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有句俗话，说某人“不吃粥饭”，意思就是这个人竟然不懂寻常道理。可见粥和饭是苏州人一日三餐的主食。
相传清高宗弘历认为苏州经济繁荣、市民富庶，误会苏州人是一日五餐，《清稗类钞·饮食类》记道：“高宗南巡，回銮后，曾语侍臣曰：‘吴俗奢侈，一日之中，乃至食饭五次，其他可知。’盖谓江苏也。其实上达天听者，传之过甚耳。如苏、常二郡，早餐为粥，晚餐以水入饭煮之，俗名泡饭，完全食饭者，仅午刻一餐耳。其他郡县，亦以早餐、午饭者为多。”
至晚近，苏州寻常人家，早餐仍以吃粥为主，从不吃饭，如不煮粥，则吃点心；中餐是正餐，都不吃粥；晚餐，苏州人说是“吃夜饭”，那是有饭有粥，中下之家，下午不烧饭，即以中餐所馀之饭，加水煮成泡饭，也称泡饭粥，米粒有韧劲，且有饭焦之香。粥则为米粥，色白汁稠，腻若凝脂。也有吃面的，《调鼎集·铺设戏席部》说：“每日饭食，三日中不妨略为变换，或面或粥，相间而进可也。”至于佐饭之菜，则“早饭素，午饭荤，晚饭素”，并注：“亦有早饭晚饭用粥者，似觉省菜。”这当然是就一般平民而言的。也有中餐晚餐之间吃一次点心的，有儿歌唱道：“道士先生，苦恼天尊。早晨吃粥，腌菜过顿。午时吃饭，酱油索粉。下昼点心，菜心馄饨。夜里夜饭，三样荤腥。肉？吃着，狗咬脚跟。”（《吴歌乙集》）
粥和饭虽最是平常，但要做得可口，似也不容易。李渔《闲情偶寄》卷五说：“粥饭二物，为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机彀，无人不晓，焉用越俎者强为致词？然有吃紧二语，巧妇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妨代为喝破，使姑传之媳，母传之女，以两言代千百言，亦简便利人之事也。先就粗者言之，饭之大病，在内生外熟，非烂即焦；粥之大病，在上清下淀，如糊如膏。此火候不均之故，惟最拙最笨者有之，稍能炊爨者必无是事。然亦有刚柔合道，燥湿得宜，而令人咀之嚼之，有粥饭之美形，无饮食之至味者，其病何在？曰，挹水无度，增减不常之为害也。其吃紧二语，则曰：‘粥水忌增，饭水忌减。’米用几何，则水用几何，宜有一定之度数。如医人用药，水一钟或钟半，煎至七分或八分，皆有定数。若以意为增减，则非药味不出，即药性不存，而服之无效矣。不善执爨者，用水不均，煮粥常患其少，煮饭常苦其多。多则逼而去之，少则增而入之，不知米之精液全在于水，逼去饭汤者，非去饭汤，去饭之清液也。精液去则饭为渣滓，食之尚有味乎？粥之既熟，水米成交，犹米之酿而为酒矣。虑其太厚而入之以水，非入水于粥也，犹入水于酒也。水入而酒成糟粕，其味尚可咀乎？故善主中馈者，挹水时必限以数，使其勺不能增，滴无可减，再加以火候调匀，则其为粥为饭，不求异而异乎人矣。”
凡煮粥饭，入锅之水分，炉灶之火候，固然重要，而稻米性质不同，水之多少，火之强弱，不能一律，此笠翁未尝提及也。《调鼎集·点心部》谈到饭的标准是“颗粒明分，入口软糯”，要诀有四：“一要米好，或香稻，或冬霜，或晚米，或观音秈，或桃花秈，春之极熟霉天，风摊播之，不使惹霉发；一要善淘，净米时不惜功夫，用手揉擦，使水从箩中淋出，竟成清水，无复米色；三是用火，先武后文，闷起得宜；一要相米放水，不多不少，燥湿得宜。往往见富贵人家，讲菜不讲饭，逐末忘本，真为可笑。”至于粥，也有要素：“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人云‘宁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
