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天津考察到贪官污吏是怎样影响和阻碍中国抵御外侮的工作。当时，炮舰的官员实际上享有走私的专利权。一个海军青年军官告诉孙中山，他已经愤然辞去了职务。原因是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灰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购进火药来订约和付款的。
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激愤和不满中又来到北京，而京城“政治之龌龊”更甚于天津，“百倍于广州”。
1894年7月1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对从朝鲜返航的清舰“济远”、“广乙”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这一年正好是西太后六十寿辰。她从正月便开始准备盛典，根本不把对日作战放在心上，却命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孙中山、陆皓东考察到，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建彩坊、戏台、乐亭等共六十余处，花掉银钱无数，朝廷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孙中山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从考察当中，孙中山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的黑暗与腐败，更坚定了他要推翻满清朝廷的决心。他感到不能再延误时间，应该抓住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有利时机，迅速行动起来。
孙中山决定到檀香山去，在那里创立一个革命组织，“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然后回国发动起义。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游历了天津、北京等地后又回到上海。他请求郑观应的帮助，弄到了出国护照，从上海启航，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到达檀香山之后，孙中山开始着手组织革命党。他先往茂宜岛去见大哥孙眉，将自己的打算全都说给大哥听，并请求他的支持。
孙眉这时的思想已有了很大转变。他被孙中山的反清政治主张所折服，也被弟弟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当即表示支持孙中山，并准备拨家产变卖相助。
孙中山得到大哥的支持，精神更为振奋，他满怀豪情，在檀香山华侨中极力鼓吹革命。
檀香山是广东华侨集中的地方，华侨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雄厚。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香山县和香山附近各县，不少人与孙中山一家有同乡、戚属、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对孙中山甚是敬佩，纷纷响应他的宣传和主张。
正当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迅速进行的时候，日本分兵两路，大举进犯中国。11月7日攻占了大连。这天恰好是西太后的寿辰，她在皇极殿接受寿礼，大搞庆贺活动。到了22日，旅顺又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擢发难数。
消息传来，华侨们义愤填膺。孙中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游说，觉得成立革命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中山、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二十余人。
孙中山坐在桌子的中间，手里拿着事先拟好的《兴中会章程》。其他二十多人围着长桌坐着，一个个神情严肃，激动无比。
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将他们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接着便大声宣读《兴中会章程》：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会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余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腫，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限，奠我华夏？
这章程是孙中山草拟的，并已读过无数次。可是，当他面对他的同志宣读这一段文字时，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愤慨，他把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情厚意，与对满清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怒控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并通过他那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声音传达出来。
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他的激情、热望，他的语调、声音，深深打动了会场中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他们望着宽额隆准，脸圆口方，浓淡适中的眉毛下，双目炯炯有神的孙中山，不由得激情澎湃，热泪纵横。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提出了创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章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活。会议一致通过了《兴中会章程》。章程规定，本会干部由全体会员“公举”，“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体现了民主主义思想。章程规定，凡入会之人捐银五元，另设义捐，为武装革命筹备经费。
根据章程规定，会议选出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黄亮、李禄、李多马、邓荫南、林鉴泉等八人为值理，决定会址设在“华人消防所”二楼。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举行宣誓仪式。与会人员一起起立，每人把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跟着带读的李昌高声朗诵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神明鉴察。”
这一宣誓方式，是模仿了当时欧美各国和檀香山人们在法庭上作证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坚定会员入会的志向，使他们忠诚不渝。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兴中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比较正规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一百三十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英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二十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方面屡屡失败，先后失去众多城池，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催促孙中山回国，相机举事。
孙中山接到宋跃如的信，即作回国准备。他计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入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美元，远远不够举义的费用。因时机迫在眉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
这时，兴中会干事邓荫南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农场变卖了，把所得款项全部交给了孙中山，表现了投身国事义无返顾的崇高志向。
孙眉见孙中山为经费着急，毅然把农场的几百头牛，以六至七美元一头的低价出售，以此作为起义的献金。
这样一来，孙中山总共筹得了一万三千美元的经费。
189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与邓荫南等几位志士由檀香山出发，经日本抵达香港。
筹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动身回国前，与兴中会的同志商讨了起义地点。孙中山认为，选择起义地点必须考虑三个条件：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并因此提出“以广东为最善”的意见。兴中会采纳了这一提议，决定以广东为革命举义发祥地。
