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某些评论家认为军队对于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一旦超过了这个数量不但不能带来好处，反而会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人们之所以没有把所有能够利用的兵力都投入到战争中去，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兵力在数量上的优势会在整个战局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人们相信集中兵力非常重要，而且这一优势能够取得一切想取得的东西，那么，这种信念就一定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就一定会把尽可能多的兵力投入到战争中去，以便保证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地位，至少不让敌人在这方面占据优势。关于战争中的兵力的数量问题就谈到这里吧。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来规定的，这种规定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多数情况下，指挥战争的统帅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因为统帅或许是没有参加讨论应该投入多少兵力，或许是条件无法满足他把兵力扩充到足够多的程度。
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即使不能占据兵力数量的优势，也要巧妙地运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利用有利的条件造就相对的优势。
正因如此，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他们认为这似乎包括了正确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还有些人甚至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就应该在战略和战术上具备这种计算的本领。
无论在什么场合，空间与时间的计算都是最基本的。在战略上，它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但是它却不是最困难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如果我们客观地阅读战史，就一定会发现，这种因为计算上的错误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至少在战略上是不多见的。如果一个灵活而又果断的军事指挥家，带领一支军队快速迅猛地击败几个敌人这类情况，也要运用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来加以计算和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只会白费功夫在用词上纠缠不清罢了。为了使概念明确而有用，必须用准确恰当的名称来称呼各类事物。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对敌方的情况做出准确判断时，敢于在一段时间内用很少的兵力与对方保持一种相互对峙的冒险精神。他们最终获取胜利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一种急行军的毅力，有一种敢于突然袭击的胆量，还有一种伟人面临危险时所能表现出的冷静，这一切与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像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取得胜利之后，又乘势追击以反跳式用兵的方式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这种在防御战中通常被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式，确切地说，毕竟只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
为了获取相对的优势，也就是把优秀兵力巧妙地集中在决定性地点上，首先应该准确地选择决定性地点，在一开始时就使自己的军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其次还必须具备为了主要利益而能够牺牲次要利益的精神。在这方面，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就做得非常好。
我们认为经过上面所讨论的，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明白了。我们必须把数量上的优势看作是最基本的原则，不管在何地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数量优势。
但是，倘若因此就把军队数量的优势作为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就完全错误地领会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军队的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只要能尽最大努力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至于是否要去考虑兵力不足时应不应该作战，那就只能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
出敌不意
为了做到前一节所讲的尽量争取各方面的优势，那么就应该处处争取出敌不意。显然，所有行动都应该以出敌不意为基础，因为只有它才能获取胜利，否则要在决定性地点上获取优势那是无法想象的。
正因如此，出敌不意是争取优势的一种手段；另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还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成功的出敌不意会给敌人造成混乱，丧失斗志，这样就可以乘胜追击，使战果成倍地扩大，有许许多多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所讲的出敌不意不是狭义的--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广义的出敌不意，利用各种措施，尤其是采用调整兵力的方法达到出敌不意。在防御中可以采用出敌不意，在战术防御中出敌不意更为重要。
我们认为，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但是行动的性质与行动的条件是不相同的，所以，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固然也不相同。
这种不同是由于军队、统帅甚至政府的特点不同而产生。
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是秘密和迅速，这二者取决于政府和统帅所具有的巨大的魄力，以及军队的严肃性。软弱和松懈是绝对无法达到出敌不意的。虽然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去争取出敌不意，它不但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会达到一定效果的；但是，在战史中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却不算多，这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如果认为单靠出敌不意这一手段就可以获胜，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人们的头脑中，往往认为出敌不意常常能引人入胜，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出敌不意却是很难实现的。
在战术上，因为涉及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围较小，出敌不意往往就较容易实现。所以，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就越有机会出敌不意；而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出敌不意的机会就越少。
准备一场战争一般需要好几个月，把军队集中起来，迁移到某一地方，首先需要修造一些仓库，还需要部队大规模的行军，这一系列举动往往会被敌方发现。
所以，当一个国家想要出敌不意地进攻另一个国家，或者妄想将大量兵力出敌不意地转向另一个国家，这种战例非常少见。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中，战略方式主要以围攻为主，人们曾经想采取出敌不意的战术来围攻要塞，他们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成功的战例却很少。
相反，若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活动，采用出敌不意的战术取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抢在敌人前面到达战斗地点，或者抢先占领某一重要要塞、道路等，这往往并不困难。显而易见，这种出敌不意做起来虽然容易，但是效果很差；反之虽然做起来较难的，但是效果很好。如果有人相信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效果，比如赢得一次大的战斗，夺取一个重要的仓库，那么就说明他相信那些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根本找不到证明的事情，因为这种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取得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见的。因此可以证明，采用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就想收到大的效果是痴人说梦，是很困难的。