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谈到当时苏州人家的日常饮食时说：“我是江南人，自出世以来，脱离母乳，即以稻米为主食，一日三餐，或粥或饭，莫不藉此疗饥。但说到辅食，每日的点心，间食一切糕饼之类，都属于麦粉所制。尤其是面条，花样之多，无出其右，有荤面、煎面、冷面、阳春面（价最廉，当时每大碗仅制钱十文，以有阳春十月之语，美其名曰阳春面。今虽已成陈迹而价廉者仍有此称）、糊涂面（此家常食品，以青菜与面条煮得极烂，主妇每煮之以娱老人），种种色色，指不胜屈。更有一种习俗，家庭中如有一人诞辰，必全家吃面，好像以此为庆贺，名之曰寿面，也蔚然成为风气呢。其次则为馒头（又名包子），或甜或咸，或大或小，每多新制，屈出不穷。这都属于面食，恐数百种未能尽述吧。”又谈到当时吃的黄米和白米：“我自从脱离母乳以后，也和成人一般的吃粥吃饭了，直到如今，并无变迁之可言。但米谷亦有种种名质的不同。我在儿童时代所食的米，唤作黄米，黄米似与白米对待而言，作淡黄色，其实黄白原是一种，不过加工分类而已。因为我家祖代是米商，在苏州阊门外开一米行，太平天国之战烧了个精光大吉，不过我们的祖母，还知道一些米的名称。当时我们日常所食的，名曰‘厫心’，说是黄米中的高级者。要问黄米有什么佳处呢？也和苏州人的性质一样，柔和而容易消化，不似白米的有一种粳性（当时白米也没有现在好）。这不仅我家如此，凡苏城中上人家都是如此。只是工农力作的人，他们宁愿吃白米，以黄米不耐饥呀。当时的米价，最高的也不到制钱三千文一石。（当时用钱码所谓制钱，即外圆内方的铜钱，文人戏呼之为‘孔方兄’，每一千文，约合后来流行的银币一元。）数量亦以十进一，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为十合。那时买米重容量，今则计轻重，也是一个变迁呢。我们有一家十馀年老主顾的米店，在黄鹂坊桥吴趋坊巷，每次送米来，总是五斗之数。我笑说，这是陶渊明不肯折腰也。可是我家食指少，五斗米可吃两个月，足见当时的物价低廉了。除主食外，对于副食，我们经常购糯米一二升，磨之成粉（我家常有一小磨盘），可以制糕、制团、制种种家常食品，以之疗饥，更足以增进家庭趣味。再说苏州人吃黄米的风气，不到十九世纪之末，我大约十馀岁的时候也渐渐改变了，改吃了白米，始而觉得不惯，继而也渐同化了，因为别的地方都吃白米，何以你这里独异呢？”
由此可知，约在十九世纪末，苏州人吃黄米的情况逐渐变化了，家家都开始吃白米了。苏州人家除白米饭外，也经常做炒蛋饭、咸肉菜饭等，变化口味，并可省去佐饭之菜。
辛亥革命后，人力摇面机在苏州推广使用，生面业兴旺，人家经常以面条为主食。市上供应机制馄饨皮子后，人家也经常以馄饨作为主食。
包馄饨，苏州人称为裹馄饨。据说，裹馄饨也有讲究，因为一只只馄饨仿佛一只只元宝，当即将裹成之时，凡正面向里的，即能守财；正面向外的，便会失财，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家中裹馄饨，有纯肉心、虾肉心、菜肉心等，菜可用青菜、白菜，以荠菜肉馄饨最为美味。然而裹一次荠菜肉馄饨，贫苦人家也算是盛宴了，有童谣唱道：“阿大阿二挑野菜，阿三阿四裹馄饨，阿五阿六吃得饱腾腾，阿七阿八舔缸盆，阿九阿十呒没吃，打碎格只老缸盆。”僧多粥少，不可能人人裹腹，说来也是让人感慨的。
苏州人早餐，大凡吃粥吃面，或是吃点心，点心品类繁多，最实惠的是大饼油条，北方人称为烧饼油条，口味既有不同，形制也大相径庭，苏州的大饼油条都小巧精致，大饼一两一只，油条一两两根，夹着吃，或再来碗豆腐浆，就是一顿方便的早餐了。故而以前大饼油条店门前往往排着长队。大饼油条最具北味，大饼用发过酵的面擀成饼状，有咸甜之分，又有芝麻、葱油之别，刚出炉的大饼，外脆内软喷喷香，粗犷朴实；油条则在和好的面里掺入适量的苏打粉，擀成条形后略略转曲后放入油锅，迅速膨胀开来，捞出后入口又松又脆，油露露的。苏州人称油条为“油炸桧”，据说与秦桧有点关系，顾震涛《吴门表隐》附集说：“油炸桧，元郡人顾福七创始，然始于宋代，民恨秦桧，以面成其形，滚油炸之，令人咀嚼。”但周作人《谈油炸鬼》引范寅《越谚》说：“麻花，即油炸桧，迄今代远，恨磨业者省工无头脸，名此。”认为油炸秦桧仍是望文生义。