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她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由于孙中山经常访问宋耀如，同宋庆龄也经常见面。通过一些谈话和日常的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庆龄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七岁那年夏天，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时间不长，但曾几次与宋耀如讨论反清革命的问题。
宋庆龄见到孙中山这一位不凡的来访者，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她听见孙中山说：
“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选择管辖我们自己的人，选择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
宋庆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听到这里，突然轻轻地应声说：
“我也要同你一样。”孙中山立刻对她说：“不错，庆龄，你当然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我。”宋庆龄小小年纪说出的这一句简单插话，使孙中山和宋耀如大吃一惊。
宋耀如早就觉得庆龄与她姐姐、妹妹以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不大注意吃穿打扮，而对周围的事情却具有超过她这个年龄阶段的机智和敏感。
打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孙中山更加尊重，逐渐发展成为对孙中山的爱戴和崇敬，并将孙中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她经常说：“我要向孙中山那样生活。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就忘记了一切，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但却担心着中国。”由此看来，宋庆龄后来与孙中山的结合，并走上革向道路，而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并不是偶然的。
往事历历，当宋耀如一家三人来到孙中山面前时，他倦意顿时消失，感到非常亲切，不禁喊出了宋庆龄幼年时的爱称：小罗莎。
“孙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的幼名了，我已经二十岁了，是个大人了。”宋庆龄微笑着说，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庆龄小姐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孙中山让坐后关心地问道。
“我是8月底到达横滨的，在美国已经大学毕业了。”宋庆龄回答。孙中山又向宋耀如问道：“最近肾病好点了吗？”
“好是好些了，只是坐久了不行。许久没来帮你处理英文信件了，最近一直很忙吧？”宋耀如看着孙中山消瘦的脸庞，说：“我打算让庆龄帮帮你的忙。”
原来，宋耀如夫妇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随同孙中山到了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资金，处理一些英文方面的事务。宋蔼龄在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正式担任他的英文秘书。
打那以后，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从9月16日到9月25日这十天时间里，宋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这样，宋庆龄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1914年3月，孙中山腹部疼痛，生活不便，宋庆龄坚持要和姐姐一道去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护理。5月以后，庆龄便单独前往孙中山住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9月，宋蔼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这时，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不多，宋霭龄一离开，工作明显紧张起来。
宋庆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对孙中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决心以自己的努力，为孙中山分忧。有一天，宋庆龄在处理好一批函电，整理好资料后，对孙中山说：
“孙先生，我考虑几天时间了，我想正式接替我姐姐的工作，给您当秘书。”
“你确实很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我却是个时刻和监狱、死神打交道的人，你很年轻，应该得到幸福。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是大总统了。像你这样毕业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不管是去大学任教，还是去企业任职，在美国或日本都是极受欢迎的。”孙中山婉言谢绝。
“您如果还是大总统，追随您的人一定很多，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宋庆龄固执地要求说，“正因为你现在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才愿意义无反顾地追随您革命！”
孙中山十分感动地说：“我知道您从小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可是，我现在身无分文，衣食不能自顾，连栖身之所也难以固定。如果还有什么值钱之物的话，那只有这颗脑袋，袁贼正用重金收买它！您跟我当秘书，会时刻伴随着饥饿、困苦，甚至生命危险！”
“孙先生，这些我都不怕！”宋庆龄坚定地说，“我愿随同先生革命，唤醒东亚睡狮。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先生，请答应我的要求吧！”
孙中山沉默不语。宋庆龄继续说：“我曾婉言劝我姐姐，希望她在您眼下最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不要离开您，可是她……”庆龄感情十分真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先生，您是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您的建国主张也是一定要付诸实施的。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我才来到您的身边，先生难道还不理解我吗？”
“庆龄！”孙中山激动得热泪盈眶，猛地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宋庆龄纤嫩、白皙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你！”
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更加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他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这时，由于孙中山长期奔波海外和分居，已与原夫人卢慕贞协议离了婚。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决心与孙中山结合。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的婚事回到上海征求家人的意见。其时她的父母已经因为身体不好而回国内多日。当宋庆龄提出要和孙中山结婚时，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认为这门亲事是极不合适的，双方年龄悬殊过大。宋耀如觉得自己与孙中山年龄同庚，又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现在要做他的岳父，简直是不可思议。姐姐和远在美国的妹妹得知此事，也大惊失色地表示反对，苦口婆心地劝宋庆龄改变主意。
平时温柔孝顺、极重姊妹感情的宋庆龄，不为亲人们的压力和意见所动摇，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勇敢地与孙中山结合了。
1915年10月25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先生的寓所里举行了一场不寻常的婚礼。客厅的正墙上悬挂着一幅新的耶稣浮雕。孙中山和宋庆龄胸前戴着大红绸花，并肩靠在一起，接受大家的祝贺。孙中山今天显得更加风度翩翩，英姿勃勃。端正俊秀的脸庞上，一双智慧有神的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他天庭开阔，挺直的笔梁下，两撇短须微微翘起。今天，他身着一套崭新的咖啡色西装，衬上紫红色领带，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东方美人，今天显得格外迷人。她没有穿时髦的结婚礼服，而是头戴一顶宽边花帽，身穿一件浅绿色的薄呢大衣，外罩一件精心编织的毛线衣，惊人的美丽之中又显露出沉静的气质。婚礼简单而又隆重。双方的亲属都没有人参加，只有中华革命党的少数负责人和日本朋友参加了这个朴素的婚礼。
