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军人而言，从普通士兵到统帅，胆量都是最难能可贵的品德，它就好像是真正的钢一样，使武器发出锋利的光芒。
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战争中胆量所占的地位非同一般。所以在战争中，不但要考虑到时间、空间和数量等问题，还必须考虑胆量所起的作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另一方时，他的胆量就会因为对方的怯懦而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胆量是一种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在哲学上，想要证明这一点也是轻而易举的。每当胆量大的人遇到胆小怯懦的人，就一定有可能获胜，原因是怯懦往往使人丧失镇静。除非遇到深思熟虑且谨慎小心的人，胆量才会处于劣势，因为谨慎完全有理由被看作是另外一种胆量，它与胆量可以相匹敌。不过，这种现象往往是很少见的。因为，绝大多数谨慎小心的人，也是胆小怯懦的人。
在军队中，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并不会阻碍到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之所以必须服从更高意志，完全以上级的意志为转移，根源在于其置身于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之中。在这里，胆量就好比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通过智力，以及深思熟虑的奇谋异策来衡量胆量的尺度，使胆量不至于陷入毫无目的和盲目的感情冲动的境地，因为地位越高，牵涉到自我牺牲的问题就越少，牵涉到其他人、甚至全体生死存亡的问题就越多。如果说控制士兵的是已成为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那么，控制指挥官的就一定是他的深思熟虑与自控力。单凭胆量的指挥官在行动中往往容易出错。但是，这种错误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应该与其他错误区别对待。相对而言，那些敢于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这就如同土壤是否肥沃，可以通过杂草是否茂盛来证明一样。即使是毫无目的的胆量，像蛮勇，也不能轻视它，从本质上说，它与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缺少了智力的支配与控制。胆量在什么时候会变成一种危害？只有当胆量违背原则，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但是，我们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把它看作是危害，其根本原因在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服从是至高无上的。
在战争中，当指挥官的见解一致时，因小心谨慎而失败比因大胆妄为而失败的事例要多得多，这一点读者肯定会认同我们的看法。
按理说，胆量常常源于合理的目的，所以会削弱胆量本身的价值，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当有了明确的作战方针，或者智力占上峰时，一切激情的挥发就会失去原本具有的威力。所以，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会变得越小，因为，虽然智力与理智并没有因为职位的上升而提高，但是他们仍然会受到来自外部的，诸如客观事物、情况、想法的频繁而沉重的压力，他们的个人见解越是缺乏，所受的压力就越重。法国有句谚语：“在第二位时大放异彩，上升到第一位时便会黯然失色”，在战争中，这句话所揭示的生活经验也同样适用，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历史上，那些被认为无所作为、优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勇敢和果断著称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必要性诱发了大胆的行动。必要性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是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当事人权衡了利弊得失不惜铤而走险，那么唯有他的果断是值得我们称道的，而果断有其自身的价值。为了表现骑手的本领，年轻人跃过了深沟，那可以称之为胆量，假如被一群土耳其士兵追杀而跃过了深沟，那就只是果断了。相反，行动的必要性并不迫切，那么必须考虑的情况就会很多，而胆量的作用就越不会受到必要性的影响。1756年，腓特烈大帝知道无法避免战争，而免遭灭亡的方法只有先发制人，所以必要性促使他发动了战争，但同时也具备了胆量，因为只有他才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平常人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只有统帅或最高指挥官考虑战略问题，但对战略而言，各级人员的胆量与武德一样，也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一支军队如果来自勇敢的民族，同时又注意培养勇敢的精神，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是那种缺乏武德的军队所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涉及到了军队的胆量问题。我们原本要说的是有关统帅的胆量，可是现在也无话可说了，因为我们之前已尽最大的努力阐明了胆量的特性。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在他的活动中智力、理解力与认识力就越起着主导作用，而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越发显得不重要。因此很少见到那些身居最高职位又具备胆量的，正因为如此，胆量在这些人身上就越值得称道。英雄的标志是具备超常才智做指导的胆量，当然，这种胆量所表现的不是去违背事物的性质与规律，而是表现在决策时对天才，也就是准确的判断，快捷而自然地做出较高肯定，并给予有力的支持。智力和认识力越是受到胆量的鼓舞，能够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也就越能开阔眼界，从而使结论更加正确。不过，请千万要记住，目的越大危险也就越大。一个平常人，我们暂且不谈胆小怕事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在没有危险和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某种事物的思考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可是，当危险和责任从四面八方涌来时，他就无法冷静地去全面观察问题，最伤脑筋的是他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在这方面帮上什么忙。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把一个人的胆量和能力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也就是说，胆量这种感情力量是成为杰出的统帅的必备条件。也许，随着一个人职位的提升，这种经过长期修炼而形成的感情力量会减少，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把这种感情力量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于是就会有更大的冒险精神，追求的境界也会更高。无论这种精神力量来自必要性，还是荣誉心，也不论是腓特烈的行动，或者是亚历山大的行动，从对批判的考察来讲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假如亚历山大的行动是因为大胆而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那样，腓特烈的行动就更多的是因为内在的必要性从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
接下来我们谈谈大胆的精神。
假如这个民族本来就具有大胆的精神，那么这个民族的军队肯定也具有大胆的精神；如果一支军队本来没有大胆的精神，如果能够有一个有胆量的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通过多次胜利的战争就能培养出这种大胆的精神。
在当今社会，要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那就只有通过战争，而且必须是依靠胆量而进行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民族克服懦弱和贪图安逸的不良倾向，从而长盛不衰。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强自立，就必须使它的民族性与战争锻炼不断地相互促进。
坚忍
也许读者会感到意外，我们并没有在这里提到一些有关角和线的问题，在这里看到的是每天都能在大街上遇到的普通人，而不是科学世界的公民；虽然如此，我们仍不打算在所研究的论题范围之外加任何一点数学的成分。
