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在5月9日接受了这个条约。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愤怒斥责袁世凯及其走狗的卖国罪行。
为此，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发表了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的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和复辟帝制阴谋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当1915年初袁世凯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时，孙中山便命令胡汉民前往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前往南洋筹款，并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0月，中华革命党派王皖峰、王明山在上海刺杀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的汽车行至外白渡上，他们扔出炸弹，将郑汝成当场炸死。
12月初，又发动了上海肇和军舰起义，被袁世凯的心腹用重兵镇压。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中华革命党发动的反袁斗争，没有遏止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相反，袁世凯在镇压了反袁暴动和爱国运动后，用国家民族的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支持，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发布命令，承认帝制。13日，举行典礼，接受百官朝贺，准备于新年元旦正式即皇帝位。
12月13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早晨8点多钟，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各部头目和各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员，还有社会上的名流、绅士，以及各国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员，都聚集在中南海居仁堂门外，等候传进大厅朝贺。
9时许，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喜形于色、神气十足地高声宣布：
“洪宪皇帝登基，百官朝贺典礼开始！”参加今天这个“旷世盛典”的文武百官都是早晨才接到通知，便慌慌忙忙赶来的。就要朝贺了，众人还不知该行何种礼仪，是三鞠躬的新礼，还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谁都吃不准。
居仁堂大厅里，上首摆设龙案龙座，绣缎帷垫，一片金黄。龙座两旁均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世凯的几个卫士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没有坐上龙椅，只是站在龙椅旁，左手扶着龙椅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朝贺者点头致意。奇怪的是，袁世凯今天没有穿上赶制的龙衣，也没有戴皇冠，只穿着海陆军大元帅戎装，连那顶叠羽的元帅礼帽也没戴，就这么秃着肥大的脑袋。
文官武将事前暗暗约定了行三鞠躬礼，礼毕即退出大厅。轮到身穿褂袍的满族及蒙古族王公、绅士上殿朝贺时，这些人纷纷下跪，行大礼，结果下跪姿势不一，叩首也很不整齐，大殿上恰似一群大花公鸡在啄米，此起波落，有的还当场摘帽，得意洋洋地甩出一条盘藏在头顶几年的大辫子，真是无奇不有，丑态百出。到各国公使朝贺时，袁世凯赶忙讨好卖乖地堆起笑脸，不停地朝洋人们点头致谢，一副奴才相。
朝贺礼毕，文武百官、名流、绅士、王公贵族们，冒着凛冽的北风，一个个站在居仁堂外，等候洪宪皇帝封赠颁诰。哪知礼毕后，大厅上空荡荡的，连万岁爷的影子都不见了。在堂外久候的文武百官和袁家的亲信，感到大失所望，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原来，今天一大早，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干儿子段兰贵就捧着皇帝衣冠来到袁世凯的卧房，请他更衣，谁知几位机要秘书接二连三地送来各地报告革命军暴乱的急电，还有一份是孙中山在东京发表的《讨袁宣言》，吓得袁世凯临时决定不穿龙服，改着大元帅礼眼，礼帽也忘了戴，就战战兢兢地走进居仁堂，龙椅也不敢坐，身在殿上，心又悬挂着那份《讨袁宣言》，封赠颁诰的事也因吓忘得一干二净。
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称帝的消息，怒不可遏，他立即在东京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彻夜未眠，伏案疾书，愤怒地写下了《讨袁宣言》。妻子宋庆龄一边译成英文，一边打字。次日，天边刚吐鱼白，这篇讨袁檄文就由日本朋友向全世界发布了：
……今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百姓无安宁了；解散国会，国家无正论了；滥用公款，谋杀人才，使国家陷于危险地位；假民党狱，陷害无辜良民。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袁世凯当日读到这份讨伐他的宣言，又气又急又怕，一边吹胡子瞪眼，一边擂桌案跺地板。他令人发出密电，限时间，增赏银，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
1916年元旦，是袁世凯宣布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的第一天。称帝以来的十几天时间，袁世凯过得并不舒坦，各地反袁的呼声日益高涨，皇帝的宝座能否坐稳还很难说。
这时，孙中山正针锋相对，密电指示国内各路中华革命军准备起事，于是很快就爆发了讨袁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袁世凯公然称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反袁爱国力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早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讨袁工作，其中云南的发动工作颇有成效。云南的军政骨干，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富于革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民主共和意识，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嫉恶如仇，早就在酝酿着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于1915年夏受孙中山的委派，由日本回到云南，秘密从事反袁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员，为云南护国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
吕志伊在对云南的状况进行分析后，向孙中山汇报，打算首先争取云南的实力派人物唐继尧将军，希望他对讨袁义举能积极支持，如果他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可以拥护他作为云南讨袁的领袖。孙中山对此表示赞成。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罪恶勾当也十分痛恨，他感到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讨袁旗帜，便派人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孙中山能“登高一呼，使各地都响应”，还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都义愤填膺，誓不与袁贼共视息”。唐继尧还表示，一切机宜，随时等候孙中山的指示。于是，孙中山指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从香港赶到昆明，酝酿起兵。这时，推倒袁世凯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蔡锷。武昌起义时他曾在云南积极响应，担任云南都督，现在也下了打倒袁世凯的决心。袁世凯对这位年轻有为的蔡锷将军既赏识又害怕，想了很多办法收买蔡锷，许以高官厚禄，蔡锷不为所动。袁世凯称帝前，将蔡锷请到北京，表面上是商量国事，实际上是将他软禁，怕他回去闹事，蔡锷则借治病的名义，秘密地摆脱了袁世凯在北京对他的严密监视，巧妙地化装后跑出居所，到了日本。在日本，蔡锷又写了许多假信给袁世凯的亲信，报告他游览和养病的情况，使袁世凯觉得他确实在日本。然后，蔡锷悄悄地回到了他的根据地云南。
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后的十多天，在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的支持下，蔡锷宣告云南独立，成立了护国军。大家献血为盟，刺破手指，沥血于酒坛内。誓词是：
“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明神必殛。”
宣誓完毕，各人饮血酒一杯，然后焚化誓词，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三声。
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钩、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第一军的讨伐路线是出四川入武汉，当时朱德同志就是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第二军讨伐路线是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到武汉，与蔡锷的第一军会师，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的第三军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