不管如何，油条的历史实是很悠久了。两根油条，一只大饼，称为一副，也有只买油条的，拿回家去佐粥吃，蘸点虾子酱油或乳腐露，滋味另有不同。早餐吃的面食点心，除大饼、油条外，还有糕饼、馒头、油汆紧酵、生煎馒头、烧麦、春卷等；米食点心则有糕团、汤圆、汤团、粢饭糕、粢饭、米风糕、斗糕、藕粉圆子、赤豆糊糖粥、八宝饭、血糯米饭等。吴江盛泽人家早晨都买点心来吃，沈云《盛湖竹枝词》咏道：“户户眠迟早难起，清晨试检点心单。登春周氏汤团好，牢九胡皴亦可餐。”自注：“镇人率不朝餐，购熟食食之，名曰点心。登春桥汤团，数百年老店。牢九即今包子。胡皴，饼饵名，见宋人诗注。”
关于苏州人家的日常三餐，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介绍说：
“虽说家常餐，也大分阶级制度，阶级密密层层，我姑分为上、中、下三级。上级是上级人家，吃得精美是不必说了，还有一种以大家庭夸示于人的，如张公艺九世同居，史籍传为‘美德’。我有一家亲戚就是一个大家族，自祖及孙，共有十馀房，同居一大宅。家中厨子开饭，便要开十馀桌，两位西席师爷开两桌，老管家、门公，其他佣仆等，也要另开，每餐恐要二十桌呢。那些娇贵的少奶、小姐们，吃不惯大镬的饭，大锅的菜，她们另有小厨房，诸位读了《红楼梦》，便可以见到此种排场呀。”“中级最普通人家，无男厨子，亦有女佣精于烹调的，文言中往往称为厨娘。这些厨娘，并不弱于男厨，雇用一人，合家赞赏，此一例也。”“我把传统的家食情形说一遍，这也是大家本来所知道的。书本上往往酒食并称，家常饭是没有酒的，不比筵席餐总是酒以合欢。但也偶或有之，有些家长老先生们，每日要过醉乡生活，便不能不备有一壶酒，大概也在夜饭时行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是这种境界，至于晨餐午餐，却是少见的。餐时有一定坐位，长者居上座，少者处下座，家家如此，不必说了。从前家中吃饭从不用圆桌，亦不似西方人的用长桌，江南人称为‘八仙桌’，坐满一桌，适符八人，八口之家，最为适宜。讲到家常餐饭菜的分量吧，大概一桌有八人的，约须五六样菜；一桌有六人的，约须四五样菜；一桌有四人的，亦须三四样菜。但每菜必有汤，譬如六样菜肴，就是五菜一汤，以此类推，三样菜肴，亦是两菜一汤。我好饮汤，我对于餐事中的饮汤，却有些研究。在我们家常餐中。几乎无有一物不可煮汤，鸡、鸭、鱼、虾以及各种肉类、蔬菜类，应有尽有。这恐怕于物产的丰盈有关，江南本属水乡，而且在太湖流域，鱼类即多，洗手作羹，他乡恐无此鲜味呢。”
徐珂还将苏州、绍兴的一日三餐作了比较，《呻馀放言》说：“日常裹腹之三餐，越（山阴、会稽）人皆以饭，吴（长洲、元和、吴县）人则午饭而晨夕粥。以言肴，越人六七簋，率草具；吴人二三簋，率精馔。盖亦如清诗人之‘朱贪多、王爱好’也。由斯以言，越人体魄宜远胜吴人，乃适得其反，日三饭者，不及一饭二粥者之强。吴女之力田（长、元、吴三县之外亦然）、舁轿（游天平山者，恒乘之上山），世鲜知之，乃惟知其色美而靓饰，吴女冤矣。”
苏州大都是一日三餐，也有一日两餐的，包天笑回忆说：“就我家乡苏州而言，各业中颇有一日两餐的。据云，一为水木工人（修造房子的，都为苏州香山镇人），一为船家（雇用于人的），其他我所未知的职工尚不少。他们大概废止早餐，出外就做工或者沿途购取大饼、油条之类，塞住饥肠，到了午间十二点钟，正式吃饭，随后到晚上七点钟光景便是吃夜饭，吃过晚饭，便上床睡觉了。我虽不曾加以调查，大概农人也是如此，古人的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原来是这样的。为什么早睡呢？那时电灯未兴，火油未来，照明取给于食油，岂能浪费。”
这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州人家的饮食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