和田瑞律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按照教会的程序和仪式，为这两位献身革命的中国人主持了严肃庄重的结婚礼仪。
“尊敬的先生，您愿意这位女士做您的妻子吗？”
“愿意！”
“尊敬的女士，您愿意这位先生做您的丈夫吗？”
“愿意！”
“愿上帝赐福你们，永远相爱，白头到老。阿门！”宣誓以后，和田瑞律师带领一对新人在耶稣像前虔诚地画着十字，接着又让他们在婚姻誓约书上签了字。当天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新宿区百人町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了茶点会。一直到暮色苍茫时分，他们才雇了一辆马车，来到青山原宿109号的新房。夜深了。在陈设简单的新房里，孙中山还在和宋庆龄娓娓而谈，说不完的情深意爱。忽然，孙中山走到书案前，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裹的精美首饰盒子，双手捧着，庄重地送到妻子面前：
“庆龄，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宋庆龄看见丈夫突然变得严肃的目光，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孙中山紧挨着妻子坐下来，低声说：“你打开看吧。”宋庆龄揭开红绸，打开盒子，只听她“啊”的一声，睁大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支簇新发亮的袖珍勃郎宁手枪。
“庆龄，没想到我会送你这么一件礼物吧。”孙中山把手搭在妻子肩上，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我们的生命会随时发生危险。你看，这支手枪配了二十发子弹，前面十九发是给敌人的，最后一发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的！”
“我懂了，亲爱的”，宋庆龄靠着丈夫结实的肩头，用英语轻声而坚定地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绝不会当敌人的俘虏！”
“也许，我不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说这些话”，孙中山脸上又浮现出和霭可亲的笑容，说，“可是，正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才选择了这件不寻常的礼物送给你。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只有这件礼物，才能表达我的肺腑之言和海一样深的爱情！”
宋庆龄听了，猛地站了起来，宣誓般地说：“先生，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一定学会打枪！”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的岁月证明，这桩婚事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袁尴凯称帝
当孙中山在日本逐步展开反袁斗争时，大野心家袁世凯正在国内步步紧逼地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为了实现其最终的帝制野心，他决定首先要使自己成为正式大总统。于是便在1913年10月导演出暴力胁迫国会选举的闹剧。袁世凯原来以为，他扑灭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的烈火，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向全国发出了追捕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人的通缉令，这么一来，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一定会吓破了胆，服服帖帖地选他当正式大总统。可是，他派出去探听消息和拉选票的爪牙回来一报告，使他大吃一惊，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众、参两院的绝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压根儿不投袁世凯的票，而且这些议员中的大部分人还不为金钱所动心，爪牙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上几张票。袁世凯这下子真慌了神。如果正式大总统选不上，他这张老脸往哪搁？
更重要的是他蓄谋已久的皇帝梦将难以实现。恼怒之中，他想马上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又感到不妥，因为总统尚未选举。没有国会的认可，总不能自封为正式大总统呀。
“你们可有妙计良策，嗯？”袁世凯召集手下人商议对策，向在座的人发问。
大家七言八语，有的建议再多花点钱运动运动国民党的议员，有的则认为时间来不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我看……”袁世凯急了，瞪起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嚷道，“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还是硬的好，干脆一点。”
袁世凯的干儿子段兰贵马上附和干爹的意见，低声说道：“来硬的好，我想让拱卫军出阵。”
“妙！”袁世凯一巴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得意地站起来说，“告诉弟兄们，事成之后都重重有赏。哈哈……”
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这一天早晨，几百名军警、侦探、兵痞等人穿上了从衣铺租来的便服，组成了所谓的公民团，直奔宣武门内国会街国会大门，另有一支便衣赶到国会后门。这两支队伍将国会团团围住，高喊：
“今天不选出大总统，不准散会，不准离开会场！”会场内，国民党议员和其它方面社团的议员又吵吵嚷嚷了一阵时间，才开始投票选举。唱票结果，袁世凯仅得半数票，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得票必须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才能当选。
这时已近中午，议员们想趁休息之时，到外面饭馆里吃点东西。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公民团的人挡住了：“进去，都给我进去！没选出大总统休想回家！哼！”
议员们一见这吵吵嚷嚷的阵势，特别是看到有的公民团成员便衣里面的军衣领子、袖口，知道今日事态严重，想溜走肯定不行了。
会场里乱了套，有的抗议，有的喝白开水，有的吃着早有准备的面包点心。
第二次选举，计票结果，袁世凯仅比第一次多了几张票，还是没通过。气得袁世凯在电话里骂娘。
这时，天气已晚，一些据理力争、要回家吃饭的国民党议员与国会大门口的公民团争吵起来。公民团成员凶相毕露，有少数几个人从腰间掏手枪，威胁说：“进去！乖乖地投了袁总统的票，就可以放你回家。”
晚上9点多钟，第三次投票。还没过一袋烟功夫，大会主席就宣布：
“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这时，许多国民党籍议员没等宣布散会，便一个个离开会场走了。
袁世凯就是这样登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0月10日，在以前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在天安门举行了阅兵典礼。接下来，袁世凯又视《临时约法》为障碍，于次年的5月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1912年的《临时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有外交、财政，军事、制定宪法、制定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并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年底，又槁了一个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人名则暗藏于一个坚实的石室里面。选举时，只要将名单取出唱和一下就算通过。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就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野心膨胀到这一步，袁世凯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皇帝，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日本趁机扩大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狼子野心，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谒见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说：“若开诚交涉，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遇事相助。”后来又对负责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说：“中国如想改国体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必将赞成。”说白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愿意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