的座右铭。
我登上山坡，来到银杏树下，好大的树干啊！1983年秋，沙孟海自十年浩劫中首次回到故居，沙老和随行的四弟史永特意以故居的银杏树为背景拍了照片。乡人告我，银杏年年发，白果年年生。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拿了一小包从银杏树下收获的白果要送给我，我欣然双手捧过。这是烈士种下的树产的果实。捧着它，就好象捧着烈士的生命。
故居为沙孟海（沙文若）、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沙氏五兄第出生、居住、工作过的地方。
沙氏五兄弟中的老大沙孟海是当代最为杰出的书苑宗师之一，曾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副主席、西冷印社社长等职，他积七十余年之功力，精心翰墨，造诣宏深，成就卓著，以雄浑刚健的书风，独步当今书坛；
老二沙文求烈士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在故居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反霸、反奸商斗争，从此点燃了鄞县、奉化两个地方的革命火种，给予反动派以沉重打击，1928年参加广州起义后牺牲，时年24岁；
老三沙文汉同志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长期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起义、第二舰队起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1949年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1964年含冤而死。
老四沙文威是沙氏兄弟中最早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利用沙孟海先生的掩护为党做了许多有贡献的情报工作，是李克农、潘汉年手下的谍海干才；
老五沙季同从小受其哥哥革命思想之熏陶，自幼就在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被康生陷害，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