很显然，凡是从史例中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只注重评论家们那些华丽的词藻和自以为是的术语，而是应该注重事实本身。比如西里西亚那场战局，1761年7月22日那天，就发生了一件以出敌不意而闻名的事件。当腓特烈大帝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进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一步，以致奥军和俄军没有在西里西亚会师，因此，腓特烈大帝就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备战。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史学家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那么，就不难看出，其实7月22日这天的行动是没有道理的。如今，渴望知道真相的人们，怎能容忍那些违背事实的传说呢？
如果在战争过程中，想要采用出敌不意来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灵活机动、迅速地决定方案和进行强行军。在这方面，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是大家公认的天才的指挥家。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我们也能看到，即使他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也并没有总是取得预期的效果。在1760年7月，腓特烈大帝曾出敌不意地袭击了拉西将军，接着又转而袭击了德累斯顿，但实际上在整场战斗中他不但一无所获，反而把格拉次要塞丢失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813年，拿破仑曾经两次突然袭击布吕歇尔，但这两次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部队扑了一个空，不仅浪费时间与兵力，而且还使德累斯顿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因此，想要采取出敌不意的方式在战争中取得巨大的战果，单凭指挥官的胆实、魄力和果断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的条件。在此，我们并不想一味地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带来的巨大效果，只是认为效果与其他有利的外在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随时都存在的，指挥官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创造它。
有关这一点，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也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两个例子。1814年，布吕歇尔离开主力军团带领军队往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向它展开了一次非常著名的突袭，他们进行了两天的急行军，把布吕歇尔的军队击破，这完全是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倘若布吕歇尔预料到拿破仑会对他进行袭击，他就完全不会组织这次行动了。这次出敌不意的突袭所取得的战果，与布吕歇尔错误的判断是分不开的。当时拿破仑还不完全清楚对方的情况，因此，他的这次战斗虽然成功了，但掺杂着一种幸运偶然性。
1760年的利格尼茨会战，也同样是一次偶然性的战役。在这次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之后，他连夜就转移了，这次行动是劳东没有意料到的，以至于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名士兵。虽然腓特烈大帝经常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但是14日的夜间转移，却正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不喜欢14日占领的那个阵地，或许这只是搅乱敌人的一个计谋。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偶然性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巧遇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如果不是遇到那种复杂的地形，劳东进攻的结果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当然，在较高的或者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出现了一些采取出敌不意的战术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特别举出以下几个战例：一个是在1757年，大选帝侯在对抗瑞典人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那两次辉煌的进攻；一个是在1800年，拿破仑率部队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著名行动。1800年的这个战例中，军队投降后交出了整个地区；1757年的战例中，军队同样在投降后交出了整个战区。最后，我们还可以举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亚的战例，这也是一场出敌不意的战例。在上述例子中，都是取得了巨大的战果的。可是，这种状况也是同一个国家整体缺乏运动能力和坚韧毅力，并且没有做充分的战争准备而导致的。撇开这些因素，在战争史上是很少出现这种状况的。
下面再谈一下关于出敌不意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能够影响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影响并支配对方。假如为了出敌不意而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那么不但不能获取良好的效果，反而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至少敌人无需担心我们的这种措施，他能够吸取我们的教训找出防止不幸的对策。进攻比防御具有更多的积极性，因此，进攻者大都采用出敌不意，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它也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进攻者和防御者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作战方式，这时，就要看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能占据优势。
道理虽是这样，但在实际行动中并不是严格地遵守这一准则的，其原因并不复杂。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让坏事变好事，这样一来使得对方不能正常地发挥，这里不光是指对方的高级指挥官，还包括不同层次的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导致部队涣散，所以每个指挥官的个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
应该说，大多问题都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的比较。如果在整个精神方面占有优势，能降低对方士气，造成他们内部的慌乱和不知所措，那么这时采用出敌不意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本应该失败的战斗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诡诈
诡诈是以隐藏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直率背道而驰，即与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这就如同双关谐语与直接的表白相互对立一样。所以它与说服、收买、逼迫等手段并不相同，倒是与欺骗颇为相似，因为欺骗也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欺骗手段，但是从表面看来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它不同于一般所谓的欺骗。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骗之人在理智上犯错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他看不清事物的真相。由此说来，假如双关谐语是在思想与概念上互相变戏法的话，那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了。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战略这个名称似乎来源于诡诈一词，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希腊时代以来，尽管战争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可是战略这个名称似乎依然带有诡诈的性质。
如果承认战术是暴力行为的实施，而把战略当作一种指挥战斗的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因素之外，其他禀赋好像都不能像诡诈那样来指导和鼓舞战略行动了。上一节所讲的出敌不意就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因为不管哪一次的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作为基础的。
即使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在战争中双方的指挥官是如何在狡猾、机智和诡诈方面进行较量的，可是在战史中对这些内容的记录却很少，而且对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情况也很少加以说明。
很明显，产生上述情况的道理，与上一节所谈的大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