发动起义，必须要有大量的同志参加。于是，孙中山到了香港之后，立即召集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与他们讨论扩大兴中会事宜。他们决定分头行动，联络同志，筹建兴中会总会。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活动，他们租下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于1895年的2月21日举行。
成立大会通过了修订过的《兴中会章程》，修订后的章程比檀香山制订的章程有很大进步。它公开抨击清王朝“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造成全国“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另外，还制定出十条更具体更详细的章程项目，它们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列、杨鹤龄、黄咏襄、朱贵全、余育之等数十人参加了兴中会。
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谢缵泰等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也加入了兴中会。
成立大会之后，各人分头行动。陈少白赴上海找郑观应，谋求他的支持，并希望从上海找到一些同志，再回广州。
孙中山则同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分赴广州秘密串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朱淇、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等数百人陆续参加。
与此同时，孙中山仍借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向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共同谋划举事计划。
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则留在香港筹措经费、募兵、购运枪支。孙中山在扩大组织、联络同志的同时，还注意争取国际友人和外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就在孙中山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团体举办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的介绍，孙中山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在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孙中山认识梅屋后，即直接到照相馆去拜访梅屋。
梅屋见到孙中山，非常高兴，热情而又客气地对孙中山说：
“请照一张相吧。”照过相之后，孙中山并没有走的意思，就与梅屋亲切地交谈起来。
“康德黎老师对我说过，梅屋先生是爱中国、关心亚洲人前途的人。对此，我十分相信。”
“孙先生过奖了。关心亚洲前途是我们亚洲人的责任。”梅屋谦虚地说。
“但是，睡着的人太多了”，孙中山突然提出问题来，“怎么办呢？所以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只有醒过来才有用。睡着的虽然还不是整个中华民族，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实在太多了。”
孙中山缓了口气，又接着往下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根源完全在于满清朝廷的腐败政治。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来沦为白种人奴隶的命运就在等着我们。”
孙中山越说越激烈，他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梅屋。梅屋也不时插上一两句，提出一些问题。他们热情地交谈，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从谈话中，孙中山了解到梅屋有办法弄到武器，并可以把它隐藏起来，于是问道：
“梅屋先生，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梅屋先生，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的事业？”
梅屋踌躇了一会，随后爽快地说：
“感谢你！我很高兴，我的志向和你一样。你发动吧，我以资金帮助你，虽然不够，但我愿意多方寻求办法。这是日本人的仗义精神。”
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发誓，我要干，梅屋先生。”
“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于你的。”孙中山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于是，他从3月初开始，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对此，中川曾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原敬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
3月4日，中川写信给原敬。信中写道：本月1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当中川用问此起义的目的及方法时，孙文答：起义者乃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亦有哥老会等。但未说明其党员人数。只云，一旦举事，必四方响应，“统领”为康有为、吴君（原驻神户领事，号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中川又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孙文答：未及考虑。若能承诺前项武器要求，则立即四方募集党员。
到了4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中山要求武器援助的事。可日本政府有他自己的算盘，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又转而通过谢缵泰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和《士蔑西报》主笔邓肯联系，取得了这两家英文报纸的支持。
1895年4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不得不派李鸿章为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割让台湾、反对投降的斗争。
孙中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布置起义事项：他派郑士良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又派人联系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孙中山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同志，贮藏文件、武器；还在广州河南洲头嘴设计了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另外还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
兴中会决走将广州作为起义地点，还决定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决定邀请何启代表兴中会起草宣言。
但是，在如何攻占广州这个问题上，兴中会的干部却有分歧意见。一开始，孙中山提出了“外起内应”的战术。他以太平天国时代刘丽川动用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上海为例，认为攻占广州的人，贵精不贵多。他说，今日的广州自不能与昔日危如累卵的上海相比，但如果有敢死队员百人，攻克广州的事也就可以成功。因为城中重要衙署，仅是都统、总督、巡抚、水提几处。这些地区虽然有武装警备，但防卫松懈。起义时，只要以五人为一队，配备机械炸弹，由府署攻入官眷住房，制服长官，使全城群龙无首，无发号施令的人。同时派人预伏城中重要街道，倘城外清兵闻变入援，即以阻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死上前。必要时候，更可以将横街小巷房屋炸塌，使援军通行不便。这样，以五人一队进攻衙署，二三十人埋伏要道抵御援军，二三十人占领西门、归德门两处城楼，再以一二十人围攻旗界。任务完成后，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
兴中会的其他同志认为人少力薄，过于冒险，建议将“外起内应”的战术改为“分道攻城”。约定时日，各地会党、绿林、民团，分顺德、香山、北江、潮汕、西江，香港几路，会集羊城，同时举事。
孙中山经过深思，打消了自己的设想，服从众人的意见。可是，起义的几千人马，突然驻扎广州城，不仅驻地难找，而且难保不招致防营缉捕的怀疑。如果稍有不慎，秘密泄漏，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又开始讨论起来。经过讨论，兴中会决定利用重阳节作掩护发动起义。重阳节是粤俗扫墓的日子，无论什么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时来往的人多，参加起义的人混杂在人群中进城，就不易被人注意了。于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就把起义的时间定在1895年10月26日，即农历九月初九。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起义工作进展得顺利而迅速，声势颇为壮观，筹备的事项也很周密。孙中山认为这时应召开一次会议，公举一位会长来领导广州起义。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