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了讨袁檄文。整个昆明市沸腾起来了，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手举旗帜，参加游行。人们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报名参军的人十分踊跃，十天内征召新兵达五六千人。1916年1月16日，护国军兴师出发，昆明市群众情绪极其热烈，商家门面，重要街道都悬挂横幅，市区主要路口都搭起了彩棚，自发涌出家门的老百姓含着眼泪欢送护国军出征。海外华侨听闻云南举起了讨袁的旗帜，也以实际行动支援。南洋侨胞在此之前已经汇款七十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元。美洲华侨和澳洲的华侨也纷纷来电认捐，总数在二百万元左右。
国内群众和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大长了护国军的志气，官兵们士气旺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袁世凯一看阵势不妙，急忙调兵遣将，派三个师的兵力取道重庆进驻沪州，另派两个师进入贵州，又电令川军的部队加强川南一带的防守，同时派部队由广东进入云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战争的烈火。
护国军中，有很多军官原先就是革命党人，四十八名将领中就有二十七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奉孙中山为领袖，在创造共和国的斗争中曾经浴血沙场。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这些将领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
护国军在川南一带与袁世凯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在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又得到贵州都督五万元军饷的支援，3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聂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云南宣布独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开始发动了武装斗争。孙中山先后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程潜在湖南，于右任在陕西，石青阳在四川，夏之麒、毛福全在江西，陈其美在江苏组织起讨袁的队伍，在各省部分地区迅速打开了局面。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袁的高潮，除云南外，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他的心腹亲信也开始分裂。先是黎元洪请求辞去副总统职，迁去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要求撤销武义亲王的爵称。徐世昌也请辞国务卿职，迁出了官邸。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护国战争正在进行中，袁世凯手下的五名将军准备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在云南等省宣布独立以后，一度十分热衷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独立。
在举国上下的讨袁声中，袁世凯自知大势不好，于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仍然保持总统的地位。但此时全国反袁呼声不断高涨，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江苏的一个社会团体在声明中说：“袁世凯已经构成谋叛之罪，丧失了总统资格，要等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
在这样的形势下，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张继、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乘坐“近江丸”轮启程回国，5月1日抵达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强调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同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表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血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那些类似袁世凯之流的野心家提出了警告。
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并没有收敛自己的罪恶行为，他与他的爪牙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怀有刻骨的仇恨。5月18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陈其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寓所里会客，不幸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殉难。孙中山闻耗，亲至现场抚尸痛哭，悲愤欲绝。黄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爱国志士闻讯后也都失声痛哭，一致愤怒声讨袁世凯的血腥罪恶。
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军能够协同作战，孙中山在上海向各省的讨袁军致电，要求各方面互相配合，协同一致，声讨国贼。并给正在日本的黄兴写信，详细述说了国内的情况，委托他筹款购买军械，希望黄兴到上海来，共同商量大事。
云南等八省将军的先后宣布独立，对袁世凯是个很大的刺激，等于是给他当头一棒。尤其是四川陈宦和湖南汤芗铭这两人，一直受到袁世凯的宠信，他们竟也宣布独立，这简直如两把尖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加之孙中山由日本回国，袁世凯更觉得自己的未日可能真的要来临了。他渐感头重脚轻，不能自主，病倒在新华宫。洪宪皇帝的美梦成了泡影，原先打算好的太子继位的戏当然更无法再演下去，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此时，北洋军内部围绕袁世凯转的已经为数很少了。他的心腹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另一名亲信冯国璋也在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声气，其他的亲信和将军们也都各有各的打算，脚踏两只船。袁世凯在一片讨袁声中，已经无力回天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情加重，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又是抽血又是打针，忙忙碌碌抢救，仍然无效，一命呜呼去了！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这个短命皇帝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终于在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和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首举护法旗帜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但是，天下依然没有太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然没有完成。古老的天安门前依然是尘土飞扬，人力车夫拉车慢吞吞地走着，大街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故宫里面，享受优厚待遇的末代皇帝依然接受百官的行礼。
街头，间或见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年轻大学生……中国的政局处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之中。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失去了袁世凯这个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都在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得力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的现象。北洋军阀系统中，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以冯国璋为首，东北的奉系则以张作霖为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把持北京政府，控制了皖、陕、鲁、浙、闽等省；直系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主要地盘有苏、赣、鄂三省，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东北的奉系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各省也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除南方六省外，各省的军阀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南方六省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各省，也由地方军阀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势力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这两个派系军阀都属于亲英、美的势力，滇系范围涉及云南、贵州，曾向四川扩张过，桂系则占据了两广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