在战争中出现的许多事情与人们的想象都大相径庭，从远处看或是从近处看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它那么复杂。建筑师看着建筑物按照他的设计图逐渐建造起来时，他的心态是平静的；医生和建筑师相比，虽然会遇到更多的意外结果或是偶发现象，但他是很清楚自己所使用的手段的作用及用法的。然而在战争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使统帅受到冲击，例如情报的真假，由恐惧、大意和急躁而产生的错误，一些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恶意、真假责任感，懒惰或疲乏所引起的不服从行为，以及一些意想不到的偶发事件等等。总而言之，他处在各种各样的感受之中，这些感受除极少数是令人鼓舞的以外绝大多数是令人担忧的。长期的战争经验早已使他具备对具体现象迅速做出判断并想出对策的能力。勇敢的禀性和顽强的意志会使他以坚强的毅力抵御住这些感受。一旦让步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在实现自己的意图的过程中，就必须想方设法实现这个意图，用坚忍的精神来同这些感受相对抗。众所周知，在战争中，必须要经受住无数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能取得丰功伟绩。由于肉体和精神是最薄弱的往往容易使人屈服，所以只有具备并表现出被世世代代所赞颂的坚韧不拔的伟大意志力，才能使他达到成功的彼岸。
数量上的优势
不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数量上的优势是最普遍的制胜要素。现在，首先就其普遍性加以研究，在此我们作以下阐述。
战略制定战斗的时间、地点与兵力，这对战斗的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战术一旦投入战斗，其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战略战术。当然，战斗结果与战争目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目的作为一种手段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其实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包括最终目的，它们在每次战斗中的表现也是不相同的。关于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进行讨论，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不讨论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决定战斗时，至于那些对战斗产生影响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们，对于它们我们是不易掌握的。当战略在决定时间、地点与兵力时，可以采用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最后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它们作具体的研究，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
假如不谈军队的质量，不谈战斗的意义，不谈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那么就只有谈论战斗这一概念，即抽象的斗争了。在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不同以外，再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区分。
这样一来，作战双方的数量就非常重要，是首先决定双方胜负的因素。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我们只能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由此可见：在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制胜的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不够，它并不是取胜的最主要的因素；而且由于受到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影响，获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是，优势就其程度而言是不相同的，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或者三倍不等。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数量不断地增加，那么，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对于战斗的最终结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切有利的因素中，数量上的优势尤为重要。因此，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到战斗中。
不管投入到战斗当中的军队是否够用，在这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手段必须符合战略上的原则。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它不但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以及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是，为了使这个问题更加明确，我们不妨对欧洲的军事情况作进一步的考察。
欧洲各国的军队不论是在武器装备或者组织编制、技能等方面，彼此都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指挥才能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差别。想要在现代欧洲战史中找出像马拉松那样的战例是不可能的了。
在勒登腓特烈大帝用大约三万人打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这就是绝无仅有的，与比自己多一倍或更多的兵力优势战斗而取得胜利的战例。我们还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因为俄国人在当时几乎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并且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战例。在德累斯顿拿破仑曾用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当时对方投入的兵力比拿破仑的兵力多不到一倍；在科林，腓特烈大帝用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其结果失败了；拿破仑在殊死的莱比锡会战时，用十六万人抗击二十八万多人，同样也失败了。
因此，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是具有非凡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比自己多一倍兵力的敌军。假如在天平上我们看到具有一倍优势的兵力比最伟大的统帅的还要重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该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各种战斗，我们抛开其他方面的条件不管，只要兵力在数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甚至不需要超过一倍的量，一般而言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在有些隘口即使使用了比敌方多十倍的兵力也无法取得胜利，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战斗了。
因此，具有决定性的兵力优势，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能够在决定性地点上集中多少兵力，这要由军队的绝对数量和军队的艺术来决定。
我们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到战场上。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但是是很有必要的。
长久以来，军队的数量在大家眼中并不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现在特举如下事例来证明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的战史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有关军队数量的问题，只不过是捎带提到而已，并没有作为重点详细讨论。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作家是滕佩霍夫，虽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也曾一再谈到，只不过谈得很肤浅。
至于马森巴赫，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过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争，只是他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描写了许多，但对双方的兵力情况却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